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三次到过贝尔格莱德。世界上的城市多得很，有这样一座城市，遥远，陌生，与你非亲非故，却能够让你去三次，贝尔格莱德和我真的有缘。
　　其实，贝尔格莱德和我们中国一直有着不解之缘。铁托元帅在世时，我们支持过铁托，也批判过铁托。那时贝尔格莱德和我们天涯咫尺，既远又近。1999年，美国轰炸了我国在贝尔格莱德的驻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大使馆，贝尔格莱德和我们唇齿相依，格外贴近。
　　
　　铁托墓：一个逝去时代的记忆
　　
　　铁托墓在贝尔格莱德城南的德迪涅山上，离城中心半小时车程。所在位置是原来的总统府，叫做花宫。花宫的门在半山腰上，很小，而且没有任何提示或题字之类，如此的朴素，也许正符合铁托本人的意愿。
　　进门左手处便是铁托墓，右手处是陈列室，正前方则是沿山坡一溜儿茵茵的草坪。草坪上立着不少青铜雕像，最前面的是铁托，他身后不远的白桦丛中立着游击队员和背负伤员的塞尔维亚百姓群雕。陈列室里陈列着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各国政府赠送给铁托的礼物，其中一架铁皮鼓似的六弦琴，是一位在战争中失去手指的将士用股腕制作而成的。这让我想起我们曾经共有的年代，对领袖真诚得近乎盲目的崇拜。铁托墓是一座20米长15米宽的玻璃房，原来是铁托办公之余常去的花房，应他自己的要求，死后一切从简，就埋在花房里。
　　墓碑的一侧，有两间屋子，一间布置成铁托办公室的样子，另一间全部是中国明清家具。铁托一生对中国充满感情，一直敬仰毛泽东，渴望与毛泽东会面，他曾说中国和南斯拉夫一样，都是靠自己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伟大国家。可惜他终于来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世，错过了世界公认的两位强人兼伟人握手的历史性镜头。
　　另一侧的房间里，陈列的全部是火炬，那是每年铁托生日时前南斯拉夫人民送给铁托的礼物。火炬的材质和造型完全不同，都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以火炬接力的形式传递到铁托手上，最后将火炬交给他的人，一般都是火炬的设计者或制造者。这样的火炬传递节目，成为过去那个年代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铁托去世6年后的1986年。铁托的生日是5月25日，所以人们把铁托墓叫做“5月25日纪念馆”，这个名字比“花宫”更充满情感。伟人是时代和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时代过去了，人民心中的情感，还像火炬中的火焰，并没有消失成灰烬。
　　如何评价铁托是历史学家的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铁托时代，他们的人均月工资曾经达到1500美元，那时候老百姓贷款买了房子车子，后来货币贬值，需要付的贷款增多，但仍按原贷款的面额和利息，差额部分不用百姓负担而是由政府埋单。现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还可以看到那时买的奔驰车在跑，30多年了，还顽强地记忆着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
　　过去的日子，对于时代是历史，对于民间是故事，对于百姓就是记忆。
　　
　　战争，诗歌，啤酒，女人，米哈伊广场
　　
　　米哈伊广场是贝尔格莱德最大的广场，所有政治的艺术的聚会都在这里举行。
　　广场中央矗立着米哈伊骑着高头战马的青铜塑像，这位南斯拉夫18世纪的国王，曾率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侵略，迫使奥斯曼帝国垂首交出贝尔格莱德的城门钥匙。铁托时代米哈伊广场曾一度改名为共和国广场，现在人们又把它改了过来。米哈伊青铜塑像成为贝尔格莱德的城市象征，被印在画报、明信片和各种工艺品的包装上。
　　记得上次到贝尔格莱德，是参加第34届国际作家会议。会议组织者特意安排了一场大型诗歌朗诵会，在米哈伊广场上，参会的25个国家都要派诗人上台。团长四川老作家王火派我上场，登上临时搭起的舞台，面对着米哈伊的青铜塑像和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宏亮地在广场上回荡。广场边，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一到这里却一下子安静下来，仿佛湍急的激流打了一个弯儿，“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般宁静美好起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得懂我的汉语，但他们那样认真地听着，除了麦克风中传出的声音，偌大的广场没有一点声响，连风声都听不到。我从台上下来的时候，一位塞尔维亚老人拉着我，比划了个波浪起伏的动作，然后用生硬的英语说：“中国话，很好听！”
　　旧地重游，想起那天的朗诵会，想起那位塞尔维亚老人，也想起1999年北约和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时，塞尔维亚摇滚歌手也是在这里临时搭起舞台，举办了“歌声鼓舞我们”的音乐会。那天正是塞尔维亚国庆日，下着细雨，飞机的轰炸声伴着愤怒的歌声，广场四周围满了观众，和歌手一起互动。
