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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栅山中的台北政治大学台文所图书室望去，101像是待寻访的古塔，氤氲于台北梅雨季的山岚之中。陈芳明的书桌就摆在这方天然取景框前，背后满排满架是1895年以来台湾岛内出版的文学珍本。
他捐献的这两万多册台湾文学藏书，每一册在什么位置，都像是在他心里有一幅精确的地图。书架上露出一本杨牧的诗集初刻版，让他的眼光骤然停驻，“这本不该放这里”。图书馆工作人员一核实，果然没错。
近年两岸来往频繁，面对大陆来客，他笑指架上一套地下翻印的1973年版《鲁迅全集》（当时在岛内是禁书），“这套《鲁迅全集》我读过好多遍，尤其是《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这几册，那是我最革命的时期。”
陈芳明早年师从将台湾文学推向英语世界的教母级人物齐邦媛，此后受左翼思想浸染，在上世纪70年代因反对台湾地位操于大国之手，一度走出读书室而投身政治运动；文学观也随之一变，继而为“本土派”宗师叶石涛（著有《台湾文学史纲》）的入室弟子；待到1992年从美国学成重返故土，以学人身份入幕的陈芳明，出任过台湾民进党首任文宣主任（宣传部长），在岛内身份一时显赫。
曾经心怀改造民进党“过度的意识形态气息”的他入仕未久，经历前后两任党主席许信良与施明德之后，终敌不过对现实政治的失落，“我知道那里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就选择离开。”此后十年山中寒窗，著成一套五十万言的《台湾新文学史》，乃三十年来首度系统地为岛内文学立传。做文学评论的他，笔下是迂缓柔软的，全然不同于做政论时的快笔，敛藏起了批评的锋芒。
如今已年过六旬，陈芳明仍保持着年轻人一般通宵工作、白日迟起的习惯；时而可在校园的枫树大道上见到他的身影，健步如飞犹在壮年，只有俯下身捡拾树叶时，头顶露出的一圈白发，才让人意识到这位台湾文学守护者已近暮年。
落叶夹藏在籍册之间当作书签，是陈芳明束发读书时即养成的习惯。翻开早年珍藏的初版陈映真早期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书里掉落的一瓣枯叶。书幅的空白页上，还粘了一张剪报，那是《中报》1986年9月刊载的黄碧云对作者的访谈。
彼时尚在海外求学的陈芳明，已开始酝酿一桩宏大的文学工程。在《联合文学》上发表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提出的“后殖民”史观较之传统“本土派”更能兼收并蓄，是他为这项书写计划的投石问路之作。岂料文章甫一刊登，即招来久已淡出江湖的陈映真的猛烈抨击。
熄灭了二十年的“乡土文学”之争一夜间重燃，而论敌则从平辈之间，转到了师友辈。那是陈芳明成长于斯的年代，美国介入中南半岛的越战终结与蒋介石的去世同年，岛内的政治体制出现松动，一夜之间生出遭遗弃的羞愤，夹带着被松绑的快感。
对于陈芳明来说，陈映真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造成的惨剧选择性盲视，和台湾自五十年代以降所受的全盘西化的强制，都是同样地难于接受。这种充满悖论的挣扎甚至渗透进了他这一辈人的审美取向，在陈芳明与同学高信疆（后主持《中国时报》副刊）创立的“龙族诗社”里，他们既倾心于现代诗浓烈、大胆的意向，又想要摆脱瘂弦、洛夫诗歌中西化的烙印。
这样的困扰一直延续到文学史的书写中，支配着陈芳明对台湾文学与社会互动的思考，“虽然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现代主义的发展，但当这个新世代能够独立思考时，台湾的政治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寻找精神出口，就成为重要课题”。
时至今日，触抚陈映真旧作的书页，仍能感到陈芳明历久的纠结，“他的每一本书我都太熟了。他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可敬的论敌。战后三十年来，还未有过一场论战能够如此放胆触探思想的禁区。”
岛内左、右思潮的分途，使得文学品评标准的差异变本加厉。陈芳明始于三十年前的书写宏图，“两度遭遇现实政治的打击”。第一次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使得这个从书面习得的自由主义者，一度怀疑起文学的“现代主义”背后的政治操控；第二次是在2006年，陈水扁当政时被曝贪腐案件，又使得这位长年的民主追求者，反思过度强调“现实观照”，反而强化了政治对文学价值的绑架。
直到 “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他愕然发现同在台上就坐的，右边是时任《文讯》杂志主编（国民党主办文学杂志）李瑞腾，左边是历来被视为“统派”文论家的吕正惠。当堂主持人则是他的英文老师齐邦援，昔日的恩师再次向这位弟子张开了臂膀，动情地说：“芳明，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
“我们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民进党的，一个是统派的，三个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人坐在一起，如果是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这样的场景是不可能出现的。齐先生讲到那席话，真的让我突然就惊醒了，是什么让我们坐在一起的？就是文学本身。”
