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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8日，台湾舞蹈家、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带着他的舞蹈《九歌》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结束后，与观众见面，原计划15分钟的见面会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你是想问我，我走（死）了之后，怎么办是吧？”
当有一位观众问到云门舞集的未来时，林怀民微笑着这样反问道。这是喜爱他舞蹈的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已经66岁的林怀民必须思考的问题，对此，他并不讳言。
他戴一副金属眼镜，黑裤子，黑皮鞋，黑毛衣，衣着轻松悠闲，言语轻柔。散场之后，他一条腿甩起来，原地做了一个180度的转身，又从椅子背上抓起外套，一甩，放在臂弯里，然后另一只胳膊搭在朋友的肩上，走了。
当日，《瞭望东方周刊》对林怀民进行了专访。
“神从来没有来过”
九歌原为楚地的祭祀歌曲，曾在屈原的《楚辞》中出现过，现在早已失传。
1988年，陷于编舞困境的林怀民背上背包，在东南亚的巴厘岛见到了当地原始的歌舞祭祀表演，一下子触发了灵感。他用了三年的时间编舞，云门舞集的舞者们又用了三年的时间排练，《九歌》在1993年面世。这是他的编舞生涯中的得意之作，被称作云门舞集“二十年的结晶”。
舞蹈《九歌》并不在意表现古老的祭祀，而重在表现“国殇”。舞蹈中，一个身穿中山装的少年男子，在祭神旁边游走，为了家国理想，别了爱人，走上不归之路。
林怀民说，他专门挑选在2月28日这一天演出，是为了纪念台湾的“二二八事变”中的烈士。
“人永远都在祷告，为什么？因为求而不应，神从来没有来过，所以人要站起来，靠的是自己。”林怀民对本刊记者说。
《九歌》是个大型的舞蹈，演员众多，道具繁重，2007年云门舞集一度准备封箱。2008年初，台北云门剧场一场大火几乎把整个剧场化为灰烬，火场中只两个木箱子保存完整，就是保存《九歌》所用面具的木箱。
“面具是具有神性的，也许它们有意要保留下来，所以一定要让他重新面世，演出。”林怀民说。
《瞭望东方周刊》：九歌是起源于中国的祭祀歌曲，你却在印度尼西亚找到了它的灵感，可惜中国还有很多古代的艺术形式，没有充分地挖掘。
林怀民：在中国大地上，很多古老的艺术形式都不见了。巴厘岛很特别，他们每天都在表演，有意思的是，他们今天在庙里演，明天在坟场演，后天给观光客演，演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他们保留了对世界最原始的认识，认为万物有灵，当地人笃信印度教，巴厘岛化的印度教。他们的舞蹈与大自然融在一起，也经常被邀请到欧美的大剧场去表演。
我跑遍全世界，（发现）九歌的世界在他们那里完全存在。比如，他们认为稻子成熟了，是因为稻米女神怀孕了，所以他们在割稻子的时候，一边唱歌赞美女神，一边割稻，而且每次只割一根，很小的一块地，可能一个家族要割好几天。割完之后，又把它们包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在院子中整整齐齐地展开来晾晒，摆放整理得就像花一样，规规矩矩。像我们这样讲求效率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些了）。
《瞭望东方周刊》：形式没有了。就你感受到的，大陆古老的艺术精神还在吗？
林怀民：好像也是断了的。比如，有时候我跟大陆的一些朋友谈事情，讲不通。平时都很投机，但是到某种程度就说不下去了。
比如在布达拉宫里，来了一群从上海来的游客，他们啧啧赞叹，“乖乖，这个佛像，这么高大，贴金箔——这个要花多少钱啊？！”我们面对佛像，如果内心却称量它要花多少钱，会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候，佛像，还有敦煌的画像，那么美？在越是艰苦的地方，神像越多，因为祷告是很虔诚的。那些美，是对苦难的救赎。
“执迷”的人
林怀民非常尊敬的一位国内的舞蹈家是杨丽萍，他在台北看过她的《雀之灵》，感觉她很“执迷”。
林怀民也同样是一个“执迷”的人。
