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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天为什么叫“天”,头为什么叫“头”,走为什么叫“走”,父亲为什么叫“父”,衣服为什么叫“衣”,饼为什么叫“饼”,门为什么叫“门”……早在汉朝末年,有一个叫刘熙的人,就对这些问题有过思考。他用当时音同或音近的词,解释各类事物叫这个名称的原因,写成《释名》一书。这部书是传世的第一部专门解释事物命名缘由的著作,与《尔雅》(《尔雅》初稿未必写于汉代,但经多次加工,定稿于西汉)、《方言》和《说文解字》均为汉语言文字学早期的重要典籍,这四部书被称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四大名著”。
一、刘熙为什么要写《释名》
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昌乐)人,主要生活在汉末之世。历史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极少,其主要事迹零星见于西晋陈寿《三国志》中许慈、程秉、薛综等人的传记里。据记载,刘熙擅长经学,精通《周易》《尚书》《周礼》《毛诗》《论语》等儒学经典,曾避乱交州,建安年间入蜀地(今四川)讲学授徒,像前面提到的许慈、程秉、薛综等都曾跟从他受学。
三国时期的名士韦昭见到刘熙所写的《释名》,说这部书的确有很多精妙之处,但因物名繁多,难以详细考究,所以有得亦有失。即便这样,也足见刘熙确是一位博学之人,他所著的《释名》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刘熙的主要著作除《释名》外,还有《谥法注》三卷、《孟子注》七卷、《三礼图》等,但都没有流传下来。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孟子注》一卷。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释名》的作者曾有过争论。这主要是由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明人郑明选作《秕言》,对刘熙作《释名》提出了怀疑。后来,清代毕沅在《释名疏证序》中说:“疑此书兆于刘珍,踵成于熙,至韦曜又补官职之缺也。”于是有现代学者认为,可能是刘珍撰过《释名》,而由刘熙加以补充成书的。也有学者提出可能有两本《释名》,刘珍的《释名》早佚,刘熙的《释名》独传。然而,根据不同角度的研究,多数人认为《后汉书》虽有过刘珍作《释名》的记载,但各史经籍志都未著录,唐宋类书也未见征引,那些或亡佚,或同名异书,或为刘熙补充而成今本《释名》的观点,由于史料不足,证据不充分,而无法推断。我们今天见到的《释名》,正史(如《三国志》《隋书·经籍志》)中有记载,后代类书、字书又大量征引,完全可以确定为刘熙所作。
那么,刘熙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书呢?他在《释名序》中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刘熙要把各种事物的名称,不管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都一一弄清其来源,要使人明其“所以然”。也就是說,他之所以要编撰《释名》,就是因为“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百姓”理解语义,从而更好地使用语义。因此,这里的“名”范围非常广泛,同时又贴近百姓的生活,举凡天文地理、身体发肤、亲疏长幼、言语行动、衣食住行、典籍器物、生老病死等,均囊括其中,并逐一解释各个“名”的由来,这也是书名“释名”的本意。可以说,书中充满了对世间万物名称来由的好奇,发出了一个个对汉语语源(词源)的历史追问。
二、《释名》的编写体例
今本《释名》共八卷27篇,纵观这27篇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出刘熙的编选原则。
一是正统原则。所谓正统原则,即遵循当时社会在政治制度、宗法礼仪、伦理道德、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正统观念,以此为准则,选择那些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词语作为解释的对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天地在人们的观念中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在《释名》的27篇中,以《释天》《释地》为首。
二是人本原则。人本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在中国古代观念中,人的地位在宇宙万物中仅次于天地。所以刘熙选择所释之词时,以人为中心的倾向十分明显,关于衣、食、住、行、用的非常之多。比如关于衣服的有《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关于饮食的有《释饮食》,关于居住的有《释宫室》《释床帐》,关于日常用品的有《释书契》《释用器》《释乐器》,关于出行的有《释车》《释船》,最后还有《释疾病》和《释丧制》。