退而入山中著书的陈芳明，于今交出上下两编的《台湾新文学史》（2011年初版，2013年修订版），终算清了一笔与自己的旧账。这部积三十年之功完成的大书，从体例看却是一部难以入类的“非典型”著作，有一副“既像理论论著，又像教科书”的面貌。
说它像理论著作，因全书骨架沿袭自三十年前那场论战的宏大叙事，显示出全景式的强硬逻辑整合力。诸如对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品评，不仅被置于1949年后两岸分途的写实主义语境中，更上溯至林海音、琦君开启，李昂、陈雪等下承的女性书写谱系中加以检视，兑现了他当年发愿“要为女性作家翻案”的支票。
说他像教科书，在巨细无靡地辟出不同时期“女性文学”、“流亡文学”等文章下，几乎以辞书条目般的方式，遍举了上百位台湾文学作者和多达千数的书目罗列。哪怕是身份偏僻、在国内认知不足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也被梳理为上中下三代。
如此宽泛的书写谱系，也引致了另一种质疑的声音。作家唐诺就生怕这一做法可能殃及全书品质，“芳明老师的书写充满善意，但写史为什么要写到现在，那些本身价值未有定论的作品值得立传么？” 讲到文学标准的争议，陈芳明翻转着手中叶柄，如初愈之人谈论一场尚不遥远的疾病。而在这部一再延搁的文学史书的写过程中，他的文学原则和品位也几经颠覆，“我想文学应该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往后看的，往后看是看前人的经验，可是往前看是看到新的尝试，新的灵魂的诞生，那才是重要的。”
返台后常年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各大文学奖评委的陈芳明，常常为了年轻作者的“出头”而与其他评委争得火花四溅，他自言“一部让人眼目清亮的作品，你忍不住为他‘拉票’，评委之间的意见不一，其实也是文学观点的碰撞”。他在政大的同事、台湾文学批评家尉天骢说，“陈芳明原具有诗人的性格，一旦落到现实中，便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信天翁那样笑骂由人”。
在文学体制内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也迫使他在学院重拾文学研究时，几乎恢复了年少时期的“大运动量”阅读，现在仍保持着每周10本、每年逾500册的当代文学阅读量。平日最喜挨个把同一作者各个时期的作品在案头一字排开，进行“全集式地扫荡”；常常以浩瀚的阅读，换回书写中的一个小节。
每遇拍案好文，一激动起来，他就忍不住技痒，信笔为那些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在杂志上鼓噪。甚至一位1989年诞生的年轻诗人凌宇轩也被收入了《新文学史》，提及初读时的战栗，陈芳明如今一头稀疏的白发也随着轻晃的脑袋而摇曳生姿起来。
以政论的直言快口著称的他，下笔文学则显示出温柔长者的敦厚。陈芳明自解，“对于当权者，你批评他、骂他永远不会太快，等他下台你再表彰其功勋，也不嫌迟；但对于作家就相反，他好的时候就赶快鼓励他，他不好的时候就不要讲话，因为我相信一个作家，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是慢慢累积的。以他24岁写出的东西，如果我们再给他24年，到48岁，他也还很年轻，那可能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候。”南都周刊 陈芳明
南都周刊：你当初抱着参与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雄心回到岛内，在短暂的从政生涯后迅即转投入文化领域，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芳明：我回到台湾已经知道台湾社会改变了，可是我人还没有改变，我好像还是被压迫，还是被放逐的那个读书人。流亡的那个状态，我那时候还怀抱着革命的梦，那是最幼稚的时期，所以我一看到现在喊革命的人，就知道他们很幼稚，我曾经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写过一本散文集叫做《梦的终点》，就是很强烈地告诉我的朋友，我那个革命梦已经到达终点了，因为我知道台湾没有革命的条件。因为没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就应该从人文。我想文化并不是用口号呐喊，也不是用党的政策去规范，它是自然而然从民间生长出来的。
我常常讲一个社会文化会到达某一个高度，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刊物来主导的，更不是一个政党就可以去左右的，它是点点滴滴非常琐碎的，可以是慢慢累积起来到达一个高度。如果有一个机缘到了，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文化高度就可以跟它对话。
南都周刊：在你的那段从政生涯中，是否曾试图把个人的文化抱负投入到政治身份的运用当中？
