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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谈起金岳霖,总会提到林徽因,对他与梁思成、林徽因的那段情感往事津津乐道。其实,作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的人生远比这些流言精彩。
永葆童心
自古大师多童心,金岳霖也不例外。他的童真刻在骨子里,即使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也一如既往。
云南出斗鸡,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家人吃饭时,这只斗鸡都能堂而皇之地把脖子伸上来,同桌享用,完全是老友般的待遇。当年躲日本飞机轰炸时,他首先想到的竟然也是鸡的安全。
他还特别喜欢搜罗各种“大”水果——大梨、大石榴等,一一摆在客厅。西南联大侧门旁边有个街道叫金鸡巷,他总把大水果拿去和别家的小孩比赛, “你看看谁的更大啊?”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作为礼物送给小孩,逗得他们乐不可支,然后他再去买。正因如此,很多小孩都特别喜欢跟他玩,每每经过院子,总能听见一帮小孩高声喊他“金爷爷”。
汪曾祺曾说,有一次,金岳霖被沈从文邀请去讲《红楼梦》的“哲学”,结果他上台就说: “《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里看看,甚为得意。
人生最幸福的是,身已老,心未泯,始终保有童真的人,怎会无趣?
幽默相伴
在学生们眼里,金岳霖的穿着打扮相当特立独行,甚至有点“怪”。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里回忆在西南联大学习时见到的金岳霖, “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后来他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镜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
事实上,金岳霖的“怪”事出有因。他曾打趣说: “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輛汽车,我看到七八辆,然后就不知道该躲哪一辆了。”
他总是喜欢用幽默化解生活和学习中的小坎坷。有学生问:“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这种学问多么枯燥!”他答: “我觉得它很好玩。”俨然像个小孩。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讲逻辑课时,有位同学叫林国达,他总觉得这门课有点玄,很多东西想不通,就爱提奇奇怪怪的问题。有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岳霖想了想,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一听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毛病啊,然而生活中没人会这么说话,这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说到底还是个假判断。金岳霖随口一个玩笑,就让学生明白了逻辑学的奇妙所在。
痴而忘我
很多人评价金岳霖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人情世故全然不通。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临走时说了句“有要求尽管提”。一般人都知道这是领导的客套话,没想到金岳霖却不假思索地说: “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 “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
金岳霖要钱是为了资助学生。动荡时期,很多学生家乡沦陷,他便一直默默资助学生念书。曾经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当年被日本人驱逐出境,生活困顿潦倒,金岳霖鼎力相助,帮他顺利到德国留学。
有人说,金岳霖一辈子都在做两件痴事,一是研究哲学,二是爱林徽因。感情之事,后人无从猜测,但金岳霖对学术的研究却真心专注忘我。
1938年,金岳霖到了昆明,除了讲课,剩下的日子里,他雷打不动地做学术研究。他的笔下诞生了中国现代哲学系统中最完备、最富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论道》。那也是他一生最为满意的作品。
一天,日本的炸弹突袭云南,空袭警报拉响,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都按照规定立即撤离。可金岳霖依然心无旁骛地沉迷于专著,瞬间,几枚炸弹在他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幸运的是,他在的那幢楼居然逃过一劫。他惊醒后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周围的惨景,一脸茫然。后来,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了,他还木然地站在楼门口,手上拿着一支笔。
情深似海
金岳霖在《我的朋友们》 一书中这样描述与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一起的生活, “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林徽因去世多年后,金岳霖突然郑重其事地叫了一群好朋友到北京饭店吃饭。众人聚齐,很是纳闷,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忽然想到要聚会?开席前,金岳霖举起酒杯,悠悠地说: “今天,是徽因生日。”众人瞬间恍然大悟,感动唏嘘。
1983年,金岳霖已年过八旬,出版社的人想要出一本关于林徽因的文集,于是来拜访金岳霖。他们带了一张已经泛黄的林徽因的照片,金岳霖小心翼翼地拿起照片,看着看着,不禁潸然泪下,喃喃自语:“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编辑问他可不可以为这本文集写篇东西,他迟迟没有开口。沉默许久,他一字一顿郑重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有时候,沉默是对爱最大的尊重。越是深情,越是纯粹,越是不能任由他人评说。他自始至终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保持着亲密又坦诚的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甚至会叫他“金爸”。一直到生命最后,都是梁从诫夫妇照顾他晚年的生活,为他养老送终。
如此绅士品格,又怎会在意旁人的三言两语?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八十多岁的时候,毛主席曾对他说: “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怎么才算接触社会?这个单纯了一辈子的老人不太知道,他在家想了许久,决定雇个蹬平板车的带他去王府井看一看。
那一年,王府井里热闹非凡。回想着几十年前动荡的日子,看着眼前和谐又浓烈的生活,他开心得像个孩子。正如汪曾祺所说: “没有人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永葆童心
自古大师多童心,金岳霖也不例外。他的童真刻在骨子里,即使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也一如既往。
云南出斗鸡,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家人吃饭时,这只斗鸡都能堂而皇之地把脖子伸上来,同桌享用,完全是老友般的待遇。当年躲日本飞机轰炸时,他首先想到的竟然也是鸡的安全。
他还特别喜欢搜罗各种“大”水果——大梨、大石榴等,一一摆在客厅。西南联大侧门旁边有个街道叫金鸡巷,他总把大水果拿去和别家的小孩比赛, “你看看谁的更大啊?”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作为礼物送给小孩,逗得他们乐不可支,然后他再去买。正因如此,很多小孩都特别喜欢跟他玩,每每经过院子,总能听见一帮小孩高声喊他“金爷爷”。
汪曾祺曾说,有一次,金岳霖被沈从文邀请去讲《红楼梦》的“哲学”,结果他上台就说: “《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手伸进后脖,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里看看,甚为得意。
人生最幸福的是,身已老,心未泯,始终保有童真的人,怎会无趣?
