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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条两年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私信，他已经成功移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私信里他问我：“你还在做记者吗？”我说对，同时问他考虑回国发展吗。他回复我：“国内社会很多东西太不干净了, 你很有勇气选择直视并放大给别人看, 现阶段我只有逃避。”
他的母亲是一家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亲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在他上大学时将他送去澳大利亚，在那里读书、就业，最终获得绿卡并入籍。
回国的日子里，他每个晚上都会去酒吧、KTV或是干脆在街上闲逛以“感受人味儿”，并且一再抱怨，和灯红酒绿的国内比起来，“阿德莱德简直是个农村”，但他要移民的决心却从未转变。
和他一样的人并非少数，“80后和70后来咨询移民的人这几年明显增多了。”广州一家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80后通常是父母做主。70后更急迫，人也更多。为了孩子、为了生意、为了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了。他们渐渐取代了原来是主流的60后。50后也有许多人出去养老。想要移民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和你们媒体也有关系，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大家都有了一种错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来不及了。”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微博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此总结，财富正在迅速从这个国家撤离，富人对这里失去了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份报告并不准确。”这位总经理对此做出评价。“没那么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说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谈恋爱，你有兴趣，对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千万也可以算是富翁吗？你在这里有两套房子，一部车，你就有1000万了。”另一家移民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拥有1000万是你想办理投资移民、能移民，还能在当地过得舒服点的一个基本值，但也只是基本。你总不能卖了房子凑够400万刚好达标，到那边白手起家吧。现在移民的人不会那么傻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尽管那些国家以严苛的条件和限量的配额来迎接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移民？孩子的教育！
谢炎武是个看上去挺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华——一家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脸剃得很干净，西装也很合身。他是广东本地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选择了回国，开创他的移民生意。
谢炎武很为他的公司骄傲，称一些竞争对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们“不公平竞争”。在中国，移民中介公司因为牵扯对外业务，需要在当地的公安局进行资质审核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钻了漏洞，他们只拥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则在A地注册，却也同时经营了其他地区的业务。
谢炎武说他很早就注册了经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热点地区的业务范围，但许多中介公司注册范围很少，却也做其他国家的业务。他对此感到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
中国商人的一个特性是，当行业内某个不合规矩的事情成为常态，用法律去校正这件事的那个人反而会变得不合群，所以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接受。
正规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优势，澳德华的成功率非常高，他们在选择客户时很谨慎，如果客户的条件不够优质，他们会拒绝。而且他们承诺，如果不成功就全额退款。许多小移民中介因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绝退款而闹出了新闻。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只专注于投资移民，澳德华“留学、技术、投资移民都做”，但谢先生承认，“投资移民是现在的热门。”
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谢先生的下属，咨询顾问郭玲则说，“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其他移民的热门理由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和国外投资。
谢先生曾经的一个客户，东北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结束后决定移民去澳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出去后强迫自己只和外国人接触。现在他拥有一本可以免签许多国家的护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艳羡的活法。
选择投资移民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增多，富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华，留学和技术移民才是他们的重点，那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刚刚兴趣，澳洲和香港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投资移民政策，至于现在的热门美国，那时还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现在，时代变了，投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数量一直稳定增长，尤其是对资金来源审查不算严格的美国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只要你是真的有钱，美国和香港就更适合你，澳大利亚对税单的要求非常严格，加拿大也一样。就算是你的父亲给你的钱，在澳大利亚也许都通不过。”郭玲说。
