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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歌
我把江苏男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南京的，一种不是南京的。所以二十年前我要经常出去开会的时候，眼前就会自动划分出两堆男作家，一堆南京男作家，一堆不是南京男作家。荆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是南京男作家，但他也不是苏州男作家，我最早听说他是他打了吴江文化局的领导，我真是佩服得一塌糊涂，我也一直想打我们常州的领导，但是我一直都不敢。所以开会的时候，我难免要多看他几眼，他又一直端了个专业相机拍来拍去，整个会场，只有他，满场飞，连大会自己的摄影师都得多看他几眼。每次他拍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得转过脸去，或者用头发把自己的半边脸全遮起来，他就转到另外一边去拍，孜孜不倦地，我只好白他一眼。他那里肯定有好多我翻白眼的照片，交情要好，他肯定是不会拿出来的。
二十年前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挺年轻的，没有人需要睡午觉。会议的中场休息，有人开始下棋，有人开始打点牌，我这样儿的，就靠在旁边看看，我也不是没下过场子，但是每次都会因为打得太坏了被轰走，实在是三缺一得狠，他们宁肯不打了，也不带我。荆歌好像什么都不会，或者什么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俩就站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我说荆歌啊，你的两个眼睛靠得太近了啊。他就说，你的两个眼睛分得倒挺开的嘛。我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生怕别人看出来我小，二十岁穿成四十岁，一出口都是你们年轻人。而且我还很暴躁，一个《雨花》的会，有一个人跟我说她叫周洁，要不她改名，要不我改名。我说反正我不改，要改你改。她就改成了叶弥。我跟其他的七零后作家也没有什么交集，1970就是1970，后什么后，就是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就是太讨厌开会了，天天开会，我还得开我自己单位的会，我后来调到常州市文联做专业作家了，他们还叫我出来开会，我就离开中国了。我的世界终于安静了。十五年以后，我回来写作，发现他们还在开会，酒桌上敬来敬去，还加上了睡午觉，我真的是失望透了。
所以我看到《苹果日报》上用了整幅报道了荆歌辞主席的事件，我就觉得他肯定也是烦开会。我就很高兴地去关心了一下他，他很生气地说，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是怎样的？他说根本就不是你关心的东西嘛，你对珠子瓶子都没有兴趣的，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他说我对他的那些好东西没有兴趣，我就想起来，我刚搬回来的时候去过一次苏州，他请我吃了好吃的，还带我去了叶放的园子，然后他拿出了他的那幅七零后美女作家图，要我在上面写点什么。我一看，上面已经有了好多老师的字，程永新的字，“给身体一条出路”。谢有顺的字，“美女无度”。宗仁发写了一堆，然后是苏童的字，“向他们致敬”。我就有点混乱了。我说我不写。荆歌说写吧。我说我不会写毛笔字。荆歌把一支毛笔塞到我手里。那个时刻，我真想夺门而去啊，但我又做不出来。我只好摸了一下画卷的边边，在金仁顺的“无言以对”旁边找了一处空白，手抖啊抖地写了两个字“十年”。我说十年了啊？十年了。荆歌答。真快啊，我说。
后来荆歌来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又是隔了五年的事情，时光飞起来，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约他喝茶，我也不回家，我只有在朋友们过来香港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们。地铁站见到他，他真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跟五年前一个样儿，跟十五年前一个样儿，更过份的是，跟二十年前的样子也是一样。
