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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咸宦海见闻录》是张集馨的一部自叙年谱,它翔实生动、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作者在宦海沉浮中的所见所闻,以不同于煌煌正史的细腻笔触展现了一个围城中人眼里鲜活的清末官场。作者富于文采,绘影传形,很有感染力量。有位传抄者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域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官吏庸劣,政风败坏
1839年,张集馨由山西朔平府署理雁平道,前任道台章荆帆愚昧无知,在处理司法事务中甚至缺乏起码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昏愚可笑,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遇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和,从不提审;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更荒唐的是昏庸混沌,毫无头绪。“公文来往,无一定收发之人,每茶房门子打扫客厅,辄于坐褥下捡出数角,是何异军报包鱼肉回家也。”不仅中下级官员如此,就连高级官员也不例外。官员或是年老体衰、昏庸颟顸,或是素质低下、不理公务,全数交由幕僚甚至家奴处理,且纵容其借机招摇撞骗、颠倒黑白,可谓毫无职业操守。下级又向这些品行低劣的人请示汇报甚至逢迎巴结,有样学样,则思想和行为只能更加不堪。
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贪官污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场,在互相倾轧的同时又一致对外,对廉能的官吏设法排挤打击,使之在官场无处容身。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按察使明绪、道员和祥等巴结总督乐斌,相与结纳,张集馨不纳贿赂、不事溜须,便被排挤在权力圈子之外。推荐用人本是布政使之权,但属员知道走不通张集馨的关系,便转求明绪,“内外交通,事无不妥。”张集馨只好哀叹:“余忝任藩司,竟不能专主,殊觉可愧。”1859年,张集馨赴任福建布政使,人还没到,闽浙总督庆端就对别人说:“福建安能容得此等阔藩司,他心目中如何看得起我等督抚,俟其到闽,察看后再令接印。”又说:“如实在难以相处,我即告病让他。”冷嘲热讽,可见一斑。张集馨并不特立独行,只是“不受贿属、不通请托”而已,但却屡屡成为少数派和权力核心的对立面,上司不支持,同僚不结交,下属躲着走。难怪张集馨无力地慨叹:“余欲力持公道,无奈孤掌难鸣,且群小构成一局,正人君子亦不能出其范围,余又不能独当一面,徒觉掣肘耳!”
铺张浪费,奢靡盛行
在清末官员,尤其高级官员中,爱面子、讲排场的陋习相当严重,可谓是清朝版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一是大吃大喝,讲排场。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时,因为是肥缺,经常承办迎来送往之事,每来贵客,招待标准“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但凡菜品不够贵重,就会换来小气的名声,可见这种恶习流毒之广、渗透之深。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一千制钱,光一条大鱼就花费四五两白银,这样奢靡的宴席,自然不是用自己的钱来操办。
二是前呼后拥,讲派头。张集馨在福建汀漳龙道任上时,适逢被革职的闽浙总督颜伯焘回广东老家路过漳州,二月底上一站就传来差信,要求漳州“预备马夫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直到初十,颜氏车驾才到漳州,张集馨率漳州文武官员冒着大雨在十里东郊外迎接,共安顿随行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四百余桌”。颜氏出行,“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一个已经被革职的总督,一出门连轿夫带兵役就要一百余人,派头不可谓不足。
三是冶游享乐,讲享受。官员之间的各种宴请次数频繁,几乎已经成为惯例。张集馨在陕西督粮道任上,“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满城协领,绿营参游,亦于春秋延请一次。”基本上把在省城的文武官员请了个遍。如果有十天半月的没有迎来送往,就自娱自乐,“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美其名曰“联友谊也”。