三是习用原则,即选择那些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和接触的事物或概念作为解释的对象,这也是建立在人本原则之上的。关于这一点,刘熙自己在《释名序》中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他说:“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典礼所制”大体上属于官用制度所定或与之有关的,“出自民庶”则属于老百姓习用之物。但不论官用制度还是老百姓习用之物,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类而释,一类是物名,一类是非物名。物名大多是关于“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如《释天》《释地》。非物名则是关于“行步走卧”“善恶美丑”,如《释姿容》《释言语》。
此外,《释名》在内容编排上也很有讲究。
首先,以类相从。《释名》全书共有27篇,也可以视为有27类。作者的分类标准是被释词所代表的事物属性,也就是说同类中的词就是作者认为属性相同或相关的词。比如《释天》中的词都是与天文历象相关的,《释地》中的词都是关于土地的。
其次,排列有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各篇的排列次序遵循了一定的原则,那就是正统观察和以人为本。书中的排列按照先释自然再释人类社会的顺序,先释天、地、山、水、丘、道,再释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二是各篇内部所释词的排列,从整体上看也是大致有序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根据不同的类别,各依一定的顺序来编排所释之词。如在《释亲属》中大体是按由亲到疏、由内而外的次序来解释各亲属之名。《释衣服》则大体按照由上到下的顺序,由衣而绔(裤),再到裙、袜、履,依次来解释。 在解释方法上,刘熙采用的是声训法。声训这种方法,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至刘熙的《释名》,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流派、一种风格。声训就是用音同、音近、音转的字来解释词义。举例来说,比如解释“光”,书中说:“光,晃也,晃晃然也。亦言广也,所照广远也。”古代“光”“晃”“广”读音相近,刘熙就用晃或广来解释光,说光得名于“晃”,明晃晃的样子。又说是“广”,照耀的地方广阔辽远。又如:“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意思是,体,得名于“第”,骨和肉、毛和血、表面和内部、大和小,排列编次有序。仔细想想,刘熙的解释确实有一定道理。所以,学者提出《释名》这部书既总结继承了东汉以前的训诂成果,又展现了东汉时期的训诂实绩。
三、《释名》一书的地位
《释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语源学专著,是声训集大成的开创性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词源学的正式建立,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开创了专门研究词源学之先河。《釋名》以前的著作,人们大多把视线集中到词所表达的意义上,而词为什么要表达这种意义,关注得却不多,而且没有形成词源探索的声训系统。《释名》则第一次专门研究语词的来源,从而使中国语言学史上有了一部探源性质的专门著作。
其次,声训的方法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释名》采用声训的方法来探究词的来源,刘熙提出研究词义不一定只局限于“形体”来分析,也可以从语言着手来探求“义类”和声符的关系,也就是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书中通过大量的声训材料论证物名必有所由,语言存在声义同源的规律,这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补充了荀子“约定俗成”的原理,进一步揭示了词汇的运用规律。
第三,此书把人们的视线由文献语言引向活的口语。正如作者在《释名序》中所言,书中所选的词多为鲜活的口语词,且不避俚语俗词。纵观书中所收词条,多为人们平时的常用词,小部分采自典籍。也就是说,刘熙的研究视线已从前代字书的集中于经学古籍,转为注重人们的日常口语,这对扭转当时重书面语而轻口语的现象,有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第四,《释名》中对词语的读音采用了近似于今天的描写方法,并且利用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如:“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这里所谓舌腹、舌头、横口、合唇、踧口、开唇等,都是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对汉语发音的描写。早在1700多年前,刘熙就能如此描写发音,实属难能可贵,这不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第一次,就是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最后,作者在体例上有着大胆的革新。《释名》继承了《尔雅》以义为类的体例,但也有变化,比如同一事类由整体到部分的顺序编排,各事类按照由大到小、由重到轻、由生到死的规律安排次序。同时,又把同义词、反义词有意识地放在一起,集中解释,这也是该书的首创。
四、《释名》的现代价值
