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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成梁永国先生《现代汉字体系的科学性、简易性》（《现代语文》2005年第8期）所持的基本观点。其中汉字的“科学性”内涵模糊，暂不予以讨论，而汉字具有不具有“简易性”，则是汉字研究的一块基石，必须弄清楚。
笔者认为，汉字——无论古汉字，还是现代汉字，不具有“简易性”，是繁难的文字体系。
汉字试图通过书写符号来直接显示语言的词义信息，这种图解词义的记录原则是汉字繁难的总根源。
首先，图解词义的记录原则决定了汉字的多符性。任何一种语言，其语音总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音位数目是有限的，一般都是几十个；而词汇则是开放的系统，词的数量成千上万。拼音文字为音位创制符号，符号的数量与音位的数量相差无几；表意汉字为词创制符号，词的数量众多造成了符号的众多。晚清学者、资政院议员江谦就指出：“文字之用，主音者简易，主形者繁难。形摄万有，造字数万，犹有未尽之形；音出口舌，造母数十，已尽发音之蕴。”（[清]江谦《小学教育刍议》）前苏联学者B.A.伊斯特林指出：“表词文字体系的第二个缺点是这种文字的符号极其庞杂，这是因为表词字通常是表示词，而语言中词的数量又十分庞大。”（[前苏联]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1906～1967）《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O1页）中外学者早就作出如此精辟的论述。
其次，图解词义决定了造字方法的多样性。汉字造字方法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实际上前四书才是造字方法）。在造字史上，我们的祖先为了写出汉语的词义，“象形”没辙了，用“指事”，“指事”没辙了，用“会意”，“会意”没辙了，用“形声”；这四种方法都没辙了，用“转注”、“假借”；“形声”又分为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内形外声、内声外形、形符占一角（例如疆，形符“土”在左下角）、声符占一角（例如旗，声符“其”在右下角 ）、“省形字”（省去形符的一部分笔画，例如亭，声符是“高”，省去了下面的一个“口”）、省声字（省去声符的一部分笔画，例如炭，声符是“岸”，省去下面的“干”）。有一些“形声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无法解释，只能看成独体字，例如“唐”，在小篆中，“口”是形符，“庚”是声符；“成”、“戊”是形符，“丁”是声符。有一些“形声字”你看成“形声”不行，看成“会意”也不行，例如“细”和“思”中的“田”并不是声符，它是“囟”的变体。这些形声字，都只是语言文字学家手中的学问，根本无助于学龄儿童和文盲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此外，由于造字方法的多样性，还造成“‘回’有四种写法”之类的大量的异体字。表音文字只有一种写词的方法，那就是约等于中国的“假借”一法，这是“一刀切”原则的写词方法。哪一种复杂难学，哪一种简单易学，应该很清楚的。
第三，汉字体态演变削弱汉字字理。一部汉字体态演进史，就是汉字字形与词义关系的疏远史。从小篆到隶书，汉字的体态经历了一次飞跃式的演变。隶书解散了小篆的形体，把小篆的长圆形变为扁方形，用平直方折的笔画取代小篆圆匀弯曲的线条。在汉代“隶定”时，每个汉字都经过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次改造，使隶书和篆书的血缘关系变得不可究诘，使“六书”差不多无从说起，汉字从此失去了形象的意味，成为纯符号性质的方块字。隶变后的汉字，字形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为的规定关系，对于不认识的字，人们觉得它仅仅是一个笔画堆，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唐兰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进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9页）20世纪60年代，高亨先生说：“文字自隶书以下，形义颇不相谋。”（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齐鲁书社，1981年新1版，第68页）80年代，裘锡生先生进一步阐述：“古汉字的‘⊙’变成隶书、楷书的‘日’之后，已经一点也看不出太阳的样子。如果不考虑‘日’的历史，根本无法找出‘日’这个字的字形跟‘日’这个词有任何联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13页）2000年10月，厦门，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四次年会期间，美籍华人学者、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张立青助理教授告诉我，她曾经试验让美国人对汉字“你”见形知义：美国人说，这个字是“房子”；问他为什么，他说，一撇是屋檐，一竖是墙壁，后面就是房子里面的东西。看，这就是有些人所说的汉字的“见形知义”！