陈芳明：我正式回到台湾是1992年，担任民进党文宣部的主任。那个时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整个的变化不可能只是政治文化，如果文化不能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恐怕政治问题一定会很麻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民进党的时候，希望能够改造党的形象，它不可能是一个永远在街头运动的党，我想它能不能改造成一个有文化意图的党。
在1993年，我举办了民进党第一次所谓的文化会议，那大概也是民进党唯一的一次，我邀请了当时主管国民党文化政策的李瑞腾先生。我要他来的时候，他也吓一跳，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像民进党这样很意识形态的党，怎么可能会邀国民党去参加文化会议。那次座谈，我还跟李瑞腾有过一次辩论。那个辩论很小，但是交锋以后就知道两个人都很善辩，跟我接近的人慢慢了解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对各种思想我都能够接受，也愿意接触。
南都周刊：你以一个同时身兼过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文学批评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剧烈变动的背后，在台湾的文学体制延续下来的积极因素是什么？
陈芳明：台湾的文学奖有公正的地方，评审的过程是公开的。像大陆很多奖项的过程就不是这样的。这个和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是很开放的。而且我们台湾的文学奖每个县市都有，每个学校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比较大的文学奖，比如说台北文学奖，那些得奖者一定是在最为重要报纸里面得过奖，而且其实他们都已经是各个基层奖项的获得者，他可能是高雄的，可能是某一个学校的。所以这个是不断筛选的机制。参加评审的人要讲出道理，为什么投他，他的优点在哪。这就是一种博弈。每个评审会讲出我为什么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都要说出来。所以我想在台湾，一个新生代的作家诞生的时候，他是经过筛选才出来的。这个是台湾的文学基础。
《台湾新文学史》（上）
2011年11月
（台湾）联经出版社
《台湾新文学史》（下）
2011年11月
（台湾）联经出版社
《昨夜雪深几许》
2008年8月
（台湾）印刻文学
《现代主义及其不满》
2013年8月
（台湾）联经出版社
陈芳明
（1947.6.10 - ）
当代台湾文学研究学者、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专任教授，“施敏辉”是他众多笔名中的一个，作品有《台湾新文学史》、《掌中地图》、《昨夜雪深几许》等。
他捐献的这两万多册台湾文学藏书，每一册在什么位置，都像是在他心里有一幅精确的地图。书架上露出一本杨牧的诗集初刻版，让他的眼光骤然停驻，“这本不该放这里”。图书馆工作人员一核实，果然没错。
近年两岸来往频繁，面对大陆来客，他笑指架上一套地下翻印的1973年版《鲁迅全集》（当时在岛内是禁书），“这套《鲁迅全集》我读过好多遍，尤其是《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这几册，那是我最革命的时期。”
陈芳明早年师从将台湾文学推向英语世界的教母级人物齐邦媛，此后受左翼思想浸染，在上世纪70年代因反对台湾地位操于大国之手，一度走出读书室而投身政治运动；文学观也随之一变，继而为“本土派”宗师叶石涛（著有《台湾文学史纲》）的入室弟子；待到1992年从美国学成重返故土，以学人身份入幕的陈芳明，出任过台湾民进党首任文宣主任（宣传部长），在岛内身份一时显赫。
曾经心怀改造民进党“过度的意识形态气息”的他入仕未久，经历前后两任党主席许信良与施明德之后，终敌不过对现实政治的失落，“我知道那里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就选择离开。”此后十年山中寒窗，著成一套五十万言的《台湾新文学史》，乃三十年来首度系统地为岛内文学立传。做文学评论的他，笔下是迂缓柔软的，全然不同于做政论时的快笔，敛藏起了批评的锋芒。
如今已年过六旬，陈芳明仍保持着年轻人一般通宵工作、白日迟起的习惯；时而可在校园的枫树大道上见到他的身影，健步如飞犹在壮年，只有俯下身捡拾树叶时，头顶露出的一圈白发，才让人意识到这位台湾文学守护者已近暮年。
一笔三十年的欠债
落叶夹藏在籍册之间当作书签，是陈芳明束发读书时即养成的习惯。翻开早年珍藏的初版陈映真早期小说《我的弟弟康雄》，书里掉落的一瓣枯叶。书幅的空白页上，还粘了一张剪报，那是《中报》1986年9月刊载的黄碧云对作者的访谈。
彼时尚在海外求学的陈芳明，已开始酝酿一桩宏大的文学工程。在《联合文学》上发表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提出的“后殖民”史观较之传统“本土派”更能兼收并蓄，是他为这项书写计划的投石问路之作。岂料文章甫一刊登，即招来久已淡出江湖的陈映真的猛烈抨击。
熄灭了二十年的“乡土文学”之争一夜间重燃，而论敌则从平辈之间，转到了师友辈。那是陈芳明成长于斯的年代，美国介入中南半岛的越战终结与蒋介石的去世同年，岛内的政治体制出现松动，一夜之间生出遭遗弃的羞愤，夹带着被松绑的快感。