谢炎武总结，困扰中国移民的通常是3个问题：“英文、资金来源和移民监。”即使是对投资移民只要求雅思3.0的新西兰，仍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为之却步。“那一代土老板，连个ABC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户要求移民中介为他们解决资金来源和移民监的问题，谢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客人达到那些国家的要求。但‘做资产’查出来有风险，我们协助客户去做一些假证明，或者是在当地找家公司派他回来免坐移民监，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痴，他们发现后，说到底是对客户不好。我们这样的大公司犯不着做这些。”
“但我相信会有小公司做这些。”他补充道，一个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开，“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这能通过吗？我表示疑问，如果那边要求面试怎么办？W小姐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材料顾问和移民局官员有着相当良好的关系。”
至于移民局规定的公司营业额，W小姐认为这也很简单，“我们会推荐一些生意给你们，你们只需要看资料，付钱买下来，然后去那边经营就行了。”
“或者，”她压低声音，“你们也可以多付一点钱，我们会在那边为你们找一个稳重可靠的经理人，帮你们打理生意，保证达到营业额，这笔生意表面上是你们的，但其实和你们无关。懂了吗？”
后来Amy分析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中国人这样做的太多了，导致外国移民局会查银行往来明细，以核实生意与这个人有关的真实性。
“外国让你用这种方式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会经商的人才，这样做和欺骗无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她摇了摇头。“至于那些说他们和移民局有关系的话，不是没有人贿赂过外国人，前两年加拿大就有官员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员负责的所有项目都要被重新审核，你还是很危险。”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移民中介敢于做出这样危险的承诺呢？郭玲的回答是：“总有些侥幸。”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她们公司附近的另一家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招牌，“你懂的”，郭玲暧昧地笑了笑。她还有个客户曾经因为一些别家公司编造的虚假材料而被某国移民局拒签。迫不得已之下，他转投过来，重新办理别国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见面时愤怒地声讨上家公司的老板，还挥了挥拳头，声称自己将那个奸商“揍了一顿”。
几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着一条微妙的红线。中国规定每人每年不得汇出超过50000美金的外汇，但许多移民种类都需要向当地转移50万甚至上百万的美金。移民中介们给出了两种办法，找朋友和亲戚帮忙，每人汇5万直到达标；或者找地下钱庄。
“这个规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移民中介老板说。
这只是一方面，中国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许多人积攒起了财富，还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机浪潮中耍聪明而发财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当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们的发迹过程时，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见过一个靠炒房地产发财的女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是卖掉，再买两套，卖，买，买，卖，最后她成了一个千万富翁。”Amy说。“她的文件非常难做。她在买卖这些房子时交的税很有问题，我们国家对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税根本不足以证明她现在这些钱。”
还有一个人不愿意透露他的资金来源，他开着路虎来，声称自己有上亿身家，说自己是在山西挖煤发的财，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证明他有矿产的文件，因为“这样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让我们帮他洗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拒绝了他，他可能找了别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务员家庭，非公务员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资移民的方式出国，公务员丈夫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再“裸奔”国外，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层出不穷。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拥有公司。她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收入能够支撑这些资金来源，公务员自己是不能办理移民的，他们甚至没有护照。我们会知道某人的先生是个公务员，但这不会让我们觉得良心上有负罪感，他们就是客户而已。”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的顾问告诉我：“有些客户拥有许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为了避税和转移资产的，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帮助他们理清这其中的关系。”