巧立名目,贪财纳贿
由于官以钱买、政由贿成的大气候,清代官场贪污腐化成风,富可敌国的“老虎”、明目张胆的纳贿自然毋庸多言,更为普遍的是各种“苍蝇”式的变相贿赂、搜刮民财。高级官员勒索下级官员的财物,下级官员就要巧立名目刮地皮,勒索百姓的财物,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食物链。
一是吃空饷。张集馨奉命裁撤名义上的一千二百名乡勇,漳州知府带着县令找上门来,要求宽限数日,张问为何,知府回答:上次颜伯焘过境,接待花去一万余两银子,县里几乎掏空,全靠这笔空饷弥补亏空。张无奈,只好感叹:“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
二是收门包。门包顾名思义,就是官员府上看门人收的红包,为了求见达官贵人,就要奉上门包,才能换得一声通报。福建司道州县求见总督庆端,“门包皆系足色库平,送门包时,门房当即拆兑,即短数分,亦必掷出補足”。庆端也不加阻拦,觉得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门包看似是门子的油水,实则依仗的是官员的权势,摆的是官员的派头。
三是收陋规。张集馨在汀漳龙道任上时,治下的娼楼赌馆“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这些“娱乐场所”除了感谢“书差舆夫”之类的小内鬼,每月还得向最大的保护伞——道台官署送三百元带有保护费性质的“娼赌费”。收不收这个钱,成了张集馨的心病:如果下令禁止,“镇府营县视为应得,一经裁汰,相形转多未妥”;收了吧,“顾名思义,何忍受此?”最后只好折中,每月收下,然后交给当地军工厂作为补贴,换个心安。另外,漳州民风剽悍,经常发生械斗,官府在械斗时不敢出面维持治安,待械斗收场后反而前往收取“械斗费”,胆敢不交的,官府“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收费方式与抢劫无异。
四是送礼金。每到拜访、启程之时,总有送不完的人情钱,送人要有盘缠,启程要送“留别”,冬天有“炭敬”,夏天有“冰敬”,名目繁多、花样翻新。“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张集馨作为一名正三品官员,全年俸银130两,算上养廉银也不过几千两,显然不够支撑这样的应酬,虽然百般不愿,也只能同流合污,从陋规和公款上打主意了,至于工资,只是名义收入,当零花钱尚嫌寒酸。这些所谓“别敬”“留别”,看起来是礼尚往来,实则是官员之间的利益输送,用金钱维系官场人脉、打通上下关节,以期结成利益圈子,互相利用。大家互相致送,不亦乐乎,其实花的都是国家公帑、民脂民膏。
官吏庸劣,政风败坏
1839年,张集馨由山西朔平府署理雁平道,前任道台章荆帆愚昧无知,在处理司法事务中甚至缺乏起码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昏愚可笑,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遇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和,从不提审;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更荒唐的是昏庸混沌,毫无头绪。“公文来往,无一定收发之人,每茶房门子打扫客厅,辄于坐褥下捡出数角,是何异军报包鱼肉回家也。”不仅中下级官员如此,就连高级官员也不例外。官员或是年老体衰、昏庸颟顸,或是素质低下、不理公务,全数交由幕僚甚至家奴处理,且纵容其借机招摇撞骗、颠倒黑白,可谓毫无职业操守。下级又向这些品行低劣的人请示汇报甚至逢迎巴结,有样学样,则思想和行为只能更加不堪。
与此同时,为数众多的贪官污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场,在互相倾轧的同时又一致对外,对廉能的官吏设法排挤打击,使之在官场无处容身。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按察使明绪、道员和祥等巴结总督乐斌,相与结纳,张集馨不纳贿赂、不事溜须,便被排挤在权力圈子之外。推荐用人本是布政使之权,但属员知道走不通张集馨的关系,便转求明绪,“内外交通,事无不妥。”张集馨只好哀叹:“余忝任藩司,竟不能专主,殊觉可愧。”1859年,张集馨赴任福建布政使,人还没到,闽浙总督庆端就对别人说:“福建安能容得此等阔藩司,他心目中如何看得起我等督抚,俟其到闽,察看后再令接印。”又说:“如实在难以相处,我即告病让他。”冷嘲热讽,可见一斑。张集馨并不特立独行,只是“不受贿属、不通请托”而已,但却屡屡成为少数派和权力核心的对立面,上司不支持,同僚不结交,下属躲着走。难怪张集馨无力地慨叹:“余欲力持公道,无奈孤掌难鸣,且群小构成一局,正人君子亦不能出其范围,余又不能独当一面,徒觉掣肘耳!”
