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江苏“探求者”集团的八位作家(艾煊、方之、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梅汝恺、曾华、陈椿年)中，单就才气与文笔的尖锐泼辣而言，方之(1930—1979)称得上第一。他曾经调侃地说他自己是“辣椒现实主义”；说高晓声是“苦涩现实主义”；说陆文夫是“糖醋现实主义”。这一说法，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但却传遍了江苏文艺界，可见它道出了三位作家现实主义的不同特点。
方之同志有一个中篇小说《浪头与石头》(载《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他短短的四十九岁的一生，也像浪头里的石头（在方之的《浪头与石头》中，“石头”是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阻挡合作化浪头人的人们的象征。本文借用了《浪头与石头》这个题目，但赋予“石头”以另一种意义，特此说明）一样。几次恶浪要冲毁他，吞没他，但他始终像一块石头那样屹然挺立，迎战不息。
我初次和方之相识，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去看望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战友。当她得知我已从部队转业下来，在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工作时，就告诉我，在她楼下就住着一个作家，叫方之。因为“探求者”的问题，下放在农村劳动，最近休假在家里。方之，他可是我钦佩的一个作家啊！他的短篇集《在泉边》，中篇《浪头与石头》，我都读过不止一遍。现在，他近在眼前，我能失去和他见面的机会吗？于是，我立即下楼，去看望方之同志。
方之的宿舍可谓“斗室”，摆设十分简陋。他正伏在窗子前的一张小桌子上写着什么。我一进门，就自报了姓名，并请他原谅我的冒昧来访。方之站起身来，急走了几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没想到还有人来看我这个‘探求者’啊！请坐，请坐。”我坐定以后，才把方之细细打量了一番。五短身材，黄瘦的脸，温厚的眼神，微微往外突出的嘴巴，给了我一个内藏赤子之心的大孩子的印象(事实上，那年方之才二十八岁)。寒暄过后，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各自的遭遇和共同感兴趣的文学问题上。他听了我在“反右”斗争中，因为鸣放时写了反教条主义的文章受批判的情况介绍后，插话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呵！不过，相逢却喜曾相知。你今天来，我很高兴。”我问了他在下面劳动、生活的情形。他告诉我，土地改革，搞互助组、合作社，他都在农村。在农村生活和劳动还是习惯的，并不感到苦；累一点，也能坚持下来。我又问他，还在写小说吗？这一问，他可激动起来了：“写，怎么不写？”他指着桌上的稿纸，“我正在写。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有哪家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呢?写了也是白写！”我感到很抱歉，无意间触动了他心灵深处的创伤。但是，方之过了一会还是平静下来，慢慢地，但是坚定地说：“不登我的文章，我还是要写。写给我自己看，写给我亲人看，写给我友人看，写给我周围的贫下中农看！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文章会发表出来的。”也是在这次见面中，我了解了方之的身世和经历。他祖籍湖南湘潭，从小生长在南京。还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行、示威，编过地下文艺刊物。解放后，做过区团委书记，南京团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五七年刚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就因为筹办“探求者”文学刊物出了事……
过了三年，在周总理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先后传达下来以后，文艺园地里又吹来了一股春风。方之这颗冰冻了四年的种子在这股春风中又萌芽、开花了。《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岁交春》，《上海文学》发表了他的《出山》。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在《雨花》和《上海文学》上写了对这两篇小说的评价文章。我肯定《出山》中的王如海“是我们新时代的新的‘拼命三郎’，是社会主义‘新的狠将’”。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差一点要说：作家方之，也是我们文学战线上的狠将，新的“拼命三郎”啊！
但是，《出山》发表以后没多久，中国大地上再一次卷来了极左思潮。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泛滥一时，抓阶级斗争成了一种时髦。《出山》成了这股极左思潮最早冲击的对象。它挨批了。其后，文痞姚文元更彻底否定了《出山》和王如海。当时，我想不通，我不服气，于是就去找方之，和他商量怎样进行反批评。