对于陈芳明来说，陈映真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造成的惨剧选择性盲视，和台湾自五十年代以降所受的全盘西化的强制，都是同样地难于接受。这种充满悖论的挣扎甚至渗透进了他这一辈人的审美取向，在陈芳明与同学高信疆（后主持《中国时报》副刊）创立的“龙族诗社”里，他们既倾心于现代诗浓烈、大胆的意向，又想要摆脱瘂弦、洛夫诗歌中西化的烙印。
这样的困扰一直延续到文学史的书写中，支配着陈芳明对台湾文学与社会互动的思考，“虽然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现代主义的发展，但当这个新世代能够独立思考时，台湾的政治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寻找精神出口，就成为重要课题”。
时至今日，触抚陈映真旧作的书页，仍能感到陈芳明历久的纠结，“他的每一本书我都太熟了。他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可敬的论敌。战后三十年来，还未有过一场论战能够如此放胆触探思想的禁区。”
岛内左、右思潮的分途，使得文学品评标准的差异变本加厉。陈芳明始于三十年前的书写宏图，“两度遭遇现实政治的打击”。第一次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使得这个从书面习得的自由主义者，一度怀疑起文学的“现代主义”背后的政治操控；第二次是在2006年，陈水扁当政时被曝贪腐案件，又使得这位长年的民主追求者，反思过度强调“现实观照”，反而强化了政治对文学价值的绑架。
直到 “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他愕然发现同在台上就坐的，右边是时任《文讯》杂志主编（国民党主办文学杂志）李瑞腾，左边是历来被视为“统派”文论家的吕正惠。当堂主持人则是他的英文老师齐邦援，昔日的恩师再次向这位弟子张开了臂膀，动情地说：“芳明，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
“我们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民进党的，一个是统派的，三个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人坐在一起，如果是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这样的场景是不可能出现的。齐先生讲到那席话，真的让我突然就惊醒了，是什么让我们坐在一起的？就是文学本身。”
“往前看”的文学史
退而入山中著书的陈芳明，于今交出上下两编的《台湾新文学史》（2011年初版，2013年修订版），终算清了一笔与自己的旧账。这部积三十年之功完成的大书，从体例看却是一部难以入类的“非典型”著作，有一副“既像理论论著，又像教科书”的面貌。
说它像理论著作，因全书骨架沿袭自三十年前那场论战的宏大叙事，显示出全景式的强硬逻辑整合力。诸如对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品评，不仅被置于1949年后两岸分途的写实主义语境中，更上溯至林海音、琦君开启，李昂、陈雪等下承的女性书写谱系中加以检视，兑现了他当年发愿“要为女性作家翻案”的支票。
说他像教科书，在巨细无靡地辟出不同时期“女性文学”、“流亡文学”等文章下，几乎以辞书条目般的方式，遍举了上百位台湾文学作者和多达千数的书目罗列。哪怕是身份偏僻、在国内认知不足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也被梳理为上中下三代。
如此宽泛的书写谱系，也引致了另一种质疑的声音。作家唐诺就生怕这一做法可能殃及全书品质，“芳明老师的书写充满善意，但写史为什么要写到现在，那些本身价值未有定论的作品值得立传么？” 讲到文学标准的争议，陈芳明翻转着手中叶柄，如初愈之人谈论一场尚不遥远的疾病。而在这部一再延搁的文学史书的写过程中，他的文学原则和品位也几经颠覆，“我想文学应该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往后看的，往后看是看前人的经验，可是往前看是看到新的尝试，新的灵魂的诞生，那才是重要的。”
返台后常年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各大文学奖评委的陈芳明，常常为了年轻作者的“出头”而与其他评委争得火花四溅，他自言“一部让人眼目清亮的作品，你忍不住为他‘拉票’，评委之间的意见不一，其实也是文学观点的碰撞”。他在政大的同事、台湾文学批评家尉天骢说，“陈芳明原具有诗人的性格，一旦落到现实中，便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信天翁那样笑骂由人”。
在文学体制内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也迫使他在学院重拾文学研究时，几乎恢复了年少时期的“大运动量”阅读，现在仍保持着每周10本、每年逾500册的当代文学阅读量。平日最喜挨个把同一作者各个时期的作品在案头一字排开，进行“全集式地扫荡”；常常以浩瀚的阅读，换回书写中的一个小节。
每遇拍案好文，一激动起来，他就忍不住技痒，信笔为那些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在杂志上鼓噪。甚至一位1989年诞生的年轻诗人凌宇轩也被收入了《新文学史》，提及初读时的战栗，陈芳明如今一头稀疏的白发也随着轻晃的脑袋而摇曳生姿起来。