在Amy看来，没有一家移民中介是彻底干净的，“或多或少都会帮客户做一点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曾经调查过中国的移民行业，他们的记者冒充移民申请人给22家移民中介打电话，超过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虚假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客户达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伪造无犯罪记录”，但更流行的则是伪造资产证明。一家广州的中介说：“如果你做了假，你应该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中国国情，我觉得责怪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责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评论道，她遇到过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并且不知道该将责任归咎于何方——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外国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供出生证。但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证，如果他们没有转户口还好，一旦转了户口，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愿意开出证明。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找一些拥有人事权的单位开出出生证明。
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现实
为一个申请人的服务通常要持续两到三年，有时甚至会超过5年。除了咨询顾问外，还会有专门的材料顾问参与，最终老板还要审核每一笔移民以确保成功率。申请人通常需要经过一番挣扎，和一个顾问反反复复交流上好几次，才能最终决定移民。然后是漫长的文件准备过程，大量材料，包括房产证明、纳税证明、股票投资记录、银行存款、基金投资记录、各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个人的各种身份证明等等，通常准备时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这需要材料顾问和申请人一起，在工作日里跑遍各种政府部门，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难。
然后是更为漫长的申请、等待、批复过程。如果你运气不好，这个过程会持续上两三年。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通常还得再挣扎一番，为选择什么生意、在那边买不买房子、定居哪个城市而犹豫再三。
此时，移民中介通常会举办一些冷餐会或是中型派对，介绍这些幸运儿认识彼此，同时也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种人脉网络。移民中介希望，他们服务的这些精英阶层会和他们有一种疏离但不分离的关系，以备日后所需。
大型移民中介通常在各个热门国家都设有当地办事处，他们会为那些申请通过的准移民客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在当地的房子、驾照或是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只要你有钱，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刚刚申请成功的客户告诉我。“当然每一项服务都需要收费。就连去看看房子，他们都要多收一笔看楼费。”
Amy选择为自己的客户多做一些附加服务，她会尽量多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我和所有客户交谈时，第一个重点就是让他们想清楚为什么要移民。有些只是一时冲动的人，哪怕他们条件比较好，我也会尽量拒绝。”Amy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这些人在交过钱后甚至审批过程中退缩，或者是拖延整个申请流程，那样更麻烦。
“在我们这一行，工作时间完全取决于个人。”Amy宣称她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我要关心每一个客户，新的，老的，正在进行中的。就算是那些已经成功移民的客户，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希望我会持续和他们联络，关心他们的生活。”
“这样做对我自己也有好处。”她眨眨眼。这些接受她服务的人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新贵，有眼界、手腕、聪明才智和足够的资本。她不讳言，热情而专业的服务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一点都不仇富。我见了足够多的富人，或者说有钱人。他们让我也学到了很多。最讨厌的是那些有点小钱、又不够有钱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趾高气昂。”
郭玲和她拥有一样的看法，在做移民顾问前，她是一名房产顾问，对人情世故练达通透。
她说：“我的信仰是，一个人能得到一些，一定是因为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不存在平白无故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钱，他一定有能与之相匹配的某样才能。”
有一个客户来咨询时，整个人看上去像街上走着的老国企职工，无精打采，穿着灰扑扑的裤子和夹克衫，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时，发现为他工作的人背的都是Chanel、Chole。看过他的资产证明后我才知道，他身家上百亿。”
移民中介是一个很讲究口碑的行业，富人们要将自己的资产、身世、家庭状况原原本本地剖白于陌生人面前，稍有不慎，这些隐秘的材料会面临被泄露的风险，因为准备工作不充分而被拒签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的移民不是解放前卖猪仔了，他们都很了解国外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国内什么都坏、国外什么都好这种幼稚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
许多人选择了拿到一个移民身份然后继续回国，澳德华有1/3的生意来自深圳以外，江浙略多。郭玲接触到的温州客户大多都是实业家，大多也都在拿到身份后继续回国经营生意。
出国移民对他们，都只是让人生多一个选择，而非什么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移民会付出许多代价，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移民行业流传已久的笑话：“你想和胡锦涛握手吗？你想和温家宝吃饭吗？那就移民吧。”以一个外国移民侨领的身份，也许你就会遇到某个国内神秘的高官，并与之谈笑风生。
“你知道吗？两类人投资移民会特别容易成功。”Amy说。“一类是特别有钱的，还有一类是特别没钱的。他们资产刚刚够线，是铆足了劲儿想换个新生活的那种人。只要你铁了心一定要移民，一般都能成功。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觉得移了最好，不移也无所谓。”
移民中介公司内的工作人员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对金钱拥有两种概念。对客户，几百万资产只能算是“没什么钱”。