一九六三年三月上旬的一上午，春寒料峭，冷气逼人。方之知道我来，已泡好了一杯绿茶在等我。我当时只是把对《出山》的批评看作是某些人的教条主义表现。但是，方之却清醒地估计了形势：“老陈，浪头又来了。说不定比一九五七年的浪头还要大，这不是哪一个对我作品及其评论的批判问题，而是一阵新的狂风恶浪又要来临的信号。不信，你看，文艺界又要搞一场批判运动了。不过，我不怕。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大不了再一次把我打成反党分子，再一次下放劳动。”“那么，就听任别人对《出山》和对《出山》的评论歪曲批判啦？”我着急地问。方之猛吸了几口烟，而后又沉稳地说：“就我个人来说，《出山》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还是宣扬旧思想旧道德的，我自己最清楚。更重要的，公道自在人心。一个作家用不着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但是，你要进行反批评，我是支持的。”接着，他微微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几乎是自语似地说：“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吃上饭了，不吃粥了，一些人又热衷于搞斗争了。吃粥时讲团结，吃饭时搞斗争。这样下去，非搞到大家又吃粥不可，怎么得了啊！”说完，他没等一支烟抽完，就把香烟火掐灭，狠狠地丢在地上。之后，他便和我详尽地商议起来。我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只见他的额上渗出了一粒粒汗珠。这时，我才发现，方之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变老了，颧骨高耸，嘴巴更往前突出了。只是他的眼神还是那么温厚，那么坚定。那么有神。他坐在那里，面对着即将来临的狂风恶浪，泰然自若，无所畏惧，真像浪头中的石头一样。这，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不久，便在《雨花》上发表了由我署名，实际是我们两人合写而成的文章《关于(出山)和对王如海的思想道德评价》。
还是方之对形势估计得正确。一场文艺批判运动果然又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批作家、一批作品被批判、被否定了。接着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得势，文艺界经历了十年浩劫。从我和方之合写了那篇文章后，整整十几年，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听说他多次被批斗，身体搞垮了，又被下放到苏北农村劳动，再也听不到他的音讯了。我自己则被下放在一个农村中学里。风晨雨夕，我重读方之的作品，不禁在心底发出呼喊：“方之，你何时再‘出山’啊？”
等到我们再见时，已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八年了。方之已变成了一个小老头。他的脸色焦黄，喘着气，步履蹒跚，只是他的精神还是像过去那样乐观、坚强。他握着我的手，说：“还活着，还能写！”但是，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下旬召开的江苏省创作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发言，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我肺气肿，医生对我讲，已经到了肺心病初期。我的要求也不高，因为这几年感受的东西太多，想搞点防癌文学，只要求能保持五年的战斗力，干五年苦工。但是找药吃，找医生看病，还要走后门。我是呼吁，给我五年战斗力，五年以后去见马克思我没意见，两手空空去见老祖宗很可怕。”
创作会议刚开过，就收到了方之寄给我的《北京文艺》一九七九年三月号。打开一看，方之的小说《内奸》的标题赫然在目。一口气看完了《内奸》，觉得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已到了成熟的地步。可贵的是方之在艺术上作了一些大胆的新尝试：他把扬州评话、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和鲁迅杂文中的一些东西融为一体，夹叙夹议，边描绘，边抒情，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各种个性的人物形象。对《内奸》，我写了《鲜花与匕首》一文，予以很高评价。我总以为像这样的好作品，方之还会写出许多篇来的。不料，仅仅过去几个月，方之就因查出患肝癌而住院了。
国庆以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医院看望方之。他背靠在竖起了的枕头上，看到我进来，想下床，我按住他，不让他动。我问了他最近的病情，他坦率地告诉我：“医生说，我的肝肿大，病因是什么，还有待确诊(按：方之住院后，医生只告诉他肝肿大)。看来，恶浪又打来了。不过，这次来的不是政治的恶浪，大概是死神的恶浪。我还是不怕。我想待医生确诊后，请医生明白告诉我，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是五年，三年，一年，还是几个月？如果还有五年好活的话，我就在五年内把肚子里构思已经成熟的十个中短篇统统写出来；如果只有几个月，我就要求马上出院，哪怕在死前写出一篇也好！”我望着他蜡黄的脸，听着他斩钉截铁的话，心里无比激动：“方之，你真是文学战线上的‘拼命三郎’啊！”我抓住他说的“还有待确诊”这句话，安慰他：“医生都还没有确诊，你想得那么多干什么？听说月底要开文代会了，你还是好好治病、休息，争取参加文代会吧!”方之听我说完，背靠着枕头的身子向我凑近，好像是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轻轻地对我说：“文代会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在作协会员代表大会上发个言。”我问他发言的主题是什么？