他送给我一个镯子，我很喜欢那个镯子，马上戴在手上。虽然是在香港，见到家乡来的人，还是想哭的。上一次在叶放的园子，他也是要给我一个香插，玉制的，圆圆的，像一颗球。我说我不要，我都不用香的。他倒要生气了，真生气了。我收下了，他马上就高兴了。我从来不收人东西，是怕欠人的情。但是荆歌送的镯子和香插，我真不觉得会欠了他，他就是会送给美好的人美好的东西，他喜欢的，他就想要你也喜欢，都是发自内心的。他跟我说他喜欢上了一个谁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他的喜欢，都是真的，干净的。这个谁，我是打死都不会说的，如果他自己说出来，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
但他也真的是不太喜欢我现在的安静，他一直一直地说，你不一样了，你不一样了。我安静地说，怎么会一样呢？女人的二十年啊。我心里想的是，他肯定是觉得我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漂亮了，我再也不要出去见人了。
所以隔天他在香港文学馆的活动，我去的时候是想了一想的，我当然还是去了，文学馆的绿沙发旁边，我坐在他和葛亮的后面，给他们俩的后脑勺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江苏的男人，就是这么帅的。
巫昂姐姐
还是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关于我和巫昂都认识的女作家A。
早上醒来趁着记忆还算清晰，我把梦记录了下来发给巫昂，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微信，我们用的MSN，只有在线的头像才是有颜色的。
一个熟人的聚餐。梦是这么开始的。A看起来很多朋友很开心的样子，散场后她去隔壁的一个房间，那儿有好多女老师，A问她们借袖套，她们说没有，她就走出来，穿着一双不是自己的拖鞋。我说为什么你穿拖鞋？A说大家到这儿来不都是穿拖鞋的吗？我看看自己的脚，我穿的是一双雨靴，蓝红格的雨靴。我说我不是穿着自己的鞋嘛？她说我们换一个酒吧玩吧，我们就一起走到外边，乡间的水泥路，路旁是樹，还有A的一个朋友，三个人，在路上走。她俩走在路的正中间，我在偏右的地方，我总觉得走在路的正中间挺奇怪的。突然传来巨响，眼前一片雾茫茫，什么都看不到了。我心里很不安。烟雾散去，A不见了。
发过去以后，巫昂没有回复我，我就说你在听吗？
她说她在，她刚才在做关系分析，她说你内里有能量，A的能量是虚浮的。 你心里有心结，这些事情。
我只好说是的，我心里很难过。
巫昂说你的生活很完整，这比什么都要紧。
这个时候，我与她都不是很熟悉的，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只知道她也是水瓶座，会做各种分析。就能力值来说，我简直是拉低了整个水瓶界的水平线。
然后我们就聊了海阔天空的五千字，如果放到今天来看，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对谈。可是我们肯定谈了星相谈了谈恋爱谈了过去未来，一句写作都没有提到。我们也不太在乎，我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几句就是巫昂说的。清除掉一些关系，重启另一些，这么过一辈子也有趣，跟好几辈子一样。过过常态的生活很好。青春期就是要耗这些个的，不谈恋爱干什么？月朗星稀。
我说的。我当人类是亲人，人类当我是妖怪。要通讯录干嘛？
2015年，我已经搬到香港，千辛万苦地回来写作，出了一本随笔集，是的，随笔集，而且封面是黄色的。就跟我不愿意寄书给评论家我的出版编辑就会做我的工作说，我们也知道他们不看，但是咱们得寄，咱们得表示敬重。我说我滚回美国了。编辑说你能好好说话吗？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出版编辑是这么说的，别老惦记着小说集行了不？要不是我从小看你的书长大，你这一套随笔书都出不来。我说封面别是明黄色的行吗？编辑说还有比黄色更明显的颜色吗？我说不要腰封行吗？编辑说别人都有你没有合适吗？
我就带着这么一本黄色的，腰封上推荐人的名字比我名字还大的随笔集来到了北京，巫昂作为我的嘉宾，出现在我的新书发布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这个北京之旅，我要是写下来，会是一个长篇小说，但是我是不会写的。
还有一个嘉宾是阿丁。你知道吗，我也许什么能力值都很低下，但是看人，我一般是不會看错的。巫昂和阿丁，肯定是全地球最好的好人。