第四，汉字结构演变削弱汉字字理。结构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破坏“六书”的系统，割断字形与词义间的联系。变化最大的是古今汉字的转折点——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隶书对小篆字形的改造称为“隶变”。隶变包括三个方面：形变、省变和讹变。形变基本上只是体态的变化，对字理的影响相对较小，省变、讹变则对字理的破坏性很大，尤其是讹变。讹变在形变的同时，完全突破“六书”的框框，重新组织笔画或部件，把字形塑造得面目全非，其中最突出的是分化和同化。有人统计，最显著的分化有61种，同化有89种（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98～277页）。分化是小篆中的同一部件在隶书、楷书中变为不同的部件，同化是分化的逆运动，指小篆中的不同部件在隶书、楷书中变为相同的部件。如果说一种构字部件代表着一种意义元素，那么很显然，分化也好，同化也好，不追溯到小篆，我们是无法了解这些字的形义关系的。汉字结构变化还造成了汉字的部首数量问题和具体字的归部问题。《说文》540部，明代梅膺祚《字汇》始减为214部，以后《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旧《辞源》《辞海》沿用214部，《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189部，新《辞海》250部，新《辞源》仍为214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同为200部。有的部首由《说文》多个部首（部件）合并而来，有的拆散了原部首（如“旗”，《说文》入“方人”部，《新华字典》入“方”部），也有的按声符归部（如“舅”由“男”部转入了“臼”部），这样，同一个部首就不属于同一个意义范畴，汉字形义关系逐渐疏远和脱节。
第五，汉语发展削弱汉字字理。汉字难学并不完全是汉字这个“能记”本身造成的，它的“所记”——汉语也在发展变化，这意味着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不断地疏远。由于三千多年来汉语语音发生了多而且大的变化，造成了形声字的老化——表音功能的退化。唐兰先生以“隹”为例，说从隹得声的字有三四十个不同的读法（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9页）。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用“江河”作为形声字的例字现在还有谁读为g ng、kě呢？字形所显示的意义是词在造字时代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发展，绝大多数词的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词义也在疏远着字形。把古今词义对比一下，共时词义者占少数，历时词义者占多数。“造”在古汉语中是“前往；到”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的基本义是“做；制作”的意思；再如“施”，形符在左边和上边，声符是右下角的“也”，本义是旗子飘扬的样子，现在知道“措施”和姓“施”的人那里还管得上形义分析呢？
第六，汉字中的形近字增加记忆负担。形近字是形体相似的字，长一点（土）、短一点（士），多一点（令）、少一点（今），长一点（日）、扁一点（曰），均须小心翼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根据傅永和先生的分析，笔画数相同、笔形相同、笔顺相同，只是笔画之间组合关系有差异的汉字，有43组88个字（石—右、矢—失、己—已—巳、旦—且—目）；差某一笔画的汉字，有40对80个字（狠—狼、亨—享、免—兔、斤—斥）；某一部件形体有差异的汉字，有6组93个字（风—凤、竽—竿、盲—肓、暑—署）；部件笔画数相同、笔顺相同、笔形类相同，只是组合关系不同的汉字，有32组64个字（坑—抗、场—扬）；其他形近汉字有44组89字（冠—寇、干—千、天—夭、儿—几）（同上书，第100～102页）。这些形近字，其细微的差别，从现代汉字来看，根本讲不出任何理据，只能死死记住，别无他法。
1934年，鲁迅先生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鲁迅《门外文谈》）
1936年，王力先生说：“难学，就是汉字的致命伤。”(《王力文集》第20卷，第21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38年，王力先生指出：“而汉字之难学，仍是公认的事实。”(《王力文集》第7卷，第291－29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92年，吕叔湘先生说：“我曾经说过，俄国有个高尔基，中国有个高玉宝，都是没有进过学校，自己学会写字作文的。起点相同，而成就悬殊，一半由于两个人的天赋不同，一半也由于高尔基所要学着掌握的是拼音文字，而高玉宝所要努力降服的是汉字。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笑话，认真想一想，不完全是笑话。高玉宝学汉字的艰难过程是有记录的。”（吕叔湘《未晚斋语文漫谈》第69页，《由笔误想到的》，语文出版社，1992年）
根据武惠恩、高凤英《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文章介绍，斯大林向部属交付任务部下畏难时就质问：难道比学汉字还难？（《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52期第47页）