我忍不住问过郭玲一个问题，你能挣多少钱？郭玲一愣，很快回答，“我正想和你说这个，做这行做久了，钱容易不当钱。你要学会调适你的心态，一方面那么多人都比你有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他们所遇到的黑暗与不公。比如今天这个不能吃了，明天那家公司又被陷害了，你容易愤世嫉俗。所以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条两年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私信，他已经成功移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私信里他问我：“你还在做记者吗？”我说对，同时问他考虑回国发展吗。他回复我：“国内社会很多东西太不干净了, 你很有勇气选择直视并放大给别人看, 现阶段我只有逃避。”
他的母亲是一家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亲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在他上大学时将他送去澳大利亚，在那里读书、就业，最终获得绿卡并入籍。
回国的日子里，他每个晚上都会去酒吧、KTV或是干脆在街上闲逛以“感受人味儿”，并且一再抱怨，和灯红酒绿的国内比起来，“阿德莱德简直是个农村”，但他要移民的决心却从未转变。
和他一样的人并非少数，“80后和70后来咨询移民的人这几年明显增多了。”广州一家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80后通常是父母做主。70后更急迫，人也更多。为了孩子、为了生意、为了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了。他们渐渐取代了原来是主流的60后。50后也有许多人出去养老。想要移民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和你们媒体也有关系，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大家都有了一种错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来不及了。”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微博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此总结，财富正在迅速从这个国家撤离，富人对这里失去了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份报告并不准确。”这位总经理对此做出评价。“没那么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说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谈恋爱，你有兴趣，对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千万也可以算是富翁吗？你在这里有两套房子，一部车，你就有1000万了。”另一家移民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拥有1000万是你想办理投资移民、能移民，还能在当地过得舒服点的一个基本值，但也只是基本。你总不能卖了房子凑够400万刚好达标，到那边白手起家吧。现在移民的人不会那么傻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尽管那些国家以严苛的条件和限量的配额来迎接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移民？孩子的教育！
谢炎武是个看上去挺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华——一家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脸剃得很干净，西装也很合身。他是广东本地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选择了回国，开创他的移民生意。
谢炎武很为他的公司骄傲，称一些竞争对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们“不公平竞争”。在中国，移民中介公司因为牵扯对外业务，需要在当地的公安局进行资质审核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钻了漏洞，他们只拥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则在A地注册，却也同时经营了其他地区的业务。
谢炎武说他很早就注册了经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热点地区的业务范围，但许多中介公司注册范围很少，却也做其他国家的业务。他对此感到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
中国商人的一个特性是，当行业内某个不合规矩的事情成为常态，用法律去校正这件事的那个人反而会变得不合群，所以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接受。
正规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优势，澳德华的成功率非常高，他们在选择客户时很谨慎，如果客户的条件不够优质，他们会拒绝。而且他们承诺，如果不成功就全额退款。许多小移民中介因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绝退款而闹出了新闻。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只专注于投资移民，澳德华“留学、技术、投资移民都做”，但谢先生承认，“投资移民是现在的热门。”
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谢先生的下属，咨询顾问郭玲则说，“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其他移民的热门理由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和国外投资。
谢先生曾经的一个客户，东北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结束后决定移民去澳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出去后强迫自己只和外国人接触。现在他拥有一本可以免签许多国家的护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艳羡的活法。
选择投资移民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增多，富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华，留学和技术移民才是他们的重点，那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刚刚兴趣，澳洲和香港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投资移民政策，至于现在的热门美国，那时还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现在，时代变了，投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数量一直稳定增长，尤其是对资金来源审查不算严格的美国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只要你是真的有钱，美国和香港就更适合你，澳大利亚对税单的要求非常严格，加拿大也一样。就算是你的父亲给你的钱，在澳大利亚也许都通不过。”郭玲说。