这个活动， 巫昂在她的文《那些飘零异乡的灵魂和空心人》里已经说了：“周洁茹戴上眼镜，竟是一个特别语无伦次的小说家，一场活动，有99%的话，是我跟阿丁替她说的，她像那种久别大陆，无所适从的精神上的海归，每句话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说得到点子上。”要不是巫昂和阿丁，还有我们的朋友胡赳赳、孙一圣和王苏辛、潘采夫，我出版编辑的闺蜜侯磊。这一场会，都不知道怎么开下来的。实际上我的每一场会，我都表现得好像走错了房间，手里还拎着个酱油瓶子。
所以对于这几位，我都是满怀感激的，以后他们要是有事，我肯定也是会第一时间出现的，但是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自己好起来，更好一点，可以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会后的情况，我在写胡赳赳的文《赳赳》里提到过，我们肯定一起去了一个地方，窗口肯定可以看到最亮的桥，再也没有人喝大，忘掉自己的包包，我肯定拍了好多张阿丁的画，巫昂的画，竖着的，横着的，胡赳赳肯定给潘采夫煮了一包方便面，还有酒，每个人也都喝到了好酒。
那个地方，就是巫昂在她的文里讲的，新周书房。“胡赳赳离开《新周刊》，这个高悬北京CBD的书房，也就没了。”巫昂是这么说的，“所有的砖瓦门窗，都化作破碎的羽毛、骨骼和血肉，从高空中坠落与飘散。”
实际上那个晚上，我们还玩了一个极其神秘的神鬼游戏，但这得巫昂姐姐来写，我暂时不知道怎么写才好。只有巫昂，我才管她叫巫昂姐姐，我特别讨厌那些写东西的人以兄弟互称，我管所有的人叫老师，礼貌，也是疏远。但是阿丁也管巫昂叫巫昂姐姐，我是要跟他争的，巫昂只能是我的姐姐，不是任何别人的。写到这儿，我几乎看得到巫昂的脸，端庄的大婆脸，最有福气的鼻子和耳朵。实际上我们俩都长了一张这样的脸，但是她肯定要更有福气一点，她的眼皮是双的。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我去北京，她还送我礼物，一条全地球最美好的玉石项链，我呢，我肯定拉高了整个水瓶界的没心没肺线。
我知道巫昂在江苏文艺出了《入口即化：巫昂的美食天涯》以后就去问黄孝阳要她的书，我可从来没有问他要过什么书，一本都没有，黄孝阳爽快地说好的，巫昂的东西挺好的。他可从来没有说过我的东西挺好的，如果我管他要我自己的书，他肯定也是不给的。
等待巫昂的书的间隙，这个间隙，很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三年，因为黄孝阳在南京，我在香港，如果他不来香港，我也不去南京，他就没有办法把巫昂的书亲手交给我。这个间隙，我去网上订了巫昂的这本书。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订不是自己的书给自己。我理直气壮地说过我就是不看任何谁的书，可是我订了巫昂的这本书，如果你觉得你都订了为什么还要去跟出版社要呢？好吧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有多爱她多重视她，真爱和真正的珍视。
2008年，我跟她的最后一段MSN对话是这样的，我把它记录了下来。
巫昂：到一定时候，明白了道理，理性过自己的日子，这就OK，四五十岁耗在文艺界干嘛。
周洁茹：我们才三十岁。
巫昂：我就说将来看着有够凄凉，一个老阿姨。
周洁茹：好多老阿姨。
棉棉为什么写作
2016年的第一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棉棉已经在夏天写了她的《我们为什么写作》，我还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想到现在。
有位老师告诉我我在2015年尾还是出现了两个失误，之一是我像一个小年轻新作者那样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年终总结，告诉大家我在这一年发表了五个小说四个散文三个创作谈，我还说我努力了。老师说你何必，你应该更淡泊从容些，你又不急缺什么。我说我是不急缺啊，我能写一个字我都对我挺满意的，可是我是写了啊，我写了我为什么要把它们藏起来？淡泊还从容，装吧就。这就是很多老师的问题，心底里的欲望很深，还要掩着盖着。绝对能够忍出鼻血。
所以我还是喜欢小年轻新作者，大家都有写的欲望，大家都不藏着欲望，深的浅的多的少的欲望，告诉了全天下，我在写。我也当我是一个不年轻的新作者，我从头开始，这个心态我自己觉得很珍贵。
写作的道路上，我是第二年。若说是还有什么以往的经验，隔了二十年还要考虑二十年的经验，我自己都有点看不起。时代都不同了，年年都不同，何况二十年。