我们中国的汉字，大众觉得难，顶尖级的文豪和语言学家认为难，连素有“钢铁之人”称号的斯大林都对汉字之难服气，梁先生是不是对“汉字简易性”的命题再反复思考思考？
（王开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笔者认为，汉字——无论古汉字，还是现代汉字，不具有“简易性”，是繁难的文字体系。
汉字试图通过书写符号来直接显示语言的词义信息，这种图解词义的记录原则是汉字繁难的总根源。
首先，图解词义的记录原则决定了汉字的多符性。任何一种语言，其语音总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音位数目是有限的，一般都是几十个；而词汇则是开放的系统，词的数量成千上万。拼音文字为音位创制符号，符号的数量与音位的数量相差无几；表意汉字为词创制符号，词的数量众多造成了符号的众多。晚清学者、资政院议员江谦就指出：“文字之用，主音者简易，主形者繁难。形摄万有，造字数万，犹有未尽之形；音出口舌，造母数十，已尽发音之蕴。”（[清]江谦《小学教育刍议》）前苏联学者B.A.伊斯特林指出：“表词文字体系的第二个缺点是这种文字的符号极其庞杂，这是因为表词字通常是表示词，而语言中词的数量又十分庞大。”（[前苏联]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伊斯特林（1906～1967）《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O1页）中外学者早就作出如此精辟的论述。
其次，图解词义决定了造字方法的多样性。汉字造字方法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实际上前四书才是造字方法）。在造字史上，我们的祖先为了写出汉语的词义，“象形”没辙了，用“指事”，“指事”没辙了，用“会意”，“会意”没辙了，用“形声”；这四种方法都没辙了，用“转注”、“假借”；“形声”又分为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内形外声、内声外形、形符占一角（例如疆，形符“土”在左下角）、声符占一角（例如旗，声符“其”在右下角 ）、“省形字”（省去形符的一部分笔画，例如亭，声符是“高”，省去了下面的一个“口”）、省声字（省去声符的一部分笔画，例如炭，声符是“岸”，省去下面的“干”）。有一些“形声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无法解释，只能看成独体字，例如“唐”，在小篆中，“口”是形符，“庚”是声符；“成”、“戊”是形符，“丁”是声符。有一些“形声字”你看成“形声”不行，看成“会意”也不行，例如“细”和“思”中的“田”并不是声符，它是“囟”的变体。这些形声字，都只是语言文字学家手中的学问，根本无助于学龄儿童和文盲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此外，由于造字方法的多样性，还造成“‘回’有四种写法”之类的大量的异体字。表音文字只有一种写词的方法，那就是约等于中国的“假借”一法，这是“一刀切”原则的写词方法。哪一种复杂难学，哪一种简单易学，应该很清楚的。
第三，汉字体态演变削弱汉字字理。一部汉字体态演进史，就是汉字字形与词义关系的疏远史。从小篆到隶书，汉字的体态经历了一次飞跃式的演变。隶书解散了小篆的形体，把小篆的长圆形变为扁方形，用平直方折的笔画取代小篆圆匀弯曲的线条。在汉代“隶定”时，每个汉字都经过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次改造，使隶书和篆书的血缘关系变得不可究诘，使“六书”差不多无从说起，汉字从此失去了形象的意味，成为纯符号性质的方块字。隶变后的汉字，字形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为的规定关系，对于不认识的字，人们觉得它仅仅是一个笔画堆，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唐兰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进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9页）20世纪60年代，高亨先生说：“文字自隶书以下，形义颇不相谋。”（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齐鲁书社，1981年新1版，第68页）80年代，裘锡生先生进一步阐述：“古汉字的‘⊙’变成隶书、楷书的‘日’之后，已经一点也看不出太阳的样子。如果不考虑‘日’的历史，根本无法找出‘日’这个字的字形跟‘日’这个词有任何联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13页）2000年10月，厦门，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四次年会期间，美籍华人学者、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张立青助理教授告诉我，她曾经试验让美国人对汉字“你”见形知义：美国人说，这个字是“房子”；问他为什么，他说，一撇是屋檐，一竖是墙壁，后面就是房子里面的东西。看，这就是有些人所说的汉字的“见形知义”！
