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万育仁先生相识，缘起是他在故纸堆中发现了唐摹本王羲之《上虞帖》。
　　“文革”期间，上海有一个文物清理小组，对抄家物资中的书画古玩进行鉴定清理，万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馆参与这项工作。某日，万先生在仓库里清理文物，从弃置在竹筐里的故纸中发现了一个卷子，捡起打开一看，卷头有宋徽宋瘦金体书“王羲之上虞帖”签条，气息逼人，深感不可等闲视之。更何况卷上还钤有圆形双龙印，政和、宣和的骑缝印，这些都是他熟悉的宋徽宗的收藏印。万先生将此携回博物馆，请还在工作的专家鉴定。专家们认为此卷既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不是唐摹本，没有引起重视。《上虞帖》又一次被弃置入冷宫。但万育仁先生仍然耿耿于怀，将此卷留在博物馆，没有交还文物清理小组。
　　事隔三年，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已经“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万育仁则旧事重提，把《上虞帖》送给沈之瑜看。沈看后赞许这件珍品，并说上海如果不能鉴定，就送到北京去。时任保管主任的马承源说：上海有谢稚柳，不必送北京去鉴定。谢稚柳此时虽然已脱离了“牛棚”，但还不能正常上班。沈之瑜就派人将卷子送到他家里请他鉴定。谢氏一看，拍案叫好：上海居然也有好东西，现在我们也有王羲之了，虽然是一件唐摹本，但也要作真迹看待。
　　当谢稚柳听说是万育仁发现的，又说：“应该给他记功嘉奖。”谢氏将《上虞帖》留下，继续观赏研究。十天后，他在帖的字心处又发现了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进一步确定此帖无疑是唐摹本，不是以后的伪造。
　　此时，我作为一个记者，对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的发现这一则新闻穷追不舍，奔波于报馆与博物馆以及谢氏的壮暮堂之间，由此认识了万育仁先生。再缘于赏玩紫砂壶，又与育仁先生交往多年，直到他驾鹤仙去。
　　万育仁出生于1916年，十四岁去苏州入集宝斋碑店学业，拜孙伯渊为师，学拓裱技艺，五年后学业期满，即在集宝斋金石书画店做业务员，仍师从孙伯渊学书画古董鉴定之学。1955年，万育仁进入上海文管会，从事传拓工作，是年秋，青铜器专家陈梦家由京南下去安徽看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认为器上铭文極有价值，因无法传拓而深感遗憾。后来陈梦家到了上海，与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说及此事，徐即派万育仁前往传拓，历时一年，传拓结束，编辑出版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佳惠学林，深得好评，万育仁传拓高手之名也由此大振。
　　传拓技法，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了，用这种方法从古代器物传拓出来的拓片，与中国的书法、绘画一样，都属于传统技艺，拓片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把原器物上的铭文或图案花纹，按照它原来的大小、深浅或线条，与原物丝毫不差地表现出来，还可以表现出器物的质感与形态。
　　俗话说“眼高手低”，万育仁不但手高，在鉴定文物上又独具慧眼，除上述唐摹本《上虞帖》的发现，免遭秦灰之劫，在上海博物馆的精品中，还有不少是经他慧眼发现后抢救入藏的。在文管会里，万育仁还长期从事出口文物的鉴定工作，那个时候，在允许低等级文玩出口创汇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珍稀文物流失的情况发生。但万育仁把关极严，从出口文物中为上海博物馆征集到不少精品佳作，如清代《恽寿平山水册》，明代丁云鹏的《人物轴》，也被上海博物馆购藏并作为一级品。
　　近日来，关于故宫等重要博物馆的负面新闻较多，闻之令我疑团重重，有涉及藏品与遗址保管的，也有涉及藏品征集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固然是有关方面出政绩出效益的思路所致，专门人才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在此之际想到了万育仁先生。加之他的文房拓本集《金石癖》一书由台湾翦淞阁出版，值得一贺，抚卷思人，遐想颇杂。最后容我再说一句，像这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一定要有个好的机制，还要有本人耐得寂寞的意志与乐于奉献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