棉棉说我“无论写或者不写或者又开始写，一直在用文字质疑生活，叙事和炫耀从来不是第一兴趣。”所以作家写作家就是比批评家写作家好多了，主要是有感情，批评家也许都是对的，但都是没有感情的。这种无情又是必须的，感情会影响很多人的判断，主要是批评家。
我住在美国的时候老是梦到棉棉。一个上海老公寓的楼道，每个转角都是自行车，很多自行车。可是我并没有去过她的公寓，我去的是她在莘庄的独幢房子，和好多女孩一起，她坚持说还有韩东和吴晨骏，可是我只记得女孩们。 我为什么要去上海，可能是《小说界》七零后的会也可能是《萌芽》新人奖的会，我记得这么清楚并且觉得这很重要，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我的二十岁，像一个成年礼。我肯定和谁合住一个房间，肯定不是棉棉，如果有人在会期的其他时间来找你，同房间的那个女孩就会知道。可是没有人来找我，那些女孩，我也一个都不认得。会是怎么开的我全忘了，我们最后留下了一张大合影，每个人都很好看，新人都是好看的。开完会搭地铁搭接驳车去棉棉家玩儿，接驳车上有个女孩问我借电话打回家，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我们都是写作朋友，我们永远写下去。
女孩们坐在沙发上吵吵闹闹，一定发生了好多事情，我只记得一个阳台，露天的大阳台，天都黑了，还有月亮，她说你看我有全世界最棒的阳台，在陽台上做爱看星星看月亮。二十年以后，我问她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她说她根本就不可能说那种话好。于是那个阳台，铺了木地板的大阳台，那么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在这儿做爱，看到星星看到月亮。我一直没有过那样的阳台。
后来她带着她的乐队还有赵可过来常州做哪个场的开场表演，那时我刚从宣传部调到文联做专业作家，每一天都过成拍电影。赵可一直在说他没有唱好，他不开心他不开心，反正我是觉得他太好了一切都太好了我都被他的Frozen吓死了，乐队也太好了贝司手还请我喝东西并且送我回家，我们差一点谈恋爱，要不是马上想到了异地这个问题。还是太久了我都忘记了，我很少再回过去想那些二十多岁时候的事情。夏天搭火车去思南读书会，我站在月台，等待去上海的高铁进站，我才突然想起来，我和她一起追过火车。那个时候的火车都慢得要命，常州到上海要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们都穿着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厚底鞋，我们真的在常州火车站的月台上跑，我们真的一边跑还一边笑，我们明明就要赶不上火车了。最后她停在那里弯着腰大口喘气，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喘不过来气，她一边喘一边说没事的她只是有哮喘。今天再想到那个场景，我太想哭了。
我离开中国前最后见了棉棉一面，在上海，女孩们还坐在一块儿，可是谁也不笑。我听到棉棉响亮地说你们作协吃得太好了。圆桌上有一道龙虾，特别红也特别大的龙虾。我马上笑了，肯定只有我一个人笑了，还笑出声了。参观金茂大厦的时候我俩一起去了顶楼的洗手间，她穿着黑裙子很瘦很瘦，她偷偷抽了一口烟，我看了一眼她的肚子。
我在美国老是梦到棉棉。我没有梦到其他的女孩，一个都没有，包括那个好看的问我借电话的女孩。我梦里上海老公寓的楼道，每个转角都是自行车，很多自行车。
冬天，我去云南参加《大家》的一个会，睡到半夜我醒了，天都没有亮，我干什么呢我只好看那一期的《大家》，第一页就翻到棉棉，“我不喜欢爱情。我喜欢兄妹之爱。我喜欢那些乱而干净的感情。”每一个句子我都太喜欢了，我就趴在床上看她的小说，我想的是，她为什么写作。
她在她的《我们为什么写作》中写了我的为什么写作，而且写得很清楚——“写作是她可以确定的一件不容置疑的纯洁的事情。”
我不认为我再来写我的“我为什么写作”能够比她精准，我又看不到我自己。问题是，她倒是能够看到她自己。所以我说了神让我继续写作，她也相信我，她相信所有真正的作家都在上苍的保护之中所有真正的作家都活在写作的命运里。
我能够看到的棉棉的为什么写作，也许她也真的不是那么需要写作了，我看到爱。
我仍然被我一个人的爱局限着，我爱某一个男人，我爱某一个女人，我爱家人，所有爱我的人。我更多时候不爱人，陌生人，坏人，不爱我的人，伤害我的人。现在仍然是这样。情感的觉醒，我不知道是哪一天。我不接受我无法改变的部分，我也不改变我可以改变的部分。我顽强到我可以不写作，十年，二十年，但是不改变。
