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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这两种不同理财观在中西财政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量入为出”原则在我国封建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量出为入”原则是西欧国家封建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理财的不变选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成为近年来争论的热点。为此本文从两种原则在中西方发展出发，阐述我国对两种理财观的抉择。
关键词：量入为出；量出为入；理财观
中图分类号：F811.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4-000007-01
在我國，“量入为出”一向被奉为财政格言，“量出为入”则处于受贬地位。而在西欧国家，“量出为人”贯穿发展各个时期，是政府重要的理财观。笔者认为，“量入为出”与非商品经济相联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过渡到“量出为入”更可取。
需要指出的是，具体财政活动中往往两种理财原则并存，本文将两种政府理财观区分，是为分析简明而进行的理论抽象。
一、我国“量入为出”原则
“量入为出”是指按照国家实际情况确定政府收入，根据收入安排支出计划，即挣多少花多少，不造成财政紧张。
1.封建时期
一方面，封建时期政府收入以实物地租为主，对财政支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形成约束。在时间上，农业生产自然周期决定财政收入入库时间，财政收入时间又制约财政支出的规划和使用时间，故“量入为出”的逻辑就产生了。在数量上，农业收入是主要收入，农业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速度缓慢，农业经营普遍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使政府支配收入缺乏增长弹性，财政支出难大量增长。
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下，脆弱分散的农民需要一个强势集权的政府以进行农业生产所须的公共设施的修建，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常使政府职能边界不清，财政支出难有明确数量界限。自秦以来我国就建立起高度集权政权，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要支付军费、行政费、祭祀费等，还要负担恣意的皇室支出，财政需求难以限制，为达到收支合理，只能“量入为出”。
2.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量入为出”依然是我国财政基本指导方针。除小农经济、政治集权等原因的遗留外，计划经济模式为“量入为出”提供了体制支持，政府有能力在全社会调动资源，有能力“量人为出”，统筹安排，尽管多少会有财政赤字，但总体上能按照“量入为出”来安排财政收支。
二、西欧国家“量出为入”原则
“量出为入”是指在确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基础上，根据政府收支需要来确定财政收入的规模以取得收支平衡。也就是说，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1.封建时期
一方面，西欧国家自古以来有贸易传统，相比中国“以农立国”，可谓“以商立国”，财政收入货币化的时间很早。以商业为依托，以货币方式取得政府收入，相较农业，财政收入具有更大的增长弹性，其本身很难约束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封建时期西欧国家是以领主制经济为特征的分权政治体制，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范围能够确定。领主制经济下，国王分封土地，领主为领地最高统治者，领地上的农奴依附土地。在国王、领主和农奴之间，权利义务清晰，领地是独有利益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单位，国王权力和政府职能受到约束。国王财政收入来自领主上交税收，受各方限制，要管理国家收支，必须“量出为人”。
2.资本主义时期
西欧国家从法律层面上界定政府职能，财政支出受到严格制度规范。尽管各时期其政府职能不断变化，但有一套严格政治制度，政府职能范围清晰，财政支出规模可界定，财政收入规模也能框定上限。“量人为出”有制度支持，支出能够成为收入的约束。
三、中国现今政府理财观评价
我国目前在公开文件中仍坚持“量人为出”理财观，但其已暴露一定问题。
其一，“赤字”财政和资源调动能力下降。按“量人为出”的逻辑，政府一定时期所取得的收入构成同期财政支出的约束，不应有“赤字”概念。而近年我国政府早已冲破收入约束，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并且，相较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下降。实行“量人为出”原则，政府要能在全社会以较小成本配置资源，而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量入为出”难以为继。
其二，“量人为出”的原则造成政府收入行为不规范。试想，按“量出为入”原则，班级同学凑钱买空调，凑的钱刚好买一台即可，不管他们各自还剩多少都不多收。而按“量人为出”原则，预交一定费用，购买空调后，余钱易被胡乱花掉或中饱私囊。同样，政府收入规模不受限制，加之外部支出压力，政府总是倾向于收更多钱，花更多钱，从而恶性循环。
其三，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并存。“量入为出”强调收入为先，政府职能难以有效约束。政府在竞争性、投资性的私人领域介入过多，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公共领域又存在“缺位”，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反对“量出为入”的学者认为，我国预算缺乏立法机关监督，支出范围易人为扩大，因此它不适合国情。但政府有扩张支出的倾向，也有增加收入的倾向。预算缺乏监督易导致支出人为扩大，也会因“量人为出”使政府收入无节制。很多基层政府正是在“量入为出”指导下，出台各种收费政策给居民带来过多负担。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法治缺失，正是因为现实工作中随意增加开支的行为未受到法治约束，才造成支出失控。