他说：“今年上半年在创作会议上，我对党委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意犹未尽，我想在大会上专门就这个问题说说我作为一个被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的看法。”这个题目，很自然地引起我莫大的兴趣。因此，我又问他，你的主要意见是什么？他说：“我的意见，有三条。一条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导文艺的同志，不研究艺术规律，不熟悉艺术规律，也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直到现在，这种情况还不能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真叫人焦心哪！第二条，要爱惜人才。三十年来，糟蹋了、摧残了多少人才啊！文艺工作者有缺点、犯错误，写了有问题的作品和文章，可以说服教育嘛！和风细雨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运动，把人整倒、批臭？搞运动不仅把许多人打倒、打伤了，还把不少文艺爱好者吓跑了，吓得不敢搞文艺了。这笔账，我们算过吗？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培养、成长起来，多么不容易。毁之一旦却很容易。第三条，我在创作会议上已经讲过了。写什么，怎么写，又是什么创作方法不方法，你不要管他嘛，搞一点无为而治嘛！只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大框框内，让作家、艺术家自由创作嘛！我想，真要做到这三条，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又不呆，不痴，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春天是会很快到来的。”对于方之说的这三条，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对他最后一句话，我还不十分理解，就问他：“你以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吗？”他沉吟了一会，喘着气说：“恐怕现在还是当年费孝通说的早春天气吧！今年春天，不是刮起了一阵冷风吗？经过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反击，这股冷风缩回去了。不过，早春天气，乍暖还寒，免不了阴阴晴晴，寒流和暖流的反复斗争。所好的是，三十年不是白白过去的。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是反对刮冷风的。谁要重演历史的悲剧，谁就会被历史所埋葬！”我看方之实在累了，就把他按倒在床上。这时，进来了一个看望他的亲戚，我也就告辞了。
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我和方之的最后一面！十月二十二日，听到了方之逝世的噩耗。待到我赶到医院时，方之的遗体已被送进太平间了。如果我知道那次和方之告别，竟是最后的永别，我是怎么也不会那么快地告别的啊!
方之，你这块浪头里的石头，镌刻着你的人品和作品，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你将长久地矗立在人们的心里。
（陈辽《文缘：我和文坛百家》）
方之同志有一个中篇小说《浪头与石头》(载《文艺月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他短短的四十九岁的一生，也像浪头里的石头（在方之的《浪头与石头》中，“石头”是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阻挡合作化浪头人的人们的象征。本文借用了《浪头与石头》这个题目，但赋予“石头”以另一种意义，特此说明）一样。几次恶浪要冲毁他，吞没他，但他始终像一块石头那样屹然挺立，迎战不息。
我初次和方之相识，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去看望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战友。当她得知我已从部队转业下来，在作家协会江苏分会工作时，就告诉我，在她楼下就住着一个作家，叫方之。因为“探求者”的问题，下放在农村劳动，最近休假在家里。方之，他可是我钦佩的一个作家啊！他的短篇集《在泉边》，中篇《浪头与石头》，我都读过不止一遍。现在，他近在眼前，我能失去和他见面的机会吗？于是，我立即下楼，去看望方之同志。
方之的宿舍可谓“斗室”，摆设十分简陋。他正伏在窗子前的一张小桌子上写着什么。我一进门，就自报了姓名，并请他原谅我的冒昧来访。方之站起身来，急走了几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微笑着对我说：“没想到还有人来看我这个‘探求者’啊！请坐，请坐。”我坐定以后，才把方之细细打量了一番。五短身材，黄瘦的脸，温厚的眼神，微微往外突出的嘴巴，给了我一个内藏赤子之心的大孩子的印象(事实上，那年方之才二十八岁)。寒暄过后，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各自的遭遇和共同感兴趣的文学问题上。他听了我在“反右”斗争中，因为鸣放时写了反教条主义的文章受批判的情况介绍后，插话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呵！不过，相逢却喜曾相知。你今天来，我很高兴。”我问了他在下面劳动、生活的情形。他告诉我，土地改革，搞互助组、合作社，他都在农村。在农村生活和劳动还是习惯的，并不感到苦；累一点，也能坚持下来。我又问他，还在写小说吗？这一问，他可激动起来了：“写，怎么不写？”他指着桌上的稿纸，“我正在写。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有哪家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呢?