我离开的原因肯定有很多，没有什么是最主要的。我不写作的原因只有一个，我烦了。可是我们有过那些夜晚，音乐和酒，笔直的烟，笔直地坐在对面的大人们。
我把江苏男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南京的，一种不是南京的。所以二十年前我要经常出去开会的时候，眼前就会自动划分出两堆男作家，一堆南京男作家，一堆不是南京男作家。荆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是南京男作家，但他也不是苏州男作家，我最早听说他是他打了吴江文化局的领导，我真是佩服得一塌糊涂，我也一直想打我们常州的领导，但是我一直都不敢。所以开会的时候，我难免要多看他几眼，他又一直端了个专业相机拍来拍去，整个会场，只有他，满场飞，连大会自己的摄影师都得多看他几眼。每次他拍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得转过脸去，或者用头发把自己的半边脸全遮起来，他就转到另外一边去拍，孜孜不倦地，我只好白他一眼。他那里肯定有好多我翻白眼的照片，交情要好，他肯定是不会拿出来的。
二十年前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挺年轻的，没有人需要睡午觉。会议的中场休息，有人开始下棋，有人开始打点牌，我这样儿的，就靠在旁边看看，我也不是没下过场子，但是每次都会因为打得太坏了被轰走，实在是三缺一得狠，他们宁肯不打了，也不带我。荆歌好像什么都不会，或者什么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俩就站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我说荆歌啊，你的两个眼睛靠得太近了啊。他就说，你的两个眼睛分得倒挺开的嘛。我那个时候是那样的，生怕别人看出来我小，二十岁穿成四十岁，一出口都是你们年轻人。而且我还很暴躁，一个《雨花》的会，有一个人跟我说她叫周洁，要不她改名，要不我改名。我说反正我不改，要改你改。她就改成了叶弥。我跟其他的七零后作家也没有什么交集，1970就是1970，后什么后，就是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就是太讨厌开会了，天天开会，我还得开我自己单位的会，我后来调到常州市文联做专业作家了，他们还叫我出来开会，我就离开中国了。我的世界终于安静了。十五年以后，我回来写作，发现他们还在开会，酒桌上敬来敬去，还加上了睡午觉，我真的是失望透了。
所以我看到《苹果日报》上用了整幅报道了荆歌辞主席的事件，我就觉得他肯定也是烦开会。我就很高兴地去关心了一下他，他很生气地说，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是怎样的？他说根本就不是你关心的东西嘛，你对珠子瓶子都没有兴趣的，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他说我对他的那些好东西没有兴趣，我就想起来，我刚搬回来的时候去过一次苏州，他请我吃了好吃的，还带我去了叶放的园子，然后他拿出了他的那幅七零后美女作家图，要我在上面写点什么。我一看，上面已经有了好多老师的字，程永新的字，“给身体一条出路”。谢有顺的字，“美女无度”。宗仁发写了一堆，然后是苏童的字，“向他们致敬”。我就有点混乱了。我说我不写。荆歌说写吧。我说我不会写毛笔字。荆歌把一支毛笔塞到我手里。那个时刻，我真想夺门而去啊，但我又做不出来。我只好摸了一下画卷的边边，在金仁顺的“无言以对”旁边找了一处空白，手抖啊抖地写了两个字“十年”。我说十年了啊？十年了。荆歌答。真快啊，我说。
后来荆歌来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又是隔了五年的事情，时光飞起来，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约他喝茶，我也不回家，我只有在朋友们过来香港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们。地铁站见到他，他真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跟五年前一个样儿，跟十五年前一个样儿，更过份的是，跟二十年前的样子也是一样。
