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又将在新加坡召开。近年来，在这个亚太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论坛上，美国常常主导着议题，而中国则往往是矛盾集中的焦点。这次中国面临的局势似乎尤为严峻：中越、中菲之间的领土争端再度激化；东盟外长会议就南海问题发表了声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各种场合损毁中国的形象；朝鲜处在第四次核试验的边缘。所有的问题背后，似乎都有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中国的决策层和战略学者对于当前的局势有一种普遍的情绪，那就是认为亚洲正转向错误的方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合作一直是亚洲区域政治的主题。在东盟和中、日、韩等地区大国的推动下，亚洲的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相关政治协调机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地区大国之间主要的竞争，是谁来领导和如何推动地区合作的良性竞争，而绝对“零和”的领土纷争被边缘化。可是，在美国“回归亚洲”短短几年时间里，亚洲的政治主题就很大程度上转向。尽管过去十多年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果并没有被颠覆，但亚洲国家对未来安全的不确定感却急剧上升，而威胁的来源被不断指向中国。
　　中国一直想把局势扭转回原来的轨道，总的思路就是“在发展中解决矛盾”。从内部来讲，中国相信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上升，大国实力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周边环境就能好转；从外部来讲，中国认为如果各国能够集中关注于发展与繁荣议题，地区安全纠纷是可以在积极有效的经济合作大局中被搁置、以至最终妥善解决的。为此，中国一方面继续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另一方面，尽力阻止安全问题扩大化，强调双边领土纠纷应该由双边政治协商解决，不应该放到多边场合，更不应该有第三方大国的干涉。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战略没有问题。可是在当前阶段，这两个方向都面临现实的挑战。我们发现，中国的实力越上升，一些周边国家越发不安，矛盾纠纷呈现多发、并发和联动趋势；双边经济合作仍在进行，可是安全纠纷或者安全疑虑同时上升。在美国和日本的挑动下，周边国家有走向“抱团取暖”的态势，安全问题向多边舞台蔓延的趋势似乎难以遏止。
　　为此，中国必须要面对亚洲政治的新现实。美国来了，亚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美国带来了安全议题，中国就必须要面对这个议题。美国和日本要讲的是一个“中国威胁”的故事，中国就要讲一个“集体安全”的故事。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不能只是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成功——这是过去的成功，还必须在安全领域创造新的外交成功。这就必须在多边层次上超越之前在安全问题上相对保守、就事反应、压制灭火式的行为模式，积极创制更有力的亚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目前中国已经提出了在亚洲建立“命运共同体”，其本质应该是在经济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基础上，补充入“安全共同体”的更广阔内涵。对于这个机制，有一些关键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首先中国要积极利用各种多边舞台，讲述中国的亚洲安全观。中国崛起之后，亚洲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中国秉有和周边各国不成比例的强大实力，如何贡献于地区安全？中国为什么没有扩张的意愿和必要？中美之间为什么能不冲突、不对抗？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萦绕在亚洲国家的心中，他们在疑虑，也希望消除疑虑。像“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的场合，不只是为美国和日本提供了一个质疑中国的场所，实际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的讲台。中国不能再停留在以“质疑回应质疑”，也不能简单地把话题转向“促进地区繁荣”的经济议题。中国需要提出系统的亚洲安全观，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还要照应亚洲的政治现实和共同价值。
　　笔者认为，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可依托于“海洋空间多元共存”的理论。要用海洋空间开放、易于共存的特质，超越于历史上美苏在东欧、法德在西欧的封闭、对立、以领土控制为基础的陆权关系，这在中美之间尤其重要。中国的亚洲安全观还要凸显多元、包容的亚洲历史传统。历史上亚洲虽是一个多宗教、多种族共存的地区，却没有发生过像欧洲和中东那样激烈的宗教战争和民族种族冲突。中国还要明确承诺，中国的天然实力优势将最终转化为为亚洲的安全秩序提供公共产品。
　　最终，中国要根据地区国家普遍接受的集体安全观，推动建立包容协调的新多边地区安全机制。如果经济合作已经不能有效搁置安全纠纷，那就用更宏观的多边安全保障来隔离、甚至最终消化纠纷。就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一样，亚洲的区域合作迟早要补充入安全合作这根支柱。美国的“回归”不过提早了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