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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司马光绝对是个牛人,名气大,火气足,吵起架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绝不让半分。政见不合,拂袖而去,不做大官,就去修长长的史,一问世就是经典,不让司马家的另一前辈司马迁。
而司马光家有一个老仆吕直,也很牛,有时比司马光还牛。司马光在洛阳时,建了一个园子,名曰“独乐园”。在园中修了一个地下室,作为书房,平时在里面读书。苏轼有诗咏园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人有名,园子也沾光,所以游客还真不少。园子由老仆负责收拾打扫,碰上阔客,会有赏钱。
司馬光平时埋头读书著述,偶尔出来散心,突然发现园子里多了一个亭子。问老仆怎么回事?老仆回答说,是我建的。司马光问,“钱哪儿来的?”“游客赏的,有一万钱呢?我那天拿给你,你不要。”“那你怎么不收着自己用?”“我要钱干嘛?相公做好人,我也要做好人。”
老仆有点憨,也有点直,跟司马光的脾气有点像,两人关系非常好。别人都顺着司马光,就他可以跟司马光发点脾气。觉得哪儿不对了,就直接批评,一点情面都不讲。司马光居洛期间,埋首著述,一般情况下不出去游玩,天天用功。一日,文彦博邀请司马光春游,司马光情却不得,跟着去了,一连玩了数十日才回来。回到独乐园,吕直看着司马光,长叹一口气,说道:大好春光,花木繁盛,相公一去就是几十日,耽误了这满园春色不说,连书也没有看一页,这不是糟蹋自己吗?司马光闻言,满脸通红,大不好意思,发誓不再外出游玩。此后,但凡有人来邀,即以园丁的话塞给他,挡驾。
独乐园地势高,比较干,但园子里却生了二十几棵灵芝,长得很好。有人问园丁,你用了什么法子浇灌,才令它们如此茂盛?园丁答道:“天生灵物,不假人力。”来人感慨,这可真是司马光的仆人啊。这个老仆人,原来一直称司马光为君实秀才的(司马光字君实),司马光官大了,他也没改口。苏轼看着感觉不对,就对老仆说,你应该叫君实相公。于是,改口。司马光一听,好生奇怪,说你怎么改口了?仆人回答,这是苏东坡学士教的。司马光叹曰:我好好一个仆人,被苏子瞻(苏轼字子瞻)教坏了。
司马光做过宰相。人说,宰相家奴七品官。有的时候,别说七品官,就是再大点,还真惹不起宰相家奴。
像吕直这样学着主人做好人的,还真不多见。显然,跟这人的秉性有关,但更跟主人有关。司马光无疑是一个清官,不该拿的,一文不取。清廉之名,远播辽邦。文彦博说,他派人入辽做探子,见辽主大宴,戏子演戏,也说司马光之清名。这样的清官,如果放在明清两代,就是海瑞、汤斌那样的穷措大,日子过得苦哈哈的,死了,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但在宋代,司马光却吃有鱼,出有车。官只要做得足够大,还可以修个私家园子。很明显,宋朝优待官员,来自体制的合法供给,就足以让官员过上值得夸耀的好日子。读书读好了做官,做了官,哪怕一个小官,便可衣食无忧。有道之辈,为官作宦,清廉自守,可以有物质基础,不会像海瑞、汤斌之流,整日破衣烂衫,失却了士大夫的脸面。
士大夫做好人,下人就有可能跟着。你不爱钱,我也不爱;你有尊严,我也讲究。士大夫的榜样作用,也就出来了。当然,即便士大夫有这个条件不贪,但也未必能做到人人不贪,同在宋朝,多吃多占者不少,贪污腐败者也不缺。高薪养廉,仅仅给有道德之辈提供了清廉的基础,但性贪者,由于缺乏监督,还是会贪。工资低了,贪,工资高了,还是贪。
而司马光家有一个老仆吕直,也很牛,有时比司马光还牛。司马光在洛阳时,建了一个园子,名曰“独乐园”。在园中修了一个地下室,作为书房,平时在里面读书。苏轼有诗咏园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人有名,园子也沾光,所以游客还真不少。园子由老仆负责收拾打扫,碰上阔客,会有赏钱。
司馬光平时埋头读书著述,偶尔出来散心,突然发现园子里多了一个亭子。问老仆怎么回事?老仆回答说,是我建的。司马光问,“钱哪儿来的?”“游客赏的,有一万钱呢?我那天拿给你,你不要。”“那你怎么不收着自己用?”“我要钱干嘛?相公做好人,我也要做好人。”
老仆有点憨,也有点直,跟司马光的脾气有点像,两人关系非常好。别人都顺着司马光,就他可以跟司马光发点脾气。觉得哪儿不对了,就直接批评,一点情面都不讲。司马光居洛期间,埋首著述,一般情况下不出去游玩,天天用功。一日,文彦博邀请司马光春游,司马光情却不得,跟着去了,一连玩了数十日才回来。回到独乐园,吕直看着司马光,长叹一口气,说道:大好春光,花木繁盛,相公一去就是几十日,耽误了这满园春色不说,连书也没有看一页,这不是糟蹋自己吗?司马光闻言,满脸通红,大不好意思,发誓不再外出游玩。此后,但凡有人来邀,即以园丁的话塞给他,挡驾。
独乐园地势高,比较干,但园子里却生了二十几棵灵芝,长得很好。有人问园丁,你用了什么法子浇灌,才令它们如此茂盛?园丁答道:“天生灵物,不假人力。”来人感慨,这可真是司马光的仆人啊。这个老仆人,原来一直称司马光为君实秀才的(司马光字君实),司马光官大了,他也没改口。苏轼看着感觉不对,就对老仆说,你应该叫君实相公。于是,改口。司马光一听,好生奇怪,说你怎么改口了?仆人回答,这是苏东坡学士教的。司马光叹曰:我好好一个仆人,被苏子瞻(苏轼字子瞻)教坏了。
司马光做过宰相。人说,宰相家奴七品官。有的时候,别说七品官,就是再大点,还真惹不起宰相家奴。
像吕直这样学着主人做好人的,还真不多见。显然,跟这人的秉性有关,但更跟主人有关。司马光无疑是一个清官,不该拿的,一文不取。清廉之名,远播辽邦。文彦博说,他派人入辽做探子,见辽主大宴,戏子演戏,也说司马光之清名。这样的清官,如果放在明清两代,就是海瑞、汤斌那样的穷措大,日子过得苦哈哈的,死了,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但在宋代,司马光却吃有鱼,出有车。官只要做得足够大,还可以修个私家园子。很明显,宋朝优待官员,来自体制的合法供给,就足以让官员过上值得夸耀的好日子。读书读好了做官,做了官,哪怕一个小官,便可衣食无忧。有道之辈,为官作宦,清廉自守,可以有物质基础,不会像海瑞、汤斌之流,整日破衣烂衫,失却了士大夫的脸面。
士大夫做好人,下人就有可能跟着。你不爱钱,我也不爱;你有尊严,我也讲究。士大夫的榜样作用,也就出来了。当然,即便士大夫有这个条件不贪,但也未必能做到人人不贪,同在宋朝,多吃多占者不少,贪污腐败者也不缺。高薪养廉,仅仅给有道德之辈提供了清廉的基础,但性贪者,由于缺乏监督,还是会贪。工资低了,贪,工资高了,还是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