他送给我一个镯子，我很喜欢那个镯子，马上戴在手上。虽然是在香港，见到家乡来的人，还是想哭的。上一次在叶放的园子，他也是要给我一个香插，玉制的，圆圆的，像一颗球。我说我不要，我都不用香的。他倒要生气了，真生气了。我收下了，他马上就高兴了。我从来不收人东西，是怕欠人的情。但是荆歌送的镯子和香插，我真不觉得会欠了他，他就是会送给美好的人美好的东西，他喜欢的，他就想要你也喜欢，都是发自内心的。他跟我说他喜欢上了一个谁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他的喜欢，都是真的，干净的。这个谁，我是打死都不会说的，如果他自己说出来，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
但他也真的是不太喜欢我现在的安静，他一直一直地说，你不一样了，你不一样了。我安静地说，怎么会一样呢？女人的二十年啊。我心里想的是，他肯定是觉得我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漂亮了，我再也不要出去见人了。
所以隔天他在香港文学馆的活动，我去的时候是想了一想的，我当然还是去了，文学馆的绿沙发旁边，我坐在他和葛亮的后面，给他们俩的后脑勺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江苏的男人，就是这么帅的。
巫昂姐姐
还是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关于我和巫昂都认识的女作家A。
早上醒来趁着记忆还算清晰，我把梦记录了下来发给巫昂，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微信，我们用的MSN，只有在线的头像才是有颜色的。
一个熟人的聚餐。梦是这么开始的。A看起来很多朋友很开心的样子，散场后她去隔壁的一个房间，那儿有好多女老师，A问她们借袖套，她们说没有，她就走出来，穿着一双不是自己的拖鞋。我说为什么你穿拖鞋？A说大家到这儿来不都是穿拖鞋的吗？我看看自己的脚，我穿的是一双雨靴，蓝红格的雨靴。我说我不是穿着自己的鞋嘛？她说我们换一个酒吧玩吧，我们就一起走到外边，乡间的水泥路，路旁是樹，还有A的一个朋友，三个人，在路上走。她俩走在路的正中间，我在偏右的地方，我总觉得走在路的正中间挺奇怪的。突然传来巨响，眼前一片雾茫茫，什么都看不到了。我心里很不安。烟雾散去，A不见了。
发过去以后，巫昂没有回复我，我就说你在听吗？
她说她在，她刚才在做关系分析，她说你内里有能量，A的能量是虚浮的。 你心里有心结，这些事情。
我只好说是的，我心里很难过。
巫昂说你的生活很完整，这比什么都要紧。
这个时候，我与她都不是很熟悉的，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只知道她也是水瓶座，会做各种分析。就能力值来说，我简直是拉低了整个水瓶界的水平线。
然后我们就聊了海阔天空的五千字，如果放到今天来看，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对谈。可是我们肯定谈了星相谈了谈恋爱谈了过去未来，一句写作都没有提到。我们也不太在乎，我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现在能够想起来的几句就是巫昂说的。清除掉一些关系，重启另一些，这么过一辈子也有趣，跟好几辈子一样。过过常态的生活很好。青春期就是要耗这些个的，不谈恋爱干什么？月朗星稀。
我说的。我当人类是亲人，人类当我是妖怪。要通讯录干嘛？
2015年，我已经搬到香港，千辛万苦地回来写作，出了一本随笔集，是的，随笔集，而且封面是黄色的。就跟我不愿意寄书给评论家我的出版编辑就会做我的工作说，我们也知道他们不看，但是咱们得寄，咱们得表示敬重。我说我滚回美国了。编辑说你能好好说话吗？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出版编辑是这么说的，别老惦记着小说集行了不？要不是我从小看你的书长大，你这一套随笔书都出不来。我说封面别是明黄色的行吗？编辑说还有比黄色更明显的颜色吗？我说不要腰封行吗？编辑说别人都有你没有合适吗？
我就带着这么一本黄色的，腰封上推荐人的名字比我名字还大的随笔集来到了北京，巫昂作为我的嘉宾，出现在我的新书发布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这个北京之旅，我要是写下来，会是一个长篇小说，但是我是不会写的。
还有一个嘉宾是阿丁。你知道吗，我也许什么能力值都很低下，但是看人，我一般是不會看错的。巫昂和阿丁，肯定是全地球最好的好人。
