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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九四二》将站在2012尾巴上的国人的目光瞬间拉回到70年前。同样是雪花飘飞的十二月，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还未从年复一年的抗战中赢得丝毫喘息之机，又将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子民在饥寒交迫中流离失所，坐以待毙。
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灾民“嗷嗷待哺”，这是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发出的十万火急的电报中所描述的灾区真相。然而，官方却宁愿相信这是地方政府惯用的陈词滥调，并严令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战乱，天灾，人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直到有一天，一位年仅24岁的大学毕业生走进河南，用淌着血泪的文字揭开了河南大饥荒的内幕。
事实真相
1942年12月，由四川途径陕西前往河南的官道上，残阳如血。一个身背简单行囊的年轻人正在匆匆前行，他叫张高峰，武汉大学政治系本科毕业生，《大公报》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
这是一条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道，因崎岖难行而被一个豁达不羁的诗人写入诗歌而名扬天下。“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此刻，脚步匆匆的张高峰无心去吟咏《蜀道难》中的千古名句，但眼前这两句诗，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路走来，眼前的一幕幕景象早已让他目瞪口呆：在西安城内，沿街乞讨的河南灾民“个个鸠形鹄面”，呼救之声不绝于耳；由陕西进入河南时，“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眼前的景象更加让人触目惊心：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在洛阳火车站，灾民们纷纷扒火车逃往西安方向。一位年轻人对张高峰哭诉：“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出于同情，张高峰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谁知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
在“难民登记站”，张高峰看到几百人围着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最终，由于“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张高峰只好“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从洛阳开始，张高峰的足迹遍及豫西、豫东和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西华、淮阳等地。在叶县，由于树叶已经吃完，村民每天都在村口用杵臼捣花生皮和榆树皮，然后蒸着吃。一个孩子问张高峰：“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放。”张高峰只好用谎话来安慰他。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秉笔直书
出于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被事实真相所震撼张高峰决定将此次采访行程的重点，从报道战事转为报道河南灾情。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叶县寄出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并用犀利的文笔详尽记述了水、旱、蝗等天灾给河南百姓带来的苦难，披露了当局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人祸加剧灾情的事实，批评政府的不作为。
不久，《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便收到了这份沉甸甸的现场报道。一口气读完全文后，满眼泪花的王芸生深感事体重大，为了通过当时的新闻检查，他将《饥饿的河南》改题为《豫灾实录》，并未经任何删改发表于2月1日《大公报》。这一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七，距离农历新年仅3天。
尽管事后张高峰对标题的更改并不满意，认为“纯客观，平淡无力”，但报社“敢于把一个24岁年轻记者如此尖锐披露灾情、批评政府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还是让他十分感动。
其实，慧眼独具的王芸生采用的是与《大公报》前任总编辑张秀鸾一脉相承的做法：凡是平淡的内容，无妨将题标得耀眼些；如果内容充实，有显然的刺激性，标题反倒可以平淡些。
在迎接农历新年的鞭炮声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代悲剧里，《豫灾实录》使被遮掩的河南大饥荒最终大白于天下，并瞬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第二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在文中写道：“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
此外，文章还将重庆的灯红酒绿与河南的赤地千里作对比，并诘问道：“灾民卖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张高峰事件”
这是王芸生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评论，像一篇讨伐当局的檄文，让人拍案叫绝。然而等待他的，是《大公报》停刊3天的处罚。
《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让蒋介石勃然大怒。他认为《大公报》“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诫。《大公报》被迫“遵命”于 2 月 3、4、5 日停刊。王芸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停刊事件却给《大公报》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天6万份。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结果报纸销路大涨。停刊3天后，《大公报》的发行量由6万份增至10万份。
与此同时，由于《豫灾实录》触及到在河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汤恩伯的利益，蒋介石下令严查其纵兵殃民的事实真相，汤恩伯恼羞成怒，迁怒于张高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他逮捕，关押在漯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在当时被称为“张高峰事件”。
警备司令李铣和张高峰原很熟识，他便借口漯河距前线太近，以不安全为托词，经汤恩伯批准，将张高峰转押于 78 军军法处看守所。
由于《大公报》时时催问蒋介石，要求恢复张高峰的自由，1943 年8月，78 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汤恩伯最终决定将张高峰释放。
从来盛气凌人的汤恩伯，不仅向张高峰道歉，要张高峰勿计前嫌，还希望他继续留在河南。但张高峰答道：“我在河南已很难工作。总司令如果放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地采访。”汤恩伯见张高峰不给面子，勃然大怒，将张高峰软禁于毗邻河南的安徽界首，准许发稿，但不能擅离驻地。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部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得以趁机脱逃，经陕西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后，《大公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张高峰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在河南猛拔虎须、大胆揭露汤恩伯倒行逆施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才划上了句号。