写了也是白写！”我感到很抱歉，无意间触动了他心灵深处的创伤。但是，方之过了一会还是平静下来，慢慢地，但是坚定地说：“不登我的文章，我还是要写。写给我自己看，写给我亲人看，写给我友人看，写给我周围的贫下中农看！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文章会发表出来的。”也是在这次见面中，我了解了方之的身世和经历。他祖籍湖南湘潭，从小生长在南京。还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行、示威，编过地下文艺刊物。解放后，做过区团委书记，南京团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五七年刚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就因为筹办“探求者”文学刊物出了事……
过了三年，在周总理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先后传达下来以后，文艺园地里又吹来了一股春风。方之这颗冰冻了四年的种子在这股春风中又萌芽、开花了。《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岁交春》，《上海文学》发表了他的《出山》。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在《雨花》和《上海文学》上写了对这两篇小说的评价文章。我肯定《出山》中的王如海“是我们新时代的新的‘拼命三郎’，是社会主义‘新的狠将’”。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差一点要说：作家方之，也是我们文学战线上的狠将，新的“拼命三郎”啊！
但是，《出山》发表以后没多久，中国大地上再一次卷来了极左思潮。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泛滥一时，抓阶级斗争成了一种时髦。《出山》成了这股极左思潮最早冲击的对象。它挨批了。其后，文痞姚文元更彻底否定了《出山》和王如海。当时，我想不通，我不服气，于是就去找方之，和他商量怎样进行反批评。
一九六三年三月上旬的一上午，春寒料峭，冷气逼人。方之知道我来，已泡好了一杯绿茶在等我。我当时只是把对《出山》的批评看作是某些人的教条主义表现。但是，方之却清醒地估计了形势：“老陈，浪头又来了。说不定比一九五七年的浪头还要大，这不是哪一个对我作品及其评论的批判问题，而是一阵新的狂风恶浪又要来临的信号。不信，你看，文艺界又要搞一场批判运动了。不过，我不怕。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大不了再一次把我打成反党分子，再一次下放劳动。”“那么，就听任别人对《出山》和对《出山》的评论歪曲批判啦？”我着急地问。方之猛吸了几口烟，而后又沉稳地说：“就我个人来说，《出山》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还是宣扬旧思想旧道德的，我自己最清楚。更重要的，公道自在人心。一个作家用不着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但是，你要进行反批评，我是支持的。”接着，他微微叹了一口气，轻轻地几乎是自语似地说：“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吃上饭了，不吃粥了，一些人又热衷于搞斗争了。吃粥时讲团结，吃饭时搞斗争。这样下去，非搞到大家又吃粥不可，怎么得了啊！”说完，他没等一支烟抽完，就把香烟火掐灭，狠狠地丢在地上。之后，他便和我详尽地商议起来。我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只见他的额上渗出了一粒粒汗珠。这时，我才发现，方之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变老了，颧骨高耸，嘴巴更往前突出了。只是他的眼神还是那么温厚，那么坚定。那么有神。他坐在那里，面对着即将来临的狂风恶浪，泰然自若，无所畏惧，真像浪头中的石头一样。这，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不久，便在《雨花》上发表了由我署名，实际是我们两人合写而成的文章《关于(出山)和对王如海的思想道德评价》。
还是方之对形势估计得正确。一场文艺批判运动果然又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批作家、一批作品被批判、被否定了。接着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得势，文艺界经历了十年浩劫。从我和方之合写了那篇文章后，整整十几年，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听说他多次被批斗，身体搞垮了，又被下放到苏北农村劳动，再也听不到他的音讯了。我自己则被下放在一个农村中学里。风晨雨夕，我重读方之的作品，不禁在心底发出呼喊：“方之，你何时再‘出山’啊？”
等到我们再见时，已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八年了。方之已变成了一个小老头。他的脸色焦黄，喘着气，步履蹒跚，只是他的精神还是像过去那样乐观、坚强。他握着我的手，说：“还活着，还能写！”但是，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下旬召开的江苏省创作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发言，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我肺气肿，医生对我讲，已经到了肺心病初期。我的要求也不高，因为这几年感受的东西太多，想搞点防癌文学，只要求能保持五年的战斗力，干五年苦工。但是找药吃，找医生看病，还要走后门。我是呼吁，给我五年战斗力，五年以后去见马克思我没意见，两手空空去见老祖宗很可怕。”