他14岁开始发表小说， 22岁去美国留学，兴趣才转到舞蹈上来，学习编舞。26岁回到台湾，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他在没有专业舞者、没有剧场的情况下成立了自己的舞团——云门舞集，开始自己编舞。
“当时就想跳舞给学生和乡亲看，不知道编舞有这么困难，就一头撞进去了。”
他笑称自己的创作动力，来自云门舞集要求每年都要编一个新的舞蹈。他编不出东西的时候，就去休假，“休假时间越长，创作就越好。”
《九歌》的创作他用了三年的时间，那几年，他对传统印度文化中的舞蹈和音乐非常沉迷，在巴厘岛发现了祭祀舞蹈之后，他去了印度、尼泊尔，为了更多了解印度教；之后，他又来中国大陆，去了敦煌；最后飞到纽约，因为那里的图书馆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印度文化的资料。
在这种执迷中，林怀民把古代文化精神融入现代舞蹈。至今，他自己编创的舞蹈，共有70多部。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让云门的舞者练习打坐，为什么？
林怀民：是的，要求每天要有一段时间静坐，练习静定，练气。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造就了你？
林怀民：我是一个怪胎，条件得天独厚。我是台湾人，祖先迁居到台湾已经有两百年，曾祖父是秀才，家里有书，有没有“香”我不知道。父亲母亲都曾留学东京，他们在家里讲日语，也带给我很多西方文化的东西。我的叔叔到美国读书，带回来很多鲁迅、沈从文的书。我小时候住在乡下，长大后又搬到城里。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是我天生的一个背景，这些不是学习来的。在舞蹈方面，我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心里没有框框，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永远都要费力气去找钱
如果认为云门舞集肯定不缺钱，会有人排着队提供赞助，那就错了。在当晚演出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个赞助机构的代表发言占了很长时间。林怀民在发言中，不住地向两位道谢。
《瞭望东方周刊》：你还愁没有赞助吗？
林怀民：全世界的专业舞团，比如芭蕾舞啊，都是要靠捐钱的。舞蹈是不能复制的，是人力密集型的行业，所以永远都要费力气去找钱的。台湾社会允许和支持这样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我不太理解，比如日本的歌舞伎坂东玉三郎，后面有很多财阀给钱，你们怎么会没有？
林怀民：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坂东玉三郎的成功不是靠一人之功，歌舞伎传统在日本源远流长，只不过今天的歌舞伎不陪睡了，早前日本的歌舞伎、国内京剧的长辈，还有沙皇时代的芭蕾舞者，常常是要陪睡的。坂东玉三郎现在不用陪睡了，可能陪吃个饭就行了。日本的后援会是惊人的。
你看梅兰芳，够红了吧，还是要挣钱，很累，要养那么一大批人。
我的舞蹈只属于我和我的时代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出生于1947年），有社会理想，觉得可以‘变天’。当时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想为台湾做一点事情。”林怀民说。
1973年，林怀民创立云门舞集的时候，想得很天真，认为做几年就可以交给别人了。“没想到做了四十年，现在居然还在做。”
1999年，云门舞集附属的“云门舞集2”成立，外界认为这是林怀民培养继承人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至今，能够担起林怀民的角色重任的人仍然没有出现。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没有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
林怀民：人算不如天算。如果我不死，又弄了一个接班人，像查尔斯王子，不是可怜死了吗？通过“云门舞集2”，培养一些年轻的编舞，等他们成熟了，能够做大的舞蹈，就让他们来编。哪一天我死了，让董事会来确定我的继承人选。或者等哪一天我做不好，没有人买票的时候，让年轻人上来做。