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灾民“嗷嗷待哺”，这是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发出的十万火急的电报中所描述的灾区真相。然而，官方却宁愿相信这是地方政府惯用的陈词滥调，并严令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战乱，天灾，人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直到有一天，一位年仅24岁的大学毕业生走进河南，用淌着血泪的文字揭开了河南大饥荒的内幕。
事实真相
1942年12月，由四川途径陕西前往河南的官道上，残阳如血。一个身背简单行囊的年轻人正在匆匆前行，他叫张高峰，武汉大学政治系本科毕业生，《大公报》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
这是一条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道，因崎岖难行而被一个豁达不羁的诗人写入诗歌而名扬天下。“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此刻，脚步匆匆的张高峰无心去吟咏《蜀道难》中的千古名句，但眼前这两句诗，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路走来，眼前的一幕幕景象早已让他目瞪口呆：在西安城内，沿街乞讨的河南灾民“个个鸠形鹄面”，呼救之声不绝于耳；由陕西进入河南时，“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眼前的景象更加让人触目惊心：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在洛阳火车站，灾民们纷纷扒火车逃往西安方向。一位年轻人对张高峰哭诉：“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出于同情，张高峰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谁知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
在“难民登记站”，张高峰看到几百人围着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最终，由于“挤不进那重重的人群，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张高峰只好“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从洛阳开始，张高峰的足迹遍及豫西、豫东和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西华、淮阳等地。在叶县，由于树叶已经吃完，村民每天都在村口用杵臼捣花生皮和榆树皮，然后蒸着吃。一个孩子问张高峰：“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放。”张高峰只好用谎话来安慰他。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秉笔直书
出于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被事实真相所震撼张高峰决定将此次采访行程的重点，从报道战事转为报道河南灾情。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叶县寄出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并用犀利的文笔详尽记述了水、旱、蝗等天灾给河南百姓带来的苦难，披露了当局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人祸加剧灾情的事实，批评政府的不作为。
不久，《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便收到了这份沉甸甸的现场报道。一口气读完全文后，满眼泪花的王芸生深感事体重大，为了通过当时的新闻检查，他将《饥饿的河南》改题为《豫灾实录》，并未经任何删改发表于2月1日《大公报》。这一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七，距离农历新年仅3天。
尽管事后张高峰对标题的更改并不满意，认为“纯客观，平淡无力”，但报社“敢于把一个24岁年轻记者如此尖锐披露灾情、批评政府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还是让他十分感动。
其实，慧眼独具的王芸生采用的是与《大公报》前任总编辑张秀鸾一脉相承的做法：凡是平淡的内容，无妨将题标得耀眼些；如果内容充实，有显然的刺激性，标题反倒可以平淡些。
在迎接农历新年的鞭炮声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代悲剧里，《豫灾实录》使被遮掩的河南大饥荒最终大白于天下，并瞬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第二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在文中写道：“读了这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
此外，文章还将重庆的灯红酒绿与河南的赤地千里作对比，并诘问道：“灾民卖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张高峰事件”
这是王芸生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评论，像一篇讨伐当局的檄文，让人拍案叫绝。然而等待他的，是《大公报》停刊3天的处罚。
《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让蒋介石勃然大怒。他认为《大公报》“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诫。《大公报》被迫“遵命”于 2 月 3、4、5 日停刊。王芸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停刊事件却给《大公报》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天6万份。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结果报纸销路大涨。停刊3天后，《大公报》的发行量由6万份增至10万份。
与此同时，由于《豫灾实录》触及到在河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汤恩伯的利益，蒋介石下令严查其纵兵殃民的事实真相，汤恩伯恼羞成怒，迁怒于张高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他逮捕，关押在漯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在当时被称为“张高峰事件”。
警备司令李铣和张高峰原很熟识，他便借口漯河距前线太近，以不安全为托词，经汤恩伯批准，将张高峰转押于 78 军军法处看守所。
由于《大公报》时时催问蒋介石，要求恢复张高峰的自由，1943 年8月，78 军军长赖汝雄向汤恩伯汇报说，经多次审讯和调查，没有发现“张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汤恩伯最终决定将张高峰释放。
从来盛气凌人的汤恩伯，不仅向张高峰道歉，要张高峰勿计前嫌，还希望他继续留在河南。但张高峰答道：“我在河南已很难工作。总司令如果放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地采访。”汤恩伯见张高峰不给面子，勃然大怒，将张高峰软禁于毗邻河南的安徽界首，准许发稿，但不能擅离驻地。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部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得以趁机脱逃，经陕西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后，《大公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话会，对张高峰发扬正气、不畏权势，在河南猛拔虎须、大胆揭露汤恩伯倒行逆施的做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至此，轰动河南的“张高峰事件”才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