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 1973，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曹聚仁于1972年7月23日因癌症病逝，92岁高龄的章士钊要求再度赴港。章士钊因腿摔伤骨折，只能靠轮椅代步。毛泽东决定派专机，于1973年5月25日送章士钊赴港。章士钊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到香港后活动频繁，同年7月1日在香港去世。
　　章士钊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最终得以头顶“无党派人士”的桂冠。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宣布：“资政”宋庆龄以及“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等“被共方利用，甘心附逆，特予免职，以肃法纪”。不过，以章士钊的身份，此后他仍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因为这，海峡两岸在需要时，他就成了最合适的斡旋人。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不过，根据已公开的材料，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的联系持续地保持着。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这次名义上是私人的探亲之行，其实是有特殊的使命，即持密信赴香港，会见国民党驻香港的宣传负责人许孝炎，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
　　此外，章士钊过去在上海时，曾与杜月笙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据章含之回忆：此行，“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即动员杜月笙回国”。虽然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未能成行，但章士钊开始执行大陆与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却由此启动了。
　　1957年，蒋介石派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弟弟）返大陆。同时，海外记者曹聚仁也在北京先后访问了章士钊以及周作人等。并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传达海峡两岸高层的信息。此后，每当章士钊出行之前，周恩来都会与章士钊商谈。章含之后来说：“父亲的口风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1958年8月，为了报复台湾对大陆沿海的破坏和渗透，同时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炮战打响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称道：“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读了之后，很是欣赏，但以为把台湾看做“南天”不太恰当，遂改为“南云”。1960年3月30日，周恩来与章士钊谈话，又提及台湾问题。两人分析之后，认为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最终搞不通，台湾则是能拖就拖的局面。在此前后，章士钊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介入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包括参与接待多次“北行”的记者曹聚仁。
　　从1956年到1964年，章士钊每两年赴香港“探亲”一次，每次都要住上半年。实际上，这是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可惜，就在1966年又该启程的时候，内地“文革”爆发，章士钊固定的行程因此也被打断。
　　1973年5月25日。92岁的章士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带着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等，飞赴香港。这次仍然名为探亲，实质是来恢复大陆与台湾联系的。因此，章士钊的此行成为当时震动海内外的一条重大新闻。据章含之回忆：当天，中国民航的包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时，“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着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到达香港后，章士钊“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也许是气候不适，以及过于劳累，章士钊不久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然而医疗队还没动身启程，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去世了。
　　章含之回忆说，就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台湾的张群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也已经到了香港。父亲曾嘱咐她：“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这竟成了章士钊的遗言。
　　（摘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