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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提到苏联解体，我总是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莫斯科街头，踯躅在那阴晴不定的俄罗斯土地上……
俄罗斯开始从混沌中走出来
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那个瞬间，那里的一切似乎一下子停顿了下来。那种解体前的骚乱、动荡突然沉寂，沉寂得像是消失在了永不再现的、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没有人起来对存在了74年的政权的消失提出异议，没有人对克里姆林宫降下的红旗表示惋惜和哀伤，只有冷眼向洋看世界。所有的人都麻木了，整个俄罗斯都处于一种酗酒状态。
我接触最多的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政权的转换，而只看成是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对苏联消失的最快、最强烈和最直接的反应是，他们自由了：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写。总之，嬉笑怒骂全凭自己的个性、情绪和思考了。在这群人中间，可说是意气风发之情多于对旧时景物的怀念。不过，这时他们也不能免俗，他们也得去商店门前排队，久久地等候那些姗姗来迟的或者影踪全无的食品。他们这才想起要抱怨，但是抱怨谁呢？
当时，我也几乎每天要挤在这些长长的队列中购买鸡蛋、糖、油和其他必需品。我听他们诉苦。几乎没有人直接指责这是苏联政权的过错，他们公开责骂的却是他们所熟悉的前苏联政府的中低层官员。因为他们这时失去了特权，也挤在他们过去视为普通人、不屑与之为伍的人群中。当这些官员指责现政府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时，他们身旁的人就嘘声一片：“瞎嚷嚷什么呢？你们当权的时候怎么样？不是比现在还要糟吗？”
人们的责难是有原因的。1989年，我曾经去过苏联，目睹过苏联最后的景象。那时，苏联政府仍然在表面上维持超级大国的样子，但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头纸老虎。当时苏联依然把卢布看成是一种国际货币，而且自认为其价值远在美元之上。卢布与美元的官方汇率越为：约0.68:1。可在黑市上，卢布就不值钱了，要花三十多卢布才换到一张“绿票子”。卢布虽然值钱，但在国内市场上很难买到东西；美元虽然不值钱，却能买到卢布买不到的东西。大街上，门口和柜台上打着“$”（即可以使用美元）标志的商店到处都是。在苏联政府大力宣传卢布是国际货币的同时，美元却成了苏联国内走俏的货币，甚至商品。
俄罗斯开始从混沌中走出来，人们也开始从麻木和酗酒状态中渐渐苏醒。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期待两种趋势并存，人们的营垒也由此划分得十分清楚。俄罗斯人从最初对叶利钦的支持转向了对他的指责，并进而失去了希望。
俄羅斯人的“好沙皇”情结
岁月在消逝，俄罗斯总理走马灯似的更迭。在上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叶利钦主动退出政坛。这种对新政权的悲观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对旧的联盟国家的怀念。大多数人对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并不感到特别的悲伤。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苏联解体还是件好事，正像曾经与我交谈的俄罗斯人所说：“这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手伸得太长，也许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国家倒会好起来。”
当然，俄罗斯人也有忧虑和不安，但这似乎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特别的关系。俄罗斯人，包括最普通的人，还有现在掌权的和失去了权力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国家曾经有过的大国地位的丧失，他们梦想重新走上国际舞台，叱咤风云于当今世界。于是，苏联解体后的沉寂逐渐转为喧嚣，转为震耳欲聋的强国之音。领导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主角斯大林就重新被人们记起。但是，对斯大林的关注并不等同于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关注。斯大林成了一个曾经的强国的符号，人们所企求的是俄罗斯在新世纪的强国之君。
在混沌岁月中，在苦难的重压下，俄罗斯人总是渴求有个“好沙皇”。这种千年传统和在苏联时期养成的“强国为首，生活为次”的民族特性终于呼号出了普京这样一个强者，一个“好沙皇”。普京8年的执政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动荡多变的俄罗斯，为何普京能最终赢得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
首先，他高举“强国爱国主义”旗号，让曾经沦为二流国家的俄罗斯回到了世界舞台上，成了当今大国讨论全球或地区性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声音。普京的强国爱国主义一方面顺应了俄罗斯人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符合了这个国家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的强国政策。普京向强国的回归是一种向俄国久远历史传统的回归，不是向斯大林的回归。斯大林爱国主义里的强国因素也是来自于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一世和伊凡雷帝。
谜一般的俄罗斯
在苏联解体惊变的那一夜之后，我曾多次重返俄罗斯。我不能不承认，俄罗斯的变化是醒目的，是可以从形象上来描绘、从数字上来辨认、从文字上来查阅的。每次的变化都令我有新鲜感。
