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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方翻译史中，三大模式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者都强调“忠实”，只是“忠实”的内容、对象和侧重点不同。哲罗姆模式强调忠实于源文本；贺拉斯模式强调忠实于“顾客”；施莱尔马赫模式则强调忠实于源文本的“异域风味”。通过对这三种模式中“忠实”的对比研究，旨在阐述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因素来选用适宜的翻译策略，以获得最佳翻译。
【关键词】哲罗姆模式 贺拉斯模式 施莱尔马赫模式 忠实
一、引言
在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三大翻译模式对翻译策略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哲罗姆模式强调字对字的忠实翻译，这是一种语言层面的翻译，由其特殊的历史宗教文化决定；贺拉斯模式强调忠实于“顾客”，通过协商来的都最好的翻译达到交流目的，使双方顾客都满意；施莱尔马赫模式则主张保留源文化的异域风情，翻译时要忠实于源文化的“异味”。这三种翻译模式都有一个共性——忠实，只是忠实对象有差异，哲罗姆模式强调忠实于文本，贺拉斯模式强调忠实于“顾客”，施莱尔模式强调忠实于“异域风味”。本文将对这三个模式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阐述它们的异同点，并结合翻译目的来论述它们在翻译策略选择中的影响。
二、哲罗姆模式（The Jerome Model）
圣·哲罗姆（公元331-420）翻译模式以忠实于源文本为中心，核心概念是对等。鉴于哲罗姆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宗教状况决定了《圣经》的绝对主宰地位，因此哲罗姆模式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一部中心的、神圣的”《圣经》上。在翻译《圣经》这种宗教性的神圣的文本时，要做到绝对忠实，甚至是字对字、词对词、隔行对照翻译，其内容、词序均不可更改，也不必考虑语言文化差异，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忠诚。哲罗姆力主“译者都应该作目的语文本的主宰”，不应慑于“文风上的破格”（stylistic licenses）。（杨自俭、刘学云，2003：417）哲罗姆认为追求这种语言层面上的忠实需要的是一部好的词典，有了一部好的词典，就可以做出好的翻译。译者为了追求忠实甚至会减弱对语法、句法的关注，由于不同语言的结构、用法均有不同，多义词、无对应词等问题也会使得翻译难以达到平衡，就会导致某些译文的不通而显现出这种翻译模式的局限性。
三、贺拉斯模式（The Horace Model）
贺拉斯（公元前65-8）模式在时间上要早于哲罗姆模式，但很长时间以来都被哲罗姆模式的光辉所掩盖。贺拉斯模式也追求忠实，但并非简单的对文本完全忠实，而是对“顾客”忠实，主张译文要被双方认可，他的观点集中体现在“fidus interpres”（忠实的翻译）上。忠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多考虑语境、目的，具有灵活性。他提出译者必须是值得信任的、能准时完成任务的并且可以令双方都满意的译者。因此，译者就需要在两方委托人或者两种语言中“协商”，以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当然在协商的过程中必然要有所牺牲，这久需要译者权衡利弊，给出平衡的翻译。
四、施莱尔马赫模式（The Schleiermacher Model）
施莱尔马赫（1768-1834）模式不赞同标准化、机械化的对等翻译，强调“异化”翻译的重要性，认为不同语言译成德语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保留原来的声音、韵味，如果所有的译文都一样的话，那么原文的特征和独到之处就会被忽略。该模式主张异化翻译， “外国化”（foreignizing）就是强调源文本的异域特征，使读者能欣赏到源文本中的“文化身份”。
五、三大模式与翻译策略
三大翻译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都各自逐渐完善，提出了独有的对翻译策略的要求。哲罗姆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丰富的知识，靠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而不是靠“上帝的感召”。翻译方法的选择则取决于翻译文本的类型，如果翻译的是《圣经》这种崇高的宗教文本，翻译中不宜采用意译的方法，而主要应该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翻译的对象是文学文本，如戏剧、诗歌，那就可以更多地采用意译的方法，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谢天振，2009：181-182）
施莱尔马赫模式主张翻译时词语的意义必须以语境作为参照，将文章作为一个整体，结合作者所处的条件进行翻译，反对断章取义。他的著作《论翻译的方法》是浪漫主义时期最主要的翻译理论文献，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两种翻译途径：一是尽量不打扰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二是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将作者移近读者。他认为，如果要得到完美的翻译，译者应该努力将自己从作品中获得的同样的意向、印象原原本本、不偏不倚地传递给读者，因此他应该千方百计地将读者引向他自己的观点。（谢天振，2009：27-28）