第四，汉字结构演变削弱汉字字理。结构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破坏“六书”的系统，割断字形与词义间的联系。变化最大的是古今汉字的转折点——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隶书对小篆字形的改造称为“隶变”。隶变包括三个方面：形变、省变和讹变。形变基本上只是体态的变化，对字理的影响相对较小，省变、讹变则对字理的破坏性很大，尤其是讹变。讹变在形变的同时，完全突破“六书”的框框，重新组织笔画或部件，把字形塑造得面目全非，其中最突出的是分化和同化。有人统计，最显著的分化有61种，同化有89种（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98～277页）。分化是小篆中的同一部件在隶书、楷书中变为不同的部件，同化是分化的逆运动，指小篆中的不同部件在隶书、楷书中变为相同的部件。如果说一种构字部件代表着一种意义元素，那么很显然，分化也好，同化也好，不追溯到小篆，我们是无法了解这些字的形义关系的。汉字结构变化还造成了汉字的部首数量问题和具体字的归部问题。《说文》540部，明代梅膺祚《字汇》始减为214部，以后《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旧《辞源》《辞海》沿用214部，《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189部，新《辞海》250部，新《辞源》仍为214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同为200部。有的部首由《说文》多个部首（部件）合并而来，有的拆散了原部首（如“旗”，《说文》入“方人”部，《新华字典》入“方”部），也有的按声符归部（如“舅”由“男”部转入了“臼”部），这样，同一个部首就不属于同一个意义范畴，汉字形义关系逐渐疏远和脱节。
第五，汉语发展削弱汉字字理。汉字难学并不完全是汉字这个“能记”本身造成的，它的“所记”——汉语也在发展变化，这意味着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不断地疏远。由于三千多年来汉语语音发生了多而且大的变化，造成了形声字的老化——表音功能的退化。唐兰先生以“隹”为例，说从隹得声的字有三四十个不同的读法（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9页）。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用“江河”作为形声字的例字现在还有谁读为g ng、kě呢？字形所显示的意义是词在造字时代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发展，绝大多数词的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词义也在疏远着字形。把古今词义对比一下，共时词义者占少数，历时词义者占多数。“造”在古汉语中是“前往；到”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的基本义是“做；制作”的意思；再如“施”，形符在左边和上边，声符是右下角的“也”，本义是旗子飘扬的样子，现在知道“措施”和姓“施”的人那里还管得上形义分析呢？
第六，汉字中的形近字增加记忆负担。形近字是形体相似的字，长一点（土）、短一点（士），多一点（令）、少一点（今），长一点（日）、扁一点（曰），均须小心翼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根据傅永和先生的分析，笔画数相同、笔形相同、笔顺相同，只是笔画之间组合关系有差异的汉字，有43组88个字（石—右、矢—失、己—已—巳、旦—且—目）；差某一笔画的汉字，有40对80个字（狠—狼、亨—享、免—兔、斤—斥）；某一部件形体有差异的汉字，有6组93个字（风—凤、竽—竿、盲—肓、暑—署）；部件笔画数相同、笔顺相同、笔形类相同，只是组合关系不同的汉字，有32组64个字（坑—抗、场—扬）；其他形近汉字有44组89字（冠—寇、干—千、天—夭、儿—几）（同上书，第100～102页）。这些形近字，其细微的差别，从现代汉字来看，根本讲不出任何理据，只能死死记住，别无他法。
1934年，鲁迅先生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鲁迅《门外文谈》）
1936年，王力先生说：“难学，就是汉字的致命伤。”(《王力文集》第20卷，第21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38年，王力先生指出：“而汉字之难学，仍是公认的事实。”(《王力文集》第7卷，第291－29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1992年，吕叔湘先生说：“我曾经说过，俄国有个高尔基，中国有个高玉宝，都是没有进过学校，自己学会写字作文的。起点相同，而成就悬殊，一半由于两个人的天赋不同，一半也由于高尔基所要学着掌握的是拼音文字，而高玉宝所要努力降服的是汉字。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笑话，认真想一想，不完全是笑话。高玉宝学汉字的艰难过程是有记录的。”（吕叔湘《未晚斋语文漫谈》第69页，《由笔误想到的》，语文出版社，1992年）
根据武惠恩、高凤英《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文章介绍，斯大林向部属交付任务部下畏难时就质问：难道比学汉字还难？（《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52期第47页）
我们中国的汉字，大众觉得难，顶尖级的文豪和语言学家认为难，连素有“钢铁之人”称号的斯大林都对汉字之难服气，梁先生是不是对“汉字简易性”的命题再反复思考思考？
（王开扬，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