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里头一上来就是一位王老爷在怄气，一个现实生活里吆五喝六的人物心甘情愿在长三堂子里受女人气，似乎于他而言还是一大乐趣。古代中国男人从来不缺女人，尤其是成功的士大夫或文人，几乎个个三妻四妾。他们上妓院去的真正目的并非一夜缱绻，而是去找一种男女的平等关系，好比这位王老爷，在妓院里头受气，也是极妙的享受呢。换言之，妓院对这些男人来说就是学习和实践谈恋爱的场所。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职业，娼妓的存在，除了人性天生的蔽障之外，亦有其与诸多社会领域的勾连原因在。日本汉学学者斋藤茂先生的《妓女与文人》即尝试从“妓女的起源”、“妓女的技艺和日常状况”、“名妓与文人”、“妓院与小说、戏剧”、“新文化与妓女、妓院”等六大方面对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大社会群体之关系做了一次小小的梳理。
　　自春秋时代始，妓女即存在于中国社会诸多方面，大致可分为宫妓、家妓、营妓、官妓、民妓五大类型。除了纯粹的身体交易之外，古代妓女必须学习各种技艺，尤以琴棋书画、歌舞诗词为重。古代社会，上等家庭的妇女耽玩丝竹，或恐有伤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有时同样会被认为有损妇道；至于绘图吟诗、织锦刺绣，大多作为颐养气性的方式而被允许。但妓女不如此，单凭身体交易的只是低等妓女，具备出众的才学技能的妓女方能获致青眼。
　　虽然妓女接触社会上各色人等，但无疑，她们和文人的交往流传最多。文人这一群体自古就有，但直到唐代后半期开始延续到北宋以后“官僚文人”才真正“将作为公职的官僚生活和个人私生活区分开来”，称得上是真正的“文人”。同时，作为比较成型的、逐渐摆脱权力宰制的妓女群体也大致自唐代始，是故我们如今会读到较之前朝要多得多的关于唐代文人和娼妓的奇闻轶事。文人阶层一方面依附王权，具备巨大的政经权力，另一方面因其掌握运用文字语言的特殊能力，占据话语权，导致文人群体的思考和风尚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构成一文学社会。在这等环境下，习得诸多文人技艺的妓女群体，自然会靠近攀附文人群体，将他们的好恶赞弹视为颇要紧的评价。文人的一句赞词、一首题赠，不仅是对妓女容貌才艺的点评，甚至是风月场的身价指南。
　　不过文人和妓女的互动关系并非仅仅是前者影响后者。很多方面，妓女对于文人的影响同样重要深远。
　　随着两大群体的交往日密，传统诗歌对于妓女的描写与关注也日益增多。自唐代始，妓女在诗歌中的形象渐趋丰满，更多文人会在诗作中透露与妓女的恋情。如元稹在江陵贬职期间，与乐妓杨琼相识，十多年后，还不忘这段旧情，在苏州“过琼叙旧”，随后又在浙东和诗述情。虽仍旧存在社会等级的差异，但不少文人已经“以亲密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妓女”，并将她们视为“能够共同分享体验和感动的心灵伴侣”。由此使得中国文学中向来不发达的“恋爱诗”有了大进步，能作诗的妓女与文人互相唱和，导致向妓女直接表达感情的诗作大量出现。开个玩笑，妓女不仅教会文人怎么谈恋爱，也教会他们怎么写情诗。
　　另一方面，在出版印刷业发达的明代之前，妓院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尤其是以歌谣为主的音乐文化。唐朝薛用弱《集异记》的“旗亭画壁”的故事，说的就是王之涣、高适、王昌龄三人以妓女演唱各自作品多少来判断三人作品流传程度，妓女好比是各大流行歌曲榜单的主持人；再如“词”的流播与兴起，词与音乐酒令关系极大，妓院提供了词的创作环境；又如《卖油郎》、《杜十娘》之类小说，迥异此前传统小说，不再执着于神魔鬼怪，妓女形象愈加增多，而到了《金瓶梅》、《海上花列传》，妓院更是重要的故事背景。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在古代，妓院和妓女恰恰是文人群体必不可少的传播者，她们与文人的来往不仅提供了花样百出的写作素材，更无形中成为文人试验新作品、体验新感情的创作基地，才学出众的妓女更是难得的作品赏鉴人——妓院原来是个好学校。
　　怀才不遇的文人往往有一种“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的落寞。理想不得实现，唯有在秦楼楚馆中求慰藉。若碰上知情识趣的青楼女，兴起的不仅是男欢女爱，更是同为落魄人的惺惺相惜。就此点而言，文人痴迷妓女，痴迷的不是妓女本身，而是想从她们身上填补自己对于现实与感情的失望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