《瞭望东方周刊》：你编的舞蹈中有比较深刻的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些可能是后来的舞者们无法企及的。
林怀民：我的舞蹈只属于我和我的时代。我走了也就走了，后面自然会有不同的舞蹈出现。
“你是想问我，我走（死）了之后，怎么办是吧？”
当有一位观众问到云门舞集的未来时，林怀民微笑着这样反问道。这是喜爱他舞蹈的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已经66岁的林怀民必须思考的问题，对此，他并不讳言。
他戴一副金属眼镜，黑裤子，黑皮鞋，黑毛衣，衣着轻松悠闲，言语轻柔。散场之后，他一条腿甩起来，原地做了一个180度的转身，又从椅子背上抓起外套，一甩，放在臂弯里，然后另一只胳膊搭在朋友的肩上，走了。
当日，《瞭望东方周刊》对林怀民进行了专访。
“神从来没有来过”
九歌原为楚地的祭祀歌曲，曾在屈原的《楚辞》中出现过，现在早已失传。
1988年，陷于编舞困境的林怀民背上背包，在东南亚的巴厘岛见到了当地原始的歌舞祭祀表演，一下子触发了灵感。他用了三年的时间编舞，云门舞集的舞者们又用了三年的时间排练，《九歌》在1993年面世。这是他的编舞生涯中的得意之作，被称作云门舞集“二十年的结晶”。
舞蹈《九歌》并不在意表现古老的祭祀，而重在表现“国殇”。舞蹈中，一个身穿中山装的少年男子，在祭神旁边游走，为了家国理想，别了爱人，走上不归之路。
林怀民说，他专门挑选在2月28日这一天演出，是为了纪念台湾的“二二八事变”中的烈士。
“人永远都在祷告，为什么？因为求而不应，神从来没有来过，所以人要站起来，靠的是自己。”林怀民对本刊记者说。
《九歌》是个大型的舞蹈，演员众多，道具繁重，2007年云门舞集一度准备封箱。2008年初，台北云门剧场一场大火几乎把整个剧场化为灰烬，火场中只两个木箱子保存完整，就是保存《九歌》所用面具的木箱。
“面具是具有神性的，也许它们有意要保留下来，所以一定要让他重新面世，演出。”林怀民说。
《瞭望东方周刊》：九歌是起源于中国的祭祀歌曲，你却在印度尼西亚找到了它的灵感，可惜中国还有很多古代的艺术形式，没有充分地挖掘。
林怀民：在中国大地上，很多古老的艺术形式都不见了。巴厘岛很特别，他们每天都在表演，有意思的是，他们今天在庙里演，明天在坟场演，后天给观光客演，演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他们保留了对世界最原始的认识，认为万物有灵，当地人笃信印度教，巴厘岛化的印度教。他们的舞蹈与大自然融在一起，也经常被邀请到欧美的大剧场去表演。
我跑遍全世界，（发现）九歌的世界在他们那里完全存在。比如，他们认为稻子成熟了，是因为稻米女神怀孕了，所以他们在割稻子的时候，一边唱歌赞美女神，一边割稻，而且每次只割一根，很小的一块地，可能一个家族要割好几天。割完之后，又把它们包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在院子中整整齐齐地展开来晾晒，摆放整理得就像花一样，规规矩矩。像我们这样讲求效率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些了）。
《瞭望东方周刊》：形式没有了。就你感受到的，大陆古老的艺术精神还在吗？
林怀民：好像也是断了的。比如，有时候我跟大陆的一些朋友谈事情，讲不通。平时都很投机，但是到某种程度就说不下去了。
比如在布达拉宫里，来了一群从上海来的游客，他们啧啧赞叹，“乖乖，这个佛像，这么高大，贴金箔——这个要花多少钱啊？！”我们面对佛像，如果内心却称量它要花多少钱，会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候，佛像，还有敦煌的画像，那么美？在越是艰苦的地方，神像越多，因为祷告是很虔诚的。那些美，是对苦难的救赎。
“执迷”的人
林怀民非常尊敬的一位国内的舞蹈家是杨丽萍，他在台北看过她的《雀之灵》，感觉她很“执迷”。
林怀民也同样是一个“执迷”的人。
他14岁开始发表小说， 22岁去美国留学，兴趣才转到舞蹈上来，学习编舞。26岁回到台湾，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人，他在没有专业舞者、没有剧场的情况下成立了自己的舞团——云门舞集，开始自己编舞。
“当时就想跳舞给学生和乡亲看，不知道编舞有这么困难，就一头撞进去了。”
他笑称自己的创作动力，来自云门舞集要求每年都要编一个新的舞蹈。他编不出东西的时候，就去休假，“休假时间越长，创作就越好。”