谢炎武总结，困扰中国移民的通常是3个问题：“英文、资金来源和移民监。”即使是对投资移民只要求雅思3.0的新西兰，仍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为之却步。“那一代土老板，连个ABC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户要求移民中介为他们解决资金来源和移民监的问题，谢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客人达到那些国家的要求。但‘做资产’查出来有风险，我们协助客户去做一些假证明，或者是在当地找家公司派他回来免坐移民监，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痴，他们发现后，说到底是对客户不好。我们这样的大公司犯不着做这些。”
“但我相信会有小公司做这些。”他补充道，一个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开，“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这能通过吗？我表示疑问，如果那边要求面试怎么办？W小姐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材料顾问和移民局官员有着相当良好的关系。”
至于移民局规定的公司营业额，W小姐认为这也很简单，“我们会推荐一些生意给你们，你们只需要看资料，付钱买下来，然后去那边经营就行了。”
“或者，”她压低声音，“你们也可以多付一点钱，我们会在那边为你们找一个稳重可靠的经理人，帮你们打理生意，保证达到营业额，这笔生意表面上是你们的，但其实和你们无关。懂了吗？”
后来Amy分析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中国人这样做的太多了，导致外国移民局会查银行往来明细，以核实生意与这个人有关的真实性。
“外国让你用这种方式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会经商的人才，这样做和欺骗无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她摇了摇头。“至于那些说他们和移民局有关系的话，不是没有人贿赂过外国人，前两年加拿大就有官员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员负责的所有项目都要被重新审核，你还是很危险。”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移民中介敢于做出这样危险的承诺呢？郭玲的回答是：“总有些侥幸。”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她们公司附近的另一家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招牌，“你懂的”，郭玲暧昧地笑了笑。她还有个客户曾经因为一些别家公司编造的虚假材料而被某国移民局拒签。迫不得已之下，他转投过来，重新办理别国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见面时愤怒地声讨上家公司的老板，还挥了挥拳头，声称自己将那个奸商“揍了一顿”。
几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着一条微妙的红线。中国规定每人每年不得汇出超过50000美金的外汇，但许多移民种类都需要向当地转移50万甚至上百万的美金。移民中介们给出了两种办法，找朋友和亲戚帮忙，每人汇5万直到达标；或者找地下钱庄。
“这个规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移民中介老板说。
这只是一方面，中国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许多人积攒起了财富，还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机浪潮中耍聪明而发财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当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们的发迹过程时，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见过一个靠炒房地产发财的女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是卖掉，再买两套，卖，买，买，卖，最后她成了一个千万富翁。”Amy说。“她的文件非常难做。她在买卖这些房子时交的税很有问题，我们国家对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税根本不足以证明她现在这些钱。”
还有一个人不愿意透露他的资金来源，他开着路虎来，声称自己有上亿身家，说自己是在山西挖煤发的财，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证明他有矿产的文件，因为“这样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让我们帮他洗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拒绝了他，他可能找了别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务员家庭，非公务员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资移民的方式出国，公务员丈夫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再“裸奔”国外，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层出不穷。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拥有公司。她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收入能够支撑这些资金来源，公务员自己是不能办理移民的，他们甚至没有护照。我们会知道某人的先生是个公务员，但这不会让我们觉得良心上有负罪感，他们就是客户而已。”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的顾问告诉我：“有些客户拥有许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为了避税和转移资产的，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帮助他们理清这其中的关系。”