我曾在《重返莫斯科》一书中写过这样的话：“莫斯科，一个谜。每次我离开它时，总认为我又进一步了解了它。可是当我重返时，它又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神秘，那样的不可理解。如果我有机会再去这个我思念的城市，我想我还是会碰上一个谜一般的城市的。”
每次到莫斯科在饭店下榻后，我总要先做几件事。
一是去买报纸和杂志，现在的报纸和杂志简直多得数不清。但是，我能发现，那种自由之风依然随处可见。知识分子甚至连总统都敢骂，敢在电视上自由评说，甚至丑化。
二是买我喜欢吃的酸奶油和黑面包。当年莫斯科的商场里空无一物，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出售“欧援食品”的景象早已不见。如今，莫斯科商场的货架上，食品应有尽有，多得难以选择。苏联时期是人们手中有钱却买不到东西，俄罗斯联邦的前10年是人们手中的钱远远跟不上价格的涨幅，而现在人们手中的钱一般说来都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当然，我这里排除了两类人，极富的阶层和极贫的民众。
莫斯科物价很高，但是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牛奶、奶制品、香肠、植物油、面包，还有俄罗斯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牛肉，价格都保持在相对不高的位置。尤其是在前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政府拿出相当数额的资金来保持市场稳定，遏制通货膨胀。2010年，我没事先打招呼，突然造访一位普通职员朋友的家，结果摆上餐桌的有香肠、奶酪、三文鱼、鸡以及各种小吃和甜食。当然，在俄罗斯人的餐桌上，少不了一瓶酒，一瓶伏特加或者一瓶威士忌。而在解体后的那些年月里，主人都会说：“你事先告诉我们一声，什么时候来，我们好准备准备！”现在可以不准备了，俄罗斯人的厨房里时刻有“准备”了。俄罗斯有句判断是否富裕的谚语：“不看餐桌，看厨房。”我不是说现在俄罗斯人都衣食无忧了，都可以看厨房了，我只是想说，俄罗斯人的日子轻松起来了，在向好处走。
三是，我离开饭店逛街时，曾经在莫斯科街头游动着的全副武装的特别小分队不见了。人心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人们现在所思考的不是过去的事，不是苏联那阵子的事了，俄罗斯人现在想的是现实问题，是未来的生活会怎样。这是社会和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的总感觉是两点，一是在看待俄罗斯的现实问题时，要把现实与历史分开，不能总是回过头去，用过去的一切来套现实的俄罗斯；二是看待苏联解体的好坏，看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应该更多地考虑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思考和决策。
在今天的俄罗斯，我很少看到有以苏联解体20周年为题的文章。对我们来说，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今年是俄罗斯联邦成立20周年年，他们正忙于新一届杜马的选举，正忙于为普京再次登上总统宝座而紧锣密鼓地运作。
普通的俄罗斯人仍在期待，只不过期待的并不是向历史回归，而是期待在新总统、新政府之下日子更好过。
俄罗斯开始从混沌中走出来
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那个瞬间，那里的一切似乎一下子停顿了下来。那种解体前的骚乱、动荡突然沉寂，沉寂得像是消失在了永不再现的、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没有人起来对存在了74年的政权的消失提出异议，没有人对克里姆林宫降下的红旗表示惋惜和哀伤，只有冷眼向洋看世界。所有的人都麻木了，整个俄罗斯都处于一种酗酒状态。
我接触最多的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政权的转换，而只看成是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对苏联消失的最快、最强烈和最直接的反应是，他们自由了：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写。总之，嬉笑怒骂全凭自己的个性、情绪和思考了。在这群人中间，可说是意气风发之情多于对旧时景物的怀念。不过，这时他们也不能免俗，他们也得去商店门前排队，久久地等候那些姗姗来迟的或者影踪全无的食品。他们这才想起要抱怨，但是抱怨谁呢？
当时，我也几乎每天要挤在这些长长的队列中购买鸡蛋、糖、油和其他必需品。我听他们诉苦。几乎没有人直接指责这是苏联政权的过错，他们公开责骂的却是他们所熟悉的前苏联政府的中低层官员。因为他们这时失去了特权，也挤在他们过去视为普通人、不屑与之为伍的人群中。当这些官员指责现政府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时，他们身旁的人就嘘声一片：“瞎嚷嚷什么呢？你们当权的时候怎么样？不是比现在还要糟吗？”
人们的责难是有原因的。1989年，我曾经去过苏联，目睹过苏联最后的景象。那时，苏联政府仍然在表面上维持超级大国的样子，但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头纸老虎。当时苏联依然把卢布看成是一种国际货币，而且自认为其价值远在美元之上。卢布与美元的官方汇率越为：约0.68:1。可在黑市上，卢布就不值钱了，要花三十多卢布才换到一张“绿票子”。卢布虽然值钱，但在国内市场上很难买到东西；美元虽然不值钱，却能买到卢布买不到的东西。大街上，门口和柜台上打着“$”（即可以使用美元）标志的商店到处都是。在苏联政府大力宣传卢布是国际货币的同时，美元却成了苏联国内走俏的货币，甚至商品。
俄罗斯开始从混沌中走出来，人们也开始从麻木和酗酒状态中渐渐苏醒。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期待两种趋势并存，人们的营垒也由此划分得十分清楚。俄罗斯人从最初对叶利钦的支持转向了对他的指责，并进而失去了希望。
俄羅斯人的“好沙皇”情结