古人早就认识到《释名》的多重价值,古籍中虽然关于刘熙的生平事迹、《释名》的成书经过记载得很少,但引用《释名》内容的人却不胜枚举。古代注解传世经典文献的名家名著如郦道元《水经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孔颖达《毛诗正义》、李善《文选注》等,以及重要的汉语字词音义专书如《玉篇》《一切经音义》《经典释文》《说文系传》《广韵》等,都多次引用《释名》来阐释词义,甚至像《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这样的类书也都频繁征引《释名》的条目。
应该说,《释名》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语言学方面,又因书中选词贴近生活,相当于一部记录汉代日常生活的小型百科全书,所以在历史学、民俗学方面也有着很大价值。
首先说此书的语言学价值。《释名》是传世的第一部探求汉语语源的专著,书中记录的词语之间的语音关联是研究汉语音韵学、了解汉代语音的信息宝库;记录的词语之间的意义关联,是研究训诂学、释读古代文献的重要依据;推求出的词源是研究汉语语源的珍贵参考资料。虽然刘熙推求的结果不能全部相信,但其因声求源的方法是大致可行的,所载的音义资料也是准确可靠的。此外,《释名》中还保留了一些古语和方言,比如《释丧制》中记载:“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
特别要指出的是,像《说文解字》《尔雅》这些传统小学著作,都是为“解经”服务的,可以视为经学的附庸(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家,撰《说文解字》是为了反驳今文经学家的观点)。而《释名》则完全脱离了经学,它从语言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内部联系。如今,语言已经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人们更应该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释名》这部书。
《释名》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更真实地记录了汉代的社会文化生活,这对于我们了解汉代的历史和民俗也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汉代受楚文化影响,服饰样式丰富,技艺精湛。汉代继承了“上衣下裳”制,《释名·释衣服》中就记载:“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芘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释名》还分别训释了上衣下裳中的玄端、襦、褶、裙、袴、裈、缘裙,以及鞋、履、屐、袜等物。不仅记载了男和女的不同服饰,还记载了贵族与平民的不同服饰。另外,书中还涉及首饰、化妆等物的形制和使用方法,体现了汉代梳妆打扮的习俗风尚。这些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相关民俗有重要的价值。
又如,汉代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其饮食习俗也丰富多样。《释名·释饮食》中记载:“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其中胡饼为炉烤的芝麻烧饼,蒸饼类似馒头,汤饼为水煮的揪面片,髓饼为用动物骨髓、油脂和面制作的饼。著名史学家齐思和先生曾指出:“埃及和西亚人发明磨面制饼的方法都较我们早。大概是西域兄弟民族首先得到了磨面制饼的方法,以后又传到了中原,将我国膳食方法推进了一步。”“饼”的花色品种繁多、制作方法复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吃饼在汉代的流行程度。
其他篇目,如《释天》记录了当时人们所感知的天体、天文现象,还有关于五行、干支、阴阳、气的解释,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哲学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有参考价值。其后的《释地》《释山》《释水》《释丘》,介绍了土地、山丘、水体之名和特征,《释道》记录了各类道路,《释州国》解释了州国、郡县等行政区划的得名。这些材料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农田治理、地理认知、行政区划等提供了信息。《释形体》解释了人身体各部位及其功能,《释姿容》解释了人体的动作,体现了古人对人体部位及其功用的系统认知,渗透着古人对自我生命的体认。《释长幼》解释了男女老少之别,《释亲属》解释了血缘、姻亲关系,体现了古代社会的家庭伦理秩序。《释疾病》记录了常见疾病的名称及症状,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水平,对于研究中医疾病的分类、疗法和中医发展史具有参考价值。
可以说,《释名》作为一部解释事物命名缘由的著作,系统记录了事物的名称及其由来,从而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时,此书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乐器、交通、饮食、医学等诸多领域,丰富了我们对汉代多方面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民俗学价值。清人毕沅在《释名疏证序》中指出:“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可谓中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