在Amy看来，没有一家移民中介是彻底干净的，“或多或少都会帮客户做一点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曾经调查过中国的移民行业，他们的记者冒充移民申请人给22家移民中介打电话，超过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虚假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客户达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伪造无犯罪记录”，但更流行的则是伪造资产证明。一家广州的中介说：“如果你做了假，你应该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中国国情，我觉得责怪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责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评论道，她遇到过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并且不知道该将责任归咎于何方——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外国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供出生证。但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证，如果他们没有转户口还好，一旦转了户口，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愿意开出证明。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找一些拥有人事权的单位开出出生证明。
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现实
为一个申请人的服务通常要持续两到三年，有时甚至会超过5年。除了咨询顾问外，还会有专门的材料顾问参与，最终老板还要审核每一笔移民以确保成功率。申请人通常需要经过一番挣扎，和一个顾问反反复复交流上好几次，才能最终决定移民。然后是漫长的文件准备过程，大量材料，包括房产证明、纳税证明、股票投资记录、银行存款、基金投资记录、各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个人的各种身份证明等等，通常准备时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这需要材料顾问和申请人一起，在工作日里跑遍各种政府部门，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难。
然后是更为漫长的申请、等待、批复过程。如果你运气不好，这个过程会持续上两三年。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通常还得再挣扎一番，为选择什么生意、在那边买不买房子、定居哪个城市而犹豫再三。
此时，移民中介通常会举办一些冷餐会或是中型派对，介绍这些幸运儿认识彼此，同时也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种人脉网络。移民中介希望，他们服务的这些精英阶层会和他们有一种疏离但不分离的关系，以备日后所需。
大型移民中介通常在各个热门国家都设有当地办事处，他们会为那些申请通过的准移民客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在当地的房子、驾照或是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只要你有钱，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刚刚申请成功的客户告诉我。“当然每一项服务都需要收费。就连去看看房子，他们都要多收一笔看楼费。”
Amy选择为自己的客户多做一些附加服务，她会尽量多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我和所有客户交谈时，第一个重点就是让他们想清楚为什么要移民。有些只是一时冲动的人，哪怕他们条件比较好，我也会尽量拒绝。”Amy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这些人在交过钱后甚至审批过程中退缩，或者是拖延整个申请流程，那样更麻烦。
“在我们这一行，工作时间完全取决于个人。”Amy宣称她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我要关心每一个客户，新的，老的，正在进行中的。就算是那些已经成功移民的客户，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希望我会持续和他们联络，关心他们的生活。”
“这样做对我自己也有好处。”她眨眨眼。这些接受她服务的人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新贵，有眼界、手腕、聪明才智和足够的资本。她不讳言，热情而专业的服务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一点都不仇富。我见了足够多的富人，或者说有钱人。他们让我也学到了很多。最讨厌的是那些有点小钱、又不够有钱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趾高气昂。”
郭玲和她拥有一样的看法，在做移民顾问前，她是一名房产顾问，对人情世故练达通透。
她说：“我的信仰是，一个人能得到一些，一定是因为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不存在平白无故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钱，他一定有能与之相匹配的某样才能。”
有一个客户来咨询时，整个人看上去像街上走着的老国企职工，无精打采，穿着灰扑扑的裤子和夹克衫，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时，发现为他工作的人背的都是Chanel、Chole。看过他的资产证明后我才知道，他身家上百亿。”
移民中介是一个很讲究口碑的行业，富人们要将自己的资产、身世、家庭状况原原本本地剖白于陌生人面前，稍有不慎，这些隐秘的材料会面临被泄露的风险，因为准备工作不充分而被拒签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的移民不是解放前卖猪仔了，他们都很了解国外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国内什么都坏、国外什么都好这种幼稚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
许多人选择了拿到一个移民身份然后继续回国，澳德华有1/3的生意来自深圳以外，江浙略多。郭玲接触到的温州客户大多都是实业家，大多也都在拿到身份后继续回国经营生意。
出国移民对他们，都只是让人生多一个选择，而非什么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移民会付出许多代价，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移民行业流传已久的笑话：“你想和胡锦涛握手吗？你想和温家宝吃饭吗？那就移民吧。”以一个外国移民侨领的身份，也许你就会遇到某个国内神秘的高官，并与之谈笑风生。
“你知道吗？两类人投资移民会特别容易成功。”Amy说。“一类是特别有钱的，还有一类是特别没钱的。他们资产刚刚够线，是铆足了劲儿想换个新生活的那种人。只要你铁了心一定要移民，一般都能成功。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觉得移了最好，不移也无所谓。”
移民中介公司内的工作人员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对金钱拥有两种概念。对客户，几百万资产只能算是“没什么钱”。
我忍不住问过郭玲一个问题，你能挣多少钱？郭玲一愣，很快回答，“我正想和你说这个，做这行做久了，钱容易不当钱。你要学会调适你的心态，一方面那么多人都比你有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他们所遇到的黑暗与不公。比如今天这个不能吃了，明天那家公司又被陷害了，你容易愤世嫉俗。所以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