总之，这三种翻译模式不是相互排斥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分析文本的具体类型，了解文本所要达到的功能和翻译的目的，针对具体的翻译目的、翻译文本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取长补短，在三种模式中选取最合适的翻译策略，或者将三种模式相结合，寻求平衡的翻译，令三种模式相互补充而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
【关键词】哲罗姆模式 贺拉斯模式 施莱尔马赫模式 忠实
一、引言
在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三大翻译模式对翻译策略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哲罗姆模式强调字对字的忠实翻译，这是一种语言层面的翻译，由其特殊的历史宗教文化决定；贺拉斯模式强调忠实于“顾客”，通过协商来的都最好的翻译达到交流目的，使双方顾客都满意；施莱尔马赫模式则主张保留源文化的异域风情，翻译时要忠实于源文化的“异味”。这三种翻译模式都有一个共性——忠实，只是忠实对象有差异，哲罗姆模式强调忠实于文本，贺拉斯模式强调忠实于“顾客”，施莱尔模式强调忠实于“异域风味”。本文将对这三个模式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阐述它们的异同点，并结合翻译目的来论述它们在翻译策略选择中的影响。
二、哲罗姆模式（The Jerome Model）
圣·哲罗姆（公元331-420）翻译模式以忠实于源文本为中心，核心概念是对等。鉴于哲罗姆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宗教状况决定了《圣经》的绝对主宰地位，因此哲罗姆模式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一部中心的、神圣的”《圣经》上。在翻译《圣经》这种宗教性的神圣的文本时，要做到绝对忠实，甚至是字对字、词对词、隔行对照翻译，其内容、词序均不可更改，也不必考虑语言文化差异，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忠诚。哲罗姆力主“译者都应该作目的语文本的主宰”，不应慑于“文风上的破格”（stylistic licenses）。（杨自俭、刘学云，2003：417）哲罗姆认为追求这种语言层面上的忠实需要的是一部好的词典，有了一部好的词典，就可以做出好的翻译。译者为了追求忠实甚至会减弱对语法、句法的关注，由于不同语言的结构、用法均有不同，多义词、无对应词等问题也会使得翻译难以达到平衡，就会导致某些译文的不通而显现出这种翻译模式的局限性。
三、贺拉斯模式（The Horace Model）
贺拉斯（公元前65-8）模式在时间上要早于哲罗姆模式，但很长时间以来都被哲罗姆模式的光辉所掩盖。贺拉斯模式也追求忠实，但并非简单的对文本完全忠实，而是对“顾客”忠实，主张译文要被双方认可，他的观点集中体现在“fidus interpres”（忠实的翻译）上。忠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多考虑语境、目的，具有灵活性。他提出译者必须是值得信任的、能准时完成任务的并且可以令双方都满意的译者。因此，译者就需要在两方委托人或者两种语言中“协商”，以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当然在协商的过程中必然要有所牺牲，这久需要译者权衡利弊，给出平衡的翻译。
四、施莱尔马赫模式（The Schleiermacher Model）
施莱尔马赫（1768-1834）模式不赞同标准化、机械化的对等翻译，强调“异化”翻译的重要性，认为不同语言译成德语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保留原来的声音、韵味，如果所有的译文都一样的话，那么原文的特征和独到之处就会被忽略。该模式主张异化翻译， “外国化”（foreignizing）就是强调源文本的异域特征，使读者能欣赏到源文本中的“文化身份”。
五、三大模式与翻译策略
三大翻译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都各自逐渐完善，提出了独有的对翻译策略的要求。哲罗姆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丰富的知识，靠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而不是靠“上帝的感召”。翻译方法的选择则取决于翻译文本的类型，如果翻译的是《圣经》这种崇高的宗教文本，翻译中不宜采用意译的方法，而主要应该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翻译的对象是文学文本，如戏剧、诗歌，那就可以更多地采用意译的方法，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谢天振，2009：181-182）
施莱尔马赫模式主张翻译时词语的意义必须以语境作为参照，将文章作为一个整体，结合作者所处的条件进行翻译，反对断章取义。他的著作《论翻译的方法》是浪漫主义时期最主要的翻译理论文献，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两种翻译途径：一是尽量不打扰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二是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将作者移近读者。他认为，如果要得到完美的翻译，译者应该努力将自己从作品中获得的同样的意向、印象原原本本、不偏不倚地传递给读者，因此他应该千方百计地将读者引向他自己的观点。（谢天振，2009：27-28）
总之，这三种翻译模式不是相互排斥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分析文本的具体类型，了解文本所要达到的功能和翻译的目的，针对具体的翻译目的、翻译文本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取长补短，在三种模式中选取最合适的翻译策略，或者将三种模式相结合，寻求平衡的翻译，令三种模式相互补充而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