岁月在消逝，俄罗斯总理走马灯似的更迭。在上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叶利钦主动退出政坛。这种对新政权的悲观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对旧的联盟国家的怀念。大多数人对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并不感到特别的悲伤。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苏联解体还是件好事，正像曾经与我交谈的俄罗斯人所说：“这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手伸得太长，也许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国家倒会好起来。”
当然，俄罗斯人也有忧虑和不安，但这似乎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特别的关系。俄罗斯人，包括最普通的人，还有现在掌权的和失去了权力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国家曾经有过的大国地位的丧失，他们梦想重新走上国际舞台，叱咤风云于当今世界。于是，苏联解体后的沉寂逐渐转为喧嚣，转为震耳欲聋的强国之音。领导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主角斯大林就重新被人们记起。但是，对斯大林的关注并不等同于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关注。斯大林成了一个曾经的强国的符号，人们所企求的是俄罗斯在新世纪的强国之君。
在混沌岁月中，在苦难的重压下，俄罗斯人总是渴求有个“好沙皇”。这种千年传统和在苏联时期养成的“强国为首，生活为次”的民族特性终于呼号出了普京这样一个强者，一个“好沙皇”。普京8年的执政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动荡多变的俄罗斯，为何普京能最终赢得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
首先，他高举“强国爱国主义”旗号，让曾经沦为二流国家的俄罗斯回到了世界舞台上，成了当今大国讨论全球或地区性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声音。普京的强国爱国主义一方面顺应了俄罗斯人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符合了这个国家自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的强国政策。普京向强国的回归是一种向俄国久远历史传统的回归，不是向斯大林的回归。斯大林爱国主义里的强国因素也是来自于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一世和伊凡雷帝。
谜一般的俄罗斯
在苏联解体惊变的那一夜之后，我曾多次重返俄罗斯。我不能不承认，俄罗斯的变化是醒目的，是可以从形象上来描绘、从数字上来辨认、从文字上来查阅的。每次的变化都令我有新鲜感。
我曾在《重返莫斯科》一书中写过这样的话：“莫斯科，一个谜。每次我离开它时，总认为我又进一步了解了它。可是当我重返时，它又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神秘，那样的不可理解。如果我有机会再去这个我思念的城市，我想我还是会碰上一个谜一般的城市的。”
每次到莫斯科在饭店下榻后，我总要先做几件事。
一是去买报纸和杂志，现在的报纸和杂志简直多得数不清。但是，我能发现，那种自由之风依然随处可见。知识分子甚至连总统都敢骂，敢在电视上自由评说，甚至丑化。
二是买我喜欢吃的酸奶油和黑面包。当年莫斯科的商场里空无一物，甚至不得不接受和出售“欧援食品”的景象早已不见。如今，莫斯科商场的货架上，食品应有尽有，多得难以选择。苏联时期是人们手中有钱却买不到东西，俄罗斯联邦的前10年是人们手中的钱远远跟不上价格的涨幅，而现在人们手中的钱一般说来都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当然，我这里排除了两类人，极富的阶层和极贫的民众。
莫斯科物价很高，但是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牛奶、奶制品、香肠、植物油、面包，还有俄罗斯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牛肉，价格都保持在相对不高的位置。尤其是在前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政府拿出相当数额的资金来保持市场稳定，遏制通货膨胀。2010年，我没事先打招呼，突然造访一位普通职员朋友的家，结果摆上餐桌的有香肠、奶酪、三文鱼、鸡以及各种小吃和甜食。当然，在俄罗斯人的餐桌上，少不了一瓶酒，一瓶伏特加或者一瓶威士忌。而在解体后的那些年月里，主人都会说：“你事先告诉我们一声，什么时候来，我们好准备准备！”现在可以不准备了，俄罗斯人的厨房里时刻有“准备”了。俄罗斯有句判断是否富裕的谚语：“不看餐桌，看厨房。”我不是说现在俄罗斯人都衣食无忧了，都可以看厨房了，我只是想说，俄罗斯人的日子轻松起来了，在向好处走。
三是，我离开饭店逛街时，曾经在莫斯科街头游动着的全副武装的特别小分队不见了。人心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人们现在所思考的不是过去的事，不是苏联那阵子的事了，俄罗斯人现在想的是现实问题，是未来的生活会怎样。这是社会和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的总感觉是两点，一是在看待俄罗斯的现实问题时，要把现实与历史分开，不能总是回过头去，用过去的一切来套现实的俄罗斯；二是看待苏联解体的好坏，看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应该更多地考虑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思考和决策。
在今天的俄罗斯，我很少看到有以苏联解体20周年为题的文章。对我们来说，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今年是俄罗斯联邦成立20周年年，他们正忙于新一届杜马的选举，正忙于为普京再次登上总统宝座而紧锣密鼓地运作。
普通的俄罗斯人仍在期待，只不过期待的并不是向历史回归，而是期待在新总统、新政府之下日子更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