这个活动， 巫昂在她的文《那些飘零异乡的灵魂和空心人》里已经说了：“周洁茹戴上眼镜，竟是一个特别语无伦次的小说家，一场活动，有99%的话，是我跟阿丁替她说的，她像那种久别大陆，无所适从的精神上的海归，每句话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说得到点子上。”要不是巫昂和阿丁，还有我们的朋友胡赳赳、孙一圣和王苏辛、潘采夫，我出版编辑的闺蜜侯磊。这一场会，都不知道怎么开下来的。实际上我的每一场会，我都表现得好像走错了房间，手里还拎着个酱油瓶子。
所以对于这几位，我都是满怀感激的，以后他们要是有事，我肯定也是会第一时间出现的，但是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自己好起来，更好一点，可以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会后的情况，我在写胡赳赳的文《赳赳》里提到过，我们肯定一起去了一个地方，窗口肯定可以看到最亮的桥，再也没有人喝大，忘掉自己的包包，我肯定拍了好多张阿丁的画，巫昂的画，竖着的，横着的，胡赳赳肯定给潘采夫煮了一包方便面，还有酒，每个人也都喝到了好酒。
那个地方，就是巫昂在她的文里讲的，新周书房。“胡赳赳离开《新周刊》，这个高悬北京CBD的书房，也就没了。”巫昂是这么说的，“所有的砖瓦门窗，都化作破碎的羽毛、骨骼和血肉，从高空中坠落与飘散。”
实际上那个晚上，我们还玩了一个极其神秘的神鬼游戏，但这得巫昂姐姐来写，我暂时不知道怎么写才好。只有巫昂，我才管她叫巫昂姐姐，我特别讨厌那些写东西的人以兄弟互称，我管所有的人叫老师，礼貌，也是疏远。但是阿丁也管巫昂叫巫昂姐姐，我是要跟他争的，巫昂只能是我的姐姐，不是任何别人的。写到这儿，我几乎看得到巫昂的脸，端庄的大婆脸，最有福气的鼻子和耳朵。实际上我们俩都长了一张这样的脸，但是她肯定要更有福气一点，她的眼皮是双的。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我去北京，她还送我礼物，一条全地球最美好的玉石项链，我呢，我肯定拉高了整个水瓶界的没心没肺线。
我知道巫昂在江苏文艺出了《入口即化：巫昂的美食天涯》以后就去问黄孝阳要她的书，我可从来没有问他要过什么书，一本都没有，黄孝阳爽快地说好的，巫昂的东西挺好的。他可从来没有说过我的东西挺好的，如果我管他要我自己的书，他肯定也是不给的。
等待巫昂的书的间隙，这个间隙，很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三年，因为黄孝阳在南京，我在香港，如果他不来香港，我也不去南京，他就没有办法把巫昂的书亲手交给我。这个间隙，我去网上订了巫昂的这本书。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订不是自己的书给自己。我理直气壮地说过我就是不看任何谁的书，可是我订了巫昂的这本书，如果你觉得你都订了为什么还要去跟出版社要呢？好吧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有多爱她多重视她，真爱和真正的珍视。
2008年，我跟她的最后一段MSN对话是这样的，我把它记录了下来。
巫昂：到一定时候，明白了道理，理性过自己的日子，这就OK，四五十岁耗在文艺界干嘛。
周洁茹：我们才三十岁。
巫昂：我就说将来看着有够凄凉，一个老阿姨。
周洁茹：好多老阿姨。
棉棉为什么写作
2016年的第一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棉棉已经在夏天写了她的《我们为什么写作》，我还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想到现在。
有位老师告诉我我在2015年尾还是出现了两个失误，之一是我像一个小年轻新作者那样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年终总结，告诉大家我在这一年发表了五个小说四个散文三个创作谈，我还说我努力了。老师说你何必，你应该更淡泊从容些，你又不急缺什么。我说我是不急缺啊，我能写一个字我都对我挺满意的，可是我是写了啊，我写了我为什么要把它们藏起来？淡泊还从容，装吧就。这就是很多老师的问题，心底里的欲望很深，还要掩着盖着。绝对能够忍出鼻血。
所以我还是喜欢小年轻新作者，大家都有写的欲望，大家都不藏着欲望，深的浅的多的少的欲望，告诉了全天下，我在写。我也当我是一个不年轻的新作者，我从头开始，这个心态我自己觉得很珍贵。
写作的道路上，我是第二年。若说是还有什么以往的经验，隔了二十年还要考虑二十年的经验，我自己都有点看不起。时代都不同了，年年都不同，何况二十年。
棉棉说我“无论写或者不写或者又开始写，一直在用文字质疑生活，叙事和炫耀从来不是第一兴趣。”所以作家写作家就是比批评家写作家好多了，主要是有感情，批评家也许都是对的，但都是没有感情的。这种无情又是必须的，感情会影响很多人的判断，主要是批评家。
