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以来，“作者电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便是商业电影的重镇香港，也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承接其流风余绪，爆发了属于自己的新浪潮运动，涌现出徐克的《蝶变》、《第一类型危险》，许鞍华的《疯劫》、《投奔怒海》，谭家明的《名剑》，方育平的《半边人》、《父子情》等一批新电影。此时的杜琪峰还不入流，拍了部失败的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后，又重新操起电视长剧的营生。恐怕此时的他也不会想到，日后自己会凭借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成为香港电影的一面旗帜。
　　如果说卖座的《射雕英雄传》、《阿郎的故事》确立了杜琪峰成熟的商业片导演身份，那么《无味神探》正是其个人风格的萌芽之作。由此片发端，那些港式商业片中司空见惯的类型化人物和模式化故事开始发生变异，新意随之滋生。杜琪峰像一个真正的“作者”那样尝到了甜头，他“发现”了全新的书写方式，随后便创立自己的制片公司“银河映像”。这一标志性事件成为其导演生涯真正的分水岭。他得到一定的创作自由，从此甩开膀子踏上了大胆探索、塑造自我之路，并逐渐组合起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团队，刘青云、古天乐、任达华、吴镇宇、林雪、林家栋、卢海鹏等人更是成为其御用演员。使用固定班底，反复塑造和挖掘同一个演员，似乎是名导们的共同爱好，而大师们的影子在杜琪峰的电影中也随处可见。《枪火》的灵感来自黑泽明的《七武士》，杜琪峰甚至在他最钟爱的《柔道龙虎榜》的片尾打上了“向黑泽明导演致敬”的字幕；他还推崇法国的黑帮片大师梅尔维尔，曾试图翻拍其名作《红圈》未果。
　　编导一体、御用团队、致敬大师、电影节常客……这种种表征都无一例外地凸显出杜琪峰的“作者性”。而事情的另外一面是，杜琪峰在拍自己想拍的风格之作（如《黑社会》、《文雀》等）的同时，也拍摄了大量纯粹的商业片（如《孤男寡女》、《龙凤斗》等）。也就是说，面对市场和自我表达的两难困境，杜琪峰的生存策略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负责叫好，一条腿负责叫座；两者得以双全是理想状态，只在《暗战》、《大块头有大智慧》两片上实现。由此可见，拍电视剧和商业类型片起家，并常年游弋于风格和商业之间，这一特征是理解杜琪峰的“作者性”的关键所在。
　　杜琪峰的“作者性”在于，故事总脱胎于商业片类型但绝不模式化、套路化，甚至故意跟模式和套路对着干，而将黑帮和文艺两种类型巧妙地嫁接起来，产生化学反应，更是其拿手绝活。其鬼马而诡谲的创意多见于细部，比如枪战场面，几乎每部戏都有，但你永远想象不出下一次他会怎么拍。无论故事、场面还是桥段，总能将俗套拍出新意，这正是杜琪峰的与众不同之处。基于此，其电影风格冷峻、黑色、荒诞，酷劲十足、不失幽默又洋溢着情怀，形成了紧张窒息、凌厉写意、极具静态美和形式感的杜氏枪战美学。
　　在上述背景下谈论《毒战》，我们不难发现，作为首位触碰内地警匪题材的香港导演，杜琪峰这次狠狠压抑了个人风格。既然“桎梏”已经套上，“模式”不可更改，那么索性不玩调调，不酷，就直来直去，动机明确，警察就是千方百计地要抓毒贩，毒贩就是处心积虑地想逃生，就在安全的空间内把戏做足，在斗智斗勇斗狠上用劲，斗死为止，保证精彩，对自己的手艺和活儿负责，即便束手束脚，也要玩出花来。对杜琪峰而言，这显然不是难事。第一朵花从大聋小聋的枪口里迸出，小马哥附体般的聋哑人脸上那专注的神态着实让人惊愕。更大的花于最后的枪战场面中盛开，开得惊心动魄，无比惨烈，到“直播”注射死刑一幕时，愈显娇艳。
　　很显然，以《毒战》来衡量杜琪峰作为“香港第一流的风格家”的成色是不合适的，而此前的《夺命金》则贴近当下，真实可感，人物鲜活，堪称突破之作。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杜琪峰及其银河映像依然活力四射，乐于尝试，心态平和而开放，对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怀抱着一个“作者”该有的自信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