幽默相伴
在学生们眼里,金岳霖的穿着打扮相当特立独行,甚至有点“怪”。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里回忆在西南联大学习时见到的金岳霖, “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后来他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镜片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
事实上,金岳霖的“怪”事出有因。他曾打趣说: “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輛汽车,我看到七八辆,然后就不知道该躲哪一辆了。”
他总是喜欢用幽默化解生活和学习中的小坎坷。有学生问:“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这种学问多么枯燥!”他答: “我觉得它很好玩。”俨然像个小孩。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讲逻辑课时,有位同学叫林国达,他总觉得这门课有点玄,很多东西想不通,就爱提奇奇怪怪的问题。有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岳霖想了想,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一听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毛病啊,然而生活中没人会这么说话,这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说到底还是个假判断。金岳霖随口一个玩笑,就让学生明白了逻辑学的奇妙所在。
痴而忘我
很多人评价金岳霖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人情世故全然不通。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临走时说了句“有要求尽管提”。一般人都知道这是领导的客套话,没想到金岳霖却不假思索地说: “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 “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
金岳霖要钱是为了资助学生。动荡时期,很多学生家乡沦陷,他便一直默默资助学生念书。曾经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当年被日本人驱逐出境,生活困顿潦倒,金岳霖鼎力相助,帮他顺利到德国留学。
有人说,金岳霖一辈子都在做两件痴事,一是研究哲学,二是爱林徽因。感情之事,后人无从猜测,但金岳霖对学术的研究却真心专注忘我。
1938年,金岳霖到了昆明,除了讲课,剩下的日子里,他雷打不动地做学术研究。他的笔下诞生了中国现代哲学系统中最完备、最富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论道》。那也是他一生最为满意的作品。
一天,日本的炸弹突袭云南,空袭警报拉响,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都按照规定立即撤离。可金岳霖依然心无旁骛地沉迷于专著,瞬间,几枚炸弹在他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幸运的是,他在的那幢楼居然逃过一劫。他惊醒后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周围的惨景,一脸茫然。后来,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了,他还木然地站在楼门口,手上拿着一支笔。
情深似海
金岳霖在《我的朋友们》 一书中这样描述与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一起的生活, “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林徽因去世多年后,金岳霖突然郑重其事地叫了一群好朋友到北京饭店吃饭。众人聚齐,很是纳闷,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忽然想到要聚会?开席前,金岳霖举起酒杯,悠悠地说: “今天,是徽因生日。”众人瞬间恍然大悟,感动唏嘘。
1983年,金岳霖已年过八旬,出版社的人想要出一本关于林徽因的文集,于是来拜访金岳霖。他们带了一张已经泛黄的林徽因的照片,金岳霖小心翼翼地拿起照片,看着看着,不禁潸然泪下,喃喃自语:“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编辑问他可不可以为这本文集写篇东西,他迟迟没有开口。沉默许久,他一字一顿郑重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有时候,沉默是对爱最大的尊重。越是深情,越是纯粹,越是不能任由他人评说。他自始至终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保持着亲密又坦诚的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甚至会叫他“金爸”。一直到生命最后,都是梁从诫夫妇照顾他晚年的生活,为他养老送终。
如此绅士品格,又怎会在意旁人的三言两语?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八十多岁的时候,毛主席曾对他说: “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怎么才算接触社会?这个单纯了一辈子的老人不太知道,他在家想了许久,决定雇个蹬平板车的带他去王府井看一看。
那一年,王府井里热闹非凡。回想着几十年前动荡的日子,看着眼前和谐又浓烈的生活,他开心得像个孩子。正如汪曾祺所说: “没有人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