还有学者认为，许多地方政府不顾财力一味扩大支出，实施“量出为入”原则为地方政府盲目开支提供了依据。笔者认为，预算原则与收支混乱不存在必然联系，收支混乱的解决应加强法治，而非否定预算原则。
总结来说，“量入为出”是传统体制下的、低水平的理财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逐步转变为“量出为人”的理财观。
关键词：量入为出；量出为入；理财观
中图分类号：F811.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4-000007-01
在我國，“量入为出”一向被奉为财政格言，“量出为入”则处于受贬地位。而在西欧国家，“量出为人”贯穿发展各个时期，是政府重要的理财观。笔者认为，“量入为出”与非商品经济相联系，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过渡到“量出为入”更可取。
需要指出的是，具体财政活动中往往两种理财原则并存，本文将两种政府理财观区分，是为分析简明而进行的理论抽象。
一、我国“量入为出”原则
“量入为出”是指按照国家实际情况确定政府收入，根据收入安排支出计划，即挣多少花多少，不造成财政紧张。
1.封建时期
一方面，封建时期政府收入以实物地租为主，对财政支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形成约束。在时间上，农业生产自然周期决定财政收入入库时间，财政收入时间又制约财政支出的规划和使用时间，故“量入为出”的逻辑就产生了。在数量上，农业收入是主要收入，农业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速度缓慢，农业经营普遍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使政府支配收入缺乏增长弹性，财政支出难大量增长。
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下，脆弱分散的农民需要一个强势集权的政府以进行农业生产所须的公共设施的修建，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常使政府职能边界不清，财政支出难有明确数量界限。自秦以来我国就建立起高度集权政权，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要支付军费、行政费、祭祀费等，还要负担恣意的皇室支出，财政需求难以限制，为达到收支合理，只能“量入为出”。
2.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量入为出”依然是我国财政基本指导方针。除小农经济、政治集权等原因的遗留外，计划经济模式为“量入为出”提供了体制支持，政府有能力在全社会调动资源，有能力“量人为出”，统筹安排，尽管多少会有财政赤字，但总体上能按照“量入为出”来安排财政收支。
二、西欧国家“量出为入”原则
“量出为入”是指在确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基础上，根据政府收支需要来确定财政收入的规模以取得收支平衡。也就是说，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
1.封建时期
一方面，西欧国家自古以来有贸易传统，相比中国“以农立国”，可谓“以商立国”，财政收入货币化的时间很早。以商业为依托，以货币方式取得政府收入，相较农业，财政收入具有更大的增长弹性，其本身很难约束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封建时期西欧国家是以领主制经济为特征的分权政治体制，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范围能够确定。领主制经济下，国王分封土地，领主为领地最高统治者，领地上的农奴依附土地。在国王、领主和农奴之间，权利义务清晰，领地是独有利益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单位，国王权力和政府职能受到约束。国王财政收入来自领主上交税收，受各方限制，要管理国家收支，必须“量出为人”。
2.资本主义时期
西欧国家从法律层面上界定政府职能，财政支出受到严格制度规范。尽管各时期其政府职能不断变化，但有一套严格政治制度，政府职能范围清晰，财政支出规模可界定，财政收入规模也能框定上限。“量人为出”有制度支持，支出能够成为收入的约束。
三、中国现今政府理财观评价
我国目前在公开文件中仍坚持“量人为出”理财观，但其已暴露一定问题。
其一，“赤字”财政和资源调动能力下降。按“量人为出”的逻辑，政府一定时期所取得的收入构成同期财政支出的约束，不应有“赤字”概念。而近年我国政府早已冲破收入约束，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并且，相较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下降。实行“量人为出”原则，政府要能在全社会以较小成本配置资源，而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量入为出”难以为继。
其二，“量人为出”的原则造成政府收入行为不规范。试想，按“量出为入”原则，班级同学凑钱买空调，凑的钱刚好买一台即可，不管他们各自还剩多少都不多收。而按“量人为出”原则，预交一定费用，购买空调后，余钱易被胡乱花掉或中饱私囊。同样，政府收入规模不受限制，加之外部支出压力，政府总是倾向于收更多钱，花更多钱，从而恶性循环。
其三，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并存。“量入为出”强调收入为先，政府职能难以有效约束。政府在竞争性、投资性的私人领域介入过多，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公共领域又存在“缺位”，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
反对“量出为入”的学者认为，我国预算缺乏立法机关监督，支出范围易人为扩大，因此它不适合国情。但政府有扩张支出的倾向，也有增加收入的倾向。预算缺乏监督易导致支出人为扩大，也会因“量人为出”使政府收入无节制。很多基层政府正是在“量入为出”指导下，出台各种收费政策给居民带来过多负担。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法治缺失，正是因为现实工作中随意增加开支的行为未受到法治约束，才造成支出失控。
还有学者认为，许多地方政府不顾财力一味扩大支出，实施“量出为入”原则为地方政府盲目开支提供了依据。笔者认为，预算原则与收支混乱不存在必然联系，收支混乱的解决应加强法治，而非否定预算原则。
总结来说，“量入为出”是传统体制下的、低水平的理财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逐步转变为“量出为人”的理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