以政论的直言快口著称的他，下笔文学则显示出温柔长者的敦厚。陈芳明自解，“对于当权者，你批评他、骂他永远不会太快，等他下台你再表彰其功勋，也不嫌迟；但对于作家就相反，他好的时候就赶快鼓励他，他不好的时候就不要讲话，因为我相信一个作家，不是一天造成的，他是慢慢累积的。以他24岁写出的东西，如果我们再给他24年，到48岁，他也还很年轻，那可能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候。”
南都周刊 陈芳明
“没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就应该从人文”
南都周刊：你当初抱着参与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雄心回到岛内，在短暂的从政生涯后迅即转投入文化领域，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芳明：我回到台湾已经知道台湾社会改变了，可是我人还没有改变，我好像还是被压迫，还是被放逐的那个读书人。流亡的那个状态，我那时候还怀抱着革命的梦，那是最幼稚的时期，所以我一看到现在喊革命的人，就知道他们很幼稚，我曾经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写过一本散文集叫做《梦的终点》，就是很强烈地告诉我的朋友，我那个革命梦已经到达终点了，因为我知道台湾没有革命的条件。因为没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就应该从人文。我想文化并不是用口号呐喊，也不是用党的政策去规范，它是自然而然从民间生长出来的。
我常常讲一个社会文化会到达某一个高度，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刊物来主导的，更不是一个政党就可以去左右的，它是点点滴滴非常琐碎的，可以是慢慢累积起来到达一个高度。如果有一个机缘到了，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文化高度就可以跟它对话。
南都周刊：在你的那段从政生涯中，是否曾试图把个人的文化抱负投入到政治身份的运用当中？
陈芳明：我正式回到台湾是1992年，担任民进党文宣部的主任。那个时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整个的变化不可能只是政治文化，如果文化不能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恐怕政治问题一定会很麻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民进党的时候，希望能够改造党的形象，它不可能是一个永远在街头运动的党，我想它能不能改造成一个有文化意图的党。
在1993年，我举办了民进党第一次所谓的文化会议，那大概也是民进党唯一的一次，我邀请了当时主管国民党文化政策的李瑞腾先生。我要他来的时候，他也吓一跳，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像民进党这样很意识形态的党，怎么可能会邀国民党去参加文化会议。那次座谈，我还跟李瑞腾有过一次辩论。那个辩论很小，但是交锋以后就知道两个人都很善辩，跟我接近的人慢慢了解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对各种思想我都能够接受，也愿意接触。
南都周刊：你以一个同时身兼过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文学批评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剧烈变动的背后，在台湾的文学体制延续下来的积极因素是什么？
陈芳明：台湾的文学奖有公正的地方，评审的过程是公开的。像大陆很多奖项的过程就不是这样的。这个和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是很开放的。而且我们台湾的文学奖每个县市都有，每个学校都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比较大的文学奖，比如说台北文学奖，那些得奖者一定是在最为重要报纸里面得过奖，而且其实他们都已经是各个基层奖项的获得者，他可能是高雄的，可能是某一个学校的。所以这个是不断筛选的机制。参加评审的人要讲出道理，为什么投他，他的优点在哪。这就是一种博弈。每个评审会讲出我为什么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都要说出来。所以我想在台湾，一个新生代的作家诞生的时候，他是经过筛选才出来的。这个是台湾的文学基础。
陈芳明作品
《台湾新文学史》（上）
2011年11月
（台湾）联经出版社
《台湾新文学史》（下）
2011年11月
（台湾）联经出版社
《昨夜雪深几许》
2008年8月
（台湾）印刻文学
《现代主义及其不满》
2013年8月
（台湾）联经出版社
陈芳明
（1947.6.10 - ）
当代台湾文学研究学者、现任“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专任教授，“施敏辉”是他众多笔名中的一个，作品有《台湾新文学史》、《掌中地图》、《昨夜雪深几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