创作会议刚开过，就收到了方之寄给我的《北京文艺》一九七九年三月号。打开一看，方之的小说《内奸》的标题赫然在目。一口气看完了《内奸》，觉得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已到了成熟的地步。可贵的是方之在艺术上作了一些大胆的新尝试：他把扬州评话、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和鲁迅杂文中的一些东西融为一体，夹叙夹议，边描绘，边抒情，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各种个性的人物形象。对《内奸》，我写了《鲜花与匕首》一文，予以很高评价。我总以为像这样的好作品，方之还会写出许多篇来的。不料，仅仅过去几个月，方之就因查出患肝癌而住院了。
国庆以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医院看望方之。他背靠在竖起了的枕头上，看到我进来，想下床，我按住他，不让他动。我问了他最近的病情，他坦率地告诉我：“医生说，我的肝肿大，病因是什么，还有待确诊(按：方之住院后，医生只告诉他肝肿大)。看来，恶浪又打来了。不过，这次来的不是政治的恶浪，大概是死神的恶浪。我还是不怕。我想待医生确诊后，请医生明白告诉我，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是五年，三年，一年，还是几个月？如果还有五年好活的话，我就在五年内把肚子里构思已经成熟的十个中短篇统统写出来；如果只有几个月，我就要求马上出院，哪怕在死前写出一篇也好！”我望着他蜡黄的脸，听着他斩钉截铁的话，心里无比激动：“方之，你真是文学战线上的‘拼命三郎’啊！”我抓住他说的“还有待确诊”这句话，安慰他：“医生都还没有确诊，你想得那么多干什么？听说月底要开文代会了，你还是好好治病、休息，争取参加文代会吧!”方之听我说完，背靠着枕头的身子向我凑近，好像是要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轻轻地对我说：“文代会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在作协会员代表大会上发个言。”我问他发言的主题是什么？他说：“今年上半年在创作会议上，我对党委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意犹未尽，我想在大会上专门就这个问题说说我作为一个被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的看法。”这个题目，很自然地引起我莫大的兴趣。因此，我又问他，你的主要意见是什么？他说：“我的意见，有三条。一条要按艺术规律办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导文艺的同志，不研究艺术规律，不熟悉艺术规律，也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直到现在，这种情况还不能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真叫人焦心哪！第二条，要爱惜人才。三十年来，糟蹋了、摧残了多少人才啊！文艺工作者有缺点、犯错误，写了有问题的作品和文章，可以说服教育嘛！和风细雨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运动，把人整倒、批臭？搞运动不仅把许多人打倒、打伤了，还把不少文艺爱好者吓跑了，吓得不敢搞文艺了。这笔账，我们算过吗？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培养、成长起来，多么不容易。毁之一旦却很容易。第三条，我在创作会议上已经讲过了。写什么，怎么写，又是什么创作方法不方法，你不要管他嘛，搞一点无为而治嘛！只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大框框内，让作家、艺术家自由创作嘛！我想，真要做到这三条，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又不呆，不痴，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春天是会很快到来的。”对于方之说的这三条，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对他最后一句话，我还不十分理解，就问他：“你以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吗？”他沉吟了一会，喘着气说：“恐怕现在还是当年费孝通说的早春天气吧！今年春天，不是刮起了一阵冷风吗？经过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反击，这股冷风缩回去了。不过，早春天气，乍暖还寒，免不了阴阴晴晴，寒流和暖流的反复斗争。所好的是，三十年不是白白过去的。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是反对刮冷风的。谁要重演历史的悲剧，谁就会被历史所埋葬！”我看方之实在累了，就把他按倒在床上。这时，进来了一个看望他的亲戚，我也就告辞了。
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我和方之的最后一面！十月二十二日，听到了方之逝世的噩耗。待到我赶到医院时，方之的遗体已被送进太平间了。如果我知道那次和方之告别，竟是最后的永别，我是怎么也不会那么快地告别的啊!
方之，你这块浪头里的石头，镌刻着你的人品和作品，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你将长久地矗立在人们的心里。
（陈辽《文缘：我和文坛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