我住在美国的时候老是梦到棉棉。一个上海老公寓的楼道，每个转角都是自行车，很多自行车。可是我并没有去过她的公寓，我去的是她在莘庄的独幢房子，和好多女孩一起，她坚持说还有韩东和吴晨骏，可是我只记得女孩们。 我为什么要去上海，可能是《小说界》七零后的会也可能是《萌芽》新人奖的会，我记得这么清楚并且觉得这很重要，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我的二十岁，像一个成年礼。我肯定和谁合住一个房间，肯定不是棉棉，如果有人在会期的其他时间来找你，同房间的那个女孩就会知道。可是没有人来找我，那些女孩，我也一个都不认得。会是怎么开的我全忘了，我们最后留下了一张大合影，每个人都很好看，新人都是好看的。开完会搭地铁搭接驳车去棉棉家玩儿，接驳车上有个女孩问我借电话打回家，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我们都是写作朋友，我们永远写下去。
女孩们坐在沙发上吵吵闹闹，一定发生了好多事情，我只记得一个阳台，露天的大阳台，天都黑了，还有月亮，她说你看我有全世界最棒的阳台，在陽台上做爱看星星看月亮。二十年以后，我问她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她说她根本就不可能说那种话好。于是那个阳台，铺了木地板的大阳台，那么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在这儿做爱，看到星星看到月亮。我一直没有过那样的阳台。
后来她带着她的乐队还有赵可过来常州做哪个场的开场表演，那时我刚从宣传部调到文联做专业作家，每一天都过成拍电影。赵可一直在说他没有唱好，他不开心他不开心，反正我是觉得他太好了一切都太好了我都被他的Frozen吓死了，乐队也太好了贝司手还请我喝东西并且送我回家，我们差一点谈恋爱，要不是马上想到了异地这个问题。还是太久了我都忘记了，我很少再回过去想那些二十多岁时候的事情。夏天搭火车去思南读书会，我站在月台，等待去上海的高铁进站，我才突然想起来，我和她一起追过火车。那个时候的火车都慢得要命，常州到上海要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们都穿着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厚底鞋，我们真的在常州火车站的月台上跑，我们真的一边跑还一边笑，我们明明就要赶不上火车了。最后她停在那里弯着腰大口喘气，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喘不过来气，她一边喘一边说没事的她只是有哮喘。今天再想到那个场景，我太想哭了。
我离开中国前最后见了棉棉一面，在上海，女孩们还坐在一块儿，可是谁也不笑。我听到棉棉响亮地说你们作协吃得太好了。圆桌上有一道龙虾，特别红也特别大的龙虾。我马上笑了，肯定只有我一个人笑了，还笑出声了。参观金茂大厦的时候我俩一起去了顶楼的洗手间，她穿着黑裙子很瘦很瘦，她偷偷抽了一口烟，我看了一眼她的肚子。
我在美国老是梦到棉棉。我没有梦到其他的女孩，一个都没有，包括那个好看的问我借电话的女孩。我梦里上海老公寓的楼道，每个转角都是自行车，很多自行车。
冬天，我去云南参加《大家》的一个会，睡到半夜我醒了，天都没有亮，我干什么呢我只好看那一期的《大家》，第一页就翻到棉棉，“我不喜欢爱情。我喜欢兄妹之爱。我喜欢那些乱而干净的感情。”每一个句子我都太喜欢了，我就趴在床上看她的小说，我想的是，她为什么写作。
她在她的《我们为什么写作》中写了我的为什么写作，而且写得很清楚——“写作是她可以确定的一件不容置疑的纯洁的事情。”
我不认为我再来写我的“我为什么写作”能够比她精准，我又看不到我自己。问题是，她倒是能够看到她自己。所以我说了神让我继续写作，她也相信我，她相信所有真正的作家都在上苍的保护之中所有真正的作家都活在写作的命运里。
我能够看到的棉棉的为什么写作，也许她也真的不是那么需要写作了，我看到爱。
我仍然被我一个人的爱局限着，我爱某一个男人，我爱某一个女人，我爱家人，所有爱我的人。我更多时候不爱人，陌生人，坏人，不爱我的人，伤害我的人。现在仍然是这样。情感的觉醒，我不知道是哪一天。我不接受我无法改变的部分，我也不改变我可以改变的部分。我顽强到我可以不写作，十年，二十年，但是不改变。
我离开的原因肯定有很多，没有什么是最主要的。我不写作的原因只有一个，我烦了。可是我们有过那些夜晚，音乐和酒，笔直的烟，笔直地坐在对面的大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