　　平时，塞尔维亚人喜欢到这里喝一杯不贵的咖啡或冷饮或啤酒，吸着香烟（贝尔格莱德人爱吸烟，女人格外离不开香烟），吃一块味道并不比巴黎或法兰克福糕点差的蛋糕。晚上有时会有各式民间歌舞演出。我特别喜欢夜晚到这里，和贝尔格莱德的朋友坐一坐。他们的日子过得潇洒惬意，坐在米哈伊广场上，谁会想到几百年来这座城市遭到过40多次外国侵略者入侵，仅上个世纪就被轰炸过5次？贝尔格莱德真的是一座不屈的城市，贝尔格莱德人真的是从容淡定。他们爱聊足球、篮球、美酒和女人，偶尔也会说起铁托和米洛舍维奇，说起给他们和这座城市带来荣誉的电影《地下》，却很少说起曾经发生在身边的纷飞战火，其实，被炸毁的国防大厦就在广场附近。当我特意说起这事的时候，他们幽默地对我说，美国人真会找地方，食品厂没炸，广场没炸，步行街没炸，古堡也没炸。我说偏偏炸了中国大使馆。然后，他们会爽朗地大笑。在他们的眼里，战争仿佛只是遥远的故事，谈笑间，强虏早已灰飞烟灭。
　　如果说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的话，这大概就是贝尔格莱德的性格。战争、诗歌、咖啡、香烟、啤酒、足球、女人，他们都能够消化得了。
　　
　　安德里奇：“南斯拉夫的鲁迅”
　　
　　我不抽烟，但想买塞尔维亚产的香烟，带回北京给朋友尝尝鲜。街头的小商亭边，卖烟的小老板不懂英语，无法问清哪一种香烟是塞尔维亚产的。连比带划说好半天，也无济于事。幸好这时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她听明白了我的意思，指着一种白色烟盒上印着红色“Drina”的香烟，告诉我这是塞尔维亚产的有名的牌子。
　　
　　我感謝了她，买下一条“Drina”牌香烟。她指着烟盒问我：知道吗？这就是安德里奇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写的德里纳。当她说到安德里奇和德里纳的名字时，那个小老板立刻也明白了她的意思，不住点头重复着这两个名字。
　　我不禁对这条白盒红字的香烟肃然起敬。
　　安德里奇是塞尔维亚最伟大的作家，地位应该和我们的鲁迅相似，他断然拒绝法西斯的威胁和诱惑，在白色统治下坚持创作；二战后南斯拉夫独立，他是第一任作协主席，地位和当时的茅盾相当。他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在196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德里纳不过是塞尔维亚一条普通的河，却因这部长篇小说而声名大震。
　　我也要向这位妇女和小店老板致敬。他们对于安德里奇和德里纳河都是那样熟悉，并且引以为豪。我想就像我们提起鲁迅和他的百草园、三味书屋或鲁镇一样吧，但我真不敢肯定，我们这里卖香烟的小贩能否如他们一样熟悉鲁迅，并随口亲切地说出他的作品。
　　9年前的秋天，我到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那里是安德里奇的家乡。听说下榻旅店附近的一座公园里有安德里奇的塑像，第二天清早一起床就去找，但因为人生地不熟，没有找到。回旅店的路上，碰见一位急匆匆去上班的中年男人，向他打听，由于语言不通，费了半天劲，他也不明白我的意思。不过，他忽然听清楚了“安德里奇”这几个音节，立刻热情地把我带到公园，穿过落叶萧萧的蜿蜒小径，来到安德里奇的塑像前。然后，他指指手指间的香烟，掐灭之后，对我说了一句塞语，当时以为他说的是安德里奇那部小说。现在，我明白了，他除了告诉我安德里奇的小说，也告诉我他抽的是“德里纳”牌香烟。那是属于他们的文学香烟，是他们和伟大作家沟通相连的纽带。
　　我们也有许多以地名命名的香烟，但我们没有自己的“德里纳”。这是一种隐性的文化氛围，潜在的文化滋养。
　　
　　狼餐厅，狼崇拜？
　　
　　狼餐厅在老城的一条古巷之中，离圣萨瓦教堂不远。由于是夜晚，古巷几乎没有人，格外幽静，昏昏欲睡的街灯洒下慵懒而凄迷的光影。餐厅门脸不大，窗户里也不见灯红酒绿的溢彩流光。门口有一块写着SURI的牌子，和一个画着一只扬着尾巴翘着前爪的狼的圆形店徽。SURI就是狼的单词，音译为苏里，所以当地人称它苏里餐厅。别看店不大，却是1740年开的，一直在塞尔维亚考帕尼克的山区，1994年年底，才搬到贝尔格莱德。
　　我们中国没有把餐厅叫这样名字的。狼餐厅？听着就瘆得慌。
　　我和主人叶靓娜来得早些。客人们陆续到了，其中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据介绍，是当今塞尔维亚最有名望的一位老作家。落座之后，他让陪同的那位妇女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是他的新著。我以为他要送给我们，谁想他只是翻开书中的一页，让我们看看而已，告诉我们那是他1960年代访问中国时写的文章。然后，又把书放了回去。
　　没过一会儿，菜陆续上来。每一盘的量都非常大，十来道不同品种的牛羊肉，足足是我半年所吃牛羊肉的量了。坐在对面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吃到最后，竟然碟光盘净，一点儿没剩，除了感慨他的好胃口之外，心里猜测，大概若不是别人请客，他一般不会自己来这里吃饭的。文学边缘化，一般作家的稿费难以养活自己，更不要说跑到这样的餐厅高消费了，这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情景，塞尔维亚再有名望的老作家，也是如此。
　　走出幽暗的狼餐厅，更深夜静，头顶怒放着一天星斗。贝尔格莱德老城异常安静，空气清新，夜色宜人，明亮的灯火在车窗玻璃上跳跃。
　　我想起那个渐行渐远的狼餐厅，塞尔维亚人生性勇猛好斗，不屈服，便问坐在前排的叶靓娜：为什么把餐厅取个狼的名字？是狼崇拜吗？她说：是崇尚自然。
　　这时，司机打开了车上的音响，一股缠绵悱恻的男人的歌声立刻水一样轻柔而清澈地流出来。尽管我听不懂歌词，但猜想一定是首爱情歌，大个子司机回过头冲我点点头，用简单的英语说：是的，是爱情歌曲。
　　也许，就像他们喜欢狼的勇猛一样，也喜欢自然的清新；在山一样不屈不挠的刚性性格中，也有这歌声一样的温柔。这就是塞尔维亚也是贝尔格莱德的性格吧？
　　
　　（作者系北京作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