《九歌》的创作他用了三年的时间，那几年，他对传统印度文化中的舞蹈和音乐非常沉迷，在巴厘岛发现了祭祀舞蹈之后，他去了印度、尼泊尔，为了更多了解印度教；之后，他又来中国大陆，去了敦煌；最后飞到纽约，因为那里的图书馆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印度文化的资料。
在这种执迷中，林怀民把古代文化精神融入现代舞蹈。至今，他自己编创的舞蹈，共有70多部。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让云门的舞者练习打坐，为什么？
林怀民：是的，要求每天要有一段时间静坐，练习静定，练气。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造就了你？
林怀民：我是一个怪胎，条件得天独厚。我是台湾人，祖先迁居到台湾已经有两百年，曾祖父是秀才，家里有书，有没有“香”我不知道。父亲母亲都曾留学东京，他们在家里讲日语，也带给我很多西方文化的东西。我的叔叔到美国读书，带回来很多鲁迅、沈从文的书。我小时候住在乡下，长大后又搬到城里。
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是我天生的一个背景，这些不是学习来的。在舞蹈方面，我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心里没有框框，就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永远都要费力气去找钱
如果认为云门舞集肯定不缺钱，会有人排着队提供赞助，那就错了。在当晚演出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两个赞助机构的代表发言占了很长时间。林怀民在发言中，不住地向两位道谢。
《瞭望东方周刊》：你还愁没有赞助吗？
林怀民：全世界的专业舞团，比如芭蕾舞啊，都是要靠捐钱的。舞蹈是不能复制的，是人力密集型的行业，所以永远都要费力气去找钱的。台湾社会允许和支持这样的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我不太理解，比如日本的歌舞伎坂东玉三郎，后面有很多财阀给钱，你们怎么会没有？
林怀民：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坂东玉三郎的成功不是靠一人之功，歌舞伎传统在日本源远流长，只不过今天的歌舞伎不陪睡了，早前日本的歌舞伎、国内京剧的长辈，还有沙皇时代的芭蕾舞者，常常是要陪睡的。坂东玉三郎现在不用陪睡了，可能陪吃个饭就行了。日本的后援会是惊人的。
你看梅兰芳，够红了吧，还是要挣钱，很累，要养那么一大批人。
我的舞蹈只属于我和我的时代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出生于1947年），有社会理想，觉得可以‘变天’。当时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想为台湾做一点事情。”林怀民说。
1973年，林怀民创立云门舞集的时候，想得很天真，认为做几年就可以交给别人了。“没想到做了四十年，现在居然还在做。”
1999年，云门舞集附属的“云门舞集2”成立，外界认为这是林怀民培养继承人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至今，能够担起林怀民的角色重任的人仍然没有出现。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没有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
林怀民：人算不如天算。如果我不死，又弄了一个接班人，像查尔斯王子，不是可怜死了吗？通过“云门舞集2”，培养一些年轻的编舞，等他们成熟了，能够做大的舞蹈，就让他们来编。哪一天我死了，让董事会来确定我的继承人选。或者等哪一天我做不好，没有人买票的时候，让年轻人上来做。
《瞭望东方周刊》：你编的舞蹈中有比较深刻的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些可能是后来的舞者们无法企及的。
林怀民：我的舞蹈只属于我和我的时代。我走了也就走了，后面自然会有不同的舞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