铺张浪费,奢靡盛行
在清末官员,尤其高级官员中,爱面子、讲排场的陋习相当严重,可谓是清朝版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一是大吃大喝,讲排场。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时,因为是肥缺,经常承办迎来送往之事,每来贵客,招待标准“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但凡菜品不够贵重,就会换来小气的名声,可见这种恶习流毒之广、渗透之深。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一千制钱,光一条大鱼就花费四五两白银,这样奢靡的宴席,自然不是用自己的钱来操办。
二是前呼后拥,讲派头。张集馨在福建汀漳龙道任上时,适逢被革职的闽浙总督颜伯焘回广东老家路过漳州,二月底上一站就传来差信,要求漳州“预备马夫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直到初十,颜氏车驾才到漳州,张集馨率漳州文武官员冒着大雨在十里东郊外迎接,共安顿随行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四百余桌”。颜氏出行,“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一个已经被革职的总督,一出门连轿夫带兵役就要一百余人,派头不可谓不足。
三是冶游享乐,讲享受。官员之间的各种宴请次数频繁,几乎已经成为惯例。张集馨在陕西督粮道任上,“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满城协领,绿营参游,亦于春秋延请一次。”基本上把在省城的文武官员请了个遍。如果有十天半月的没有迎来送往,就自娱自乐,“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美其名曰“联友谊也”。
巧立名目,贪财纳贿
由于官以钱买、政由贿成的大气候,清代官场贪污腐化成风,富可敌国的“老虎”、明目张胆的纳贿自然毋庸多言,更为普遍的是各种“苍蝇”式的变相贿赂、搜刮民财。高级官员勒索下级官员的财物,下级官员就要巧立名目刮地皮,勒索百姓的财物,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食物链。
一是吃空饷。张集馨奉命裁撤名义上的一千二百名乡勇,漳州知府带着县令找上门来,要求宽限数日,张问为何,知府回答:上次颜伯焘过境,接待花去一万余两银子,县里几乎掏空,全靠这笔空饷弥补亏空。张无奈,只好感叹:“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
二是收门包。门包顾名思义,就是官员府上看门人收的红包,为了求见达官贵人,就要奉上门包,才能换得一声通报。福建司道州县求见总督庆端,“门包皆系足色库平,送门包时,门房当即拆兑,即短数分,亦必掷出補足”。庆端也不加阻拦,觉得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门包看似是门子的油水,实则依仗的是官员的权势,摆的是官员的派头。
三是收陋规。张集馨在汀漳龙道任上时,治下的娼楼赌馆“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这些“娱乐场所”除了感谢“书差舆夫”之类的小内鬼,每月还得向最大的保护伞——道台官署送三百元带有保护费性质的“娼赌费”。收不收这个钱,成了张集馨的心病:如果下令禁止,“镇府营县视为应得,一经裁汰,相形转多未妥”;收了吧,“顾名思义,何忍受此?”最后只好折中,每月收下,然后交给当地军工厂作为补贴,换个心安。另外,漳州民风剽悍,经常发生械斗,官府在械斗时不敢出面维持治安,待械斗收场后反而前往收取“械斗费”,胆敢不交的,官府“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收费方式与抢劫无异。
四是送礼金。每到拜访、启程之时,总有送不完的人情钱,送人要有盘缠,启程要送“留别”,冬天有“炭敬”,夏天有“冰敬”,名目繁多、花样翻新。“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张集馨作为一名正三品官员,全年俸银130两,算上养廉银也不过几千两,显然不够支撑这样的应酬,虽然百般不愿,也只能同流合污,从陋规和公款上打主意了,至于工资,只是名义收入,当零花钱尚嫌寒酸。这些所谓“别敬”“留别”,看起来是礼尚往来,实则是官员之间的利益输送,用金钱维系官场人脉、打通上下关节,以期结成利益圈子,互相利用。大家互相致送,不亦乐乎,其实花的都是国家公帑、民脂民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