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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典时代以来为千夫所指的“党派”，在英国光荣革命前后已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政治现实。作为深深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政治人物，博林布鲁克是思想史上对“宗派”和“党派”进行区分、为“党派”正名的第一人，尽管这一努力并不彻底，但现代政党观念的先河由此开启，为休谟、柏克政党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党派”也逐渐确立起自身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合法性，最终成长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支柱。
[关键词]宗派 党派 博林布鲁克 现代政党观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127－05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支柱，选举、投票等政治领域的各种竞争性机制和活动，几乎都是以政党制度为基础的。然而，政党在其起源阶段声名狼藉，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满是“政党罪恶”论。可以说，政党是伴随着对它的怀疑和抵制逐步成长起来的。
博林布鲁克是18世纪英国第一个在著作中“大旨谈党”的重要人物，虽然在他之前也有政治家、学者或评论家就党派现象发表评论，但大多只是零星带过，散见于他们的其他言论之中。博林布鲁克的政党著作则不同，一来政党言论在他这里不再是临时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政治关怀的中心主题之一(虽然在他的时代“党”还只是“派”)，他的《一个爱国君主的观念》以及《党派论》等都是以党派为主题的著作。第二，他的党派理论不可避免地也包含着情感因素或者可以说是偏见，但它们又不仅仅是一些政敌间相互攻击的政治小册子，而是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察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再加上博林布鲁克曲折的政治经历以及他饱含激情、令人炫目的笔调，他的党派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非偶然。不仅是在英国，18世纪欧洲大陆和美洲的政治家、学者所持的党派观念，大都能发现博林布鲁克的影子。直到18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局面已经发生变化，党派观念也有所更新的时候，博林布鲁克的党派理论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们甚至可以说，博林布鲁克的文字不仅记录、而且塑造了萌芽期政党的形象，研究现代政党观念的兴起，博林布鲁克是一个不可绕过的起点性人物。
一、博林布鲁克：光荣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
博林布鲁克，原名亨利·圣约翰，1678年生于巴特西，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受完教育之后，与当时的贵族子弟一样，随即赴欧洲大陆游学。1701年他进入议会，并加入托利党。此后，他历经了政治上的辉煌与失意，被迫离开政坛，回到乡间，投身于学术研究，但他始终没有忘情于政治，创办了攻击辉格党政府的期刊《手艺人》，他的《党派论》最初就是发表在这上面的。
“博林布鲁克是‘光荣革命’后成熟起来的第一代……‘在这个宪法之下，活着的人中最伟大者诞生了’。30年后，同样是在这个受到同时代欧洲大陆嫉妒的宪法之下，诞生了他的晚辈以及对手休谟。”
英国“光荣革命”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单独行动，而是各党派包括无党派人士的联合行动，它是各派妥协和退让的结果，没有一派完全胜利，凌驾于其他派别之上，也没有哪一派别被完全吞没。君主制的拥护者能够继续拥护君主，新教得到了一个新教君主和领袖，乡村地主的地产得到保护，英国人为之津津乐道的宪法也得到保护和升华，甚至许多原来詹姆斯二世的宠臣在威廉时期仍然得到重用。它是一种典型的英国精神，混合各派所长，灌溉出英国“自由”这颗最珍贵的果实。“‘光荣革命’是一次真正的政治妥协”，然而它却被冠以“革命”之名，自有其异常之处，简单地说，“‘光荣革命’确认了国教在英国的地位，重申并恢复了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古老的平衡关系，确立了下世纪英国政治辩论的话语”。博林布鲁克正是在这种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衷心拥护以血统为基础的世袭君主制原则，甚至在安妮晚期，在已经受到女王青睐和重用的荣耀下，不惜策划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另一方面，他对英国宪法和自由的热爱，并不亚于他对君主制的热爱。君主是英国民族历史的绵延和象征，是各阶层、阶级对本民族深厚感情的现实表达对象。但更为重要的，也即英国君主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君主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专断意志为所欲为。革命之后，宪法和自由的原则得到重申并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英国引来其他民族嫉妒的独有的骄傲。它是英国人安身和幸福所系，在宪法的纽带之下，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团结成一个整体的民族，却又享受到各自的自由。对于英国人而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一个富足却遭到奴役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博林布鲁克说：“英国人宁可做最后一个自由人而死，也不愿意成为第一个英国奴隶而苟且偷生。”可以说，博林布鲁克的《党派论》虽然标题关键词是“党派”，但全文主旨却是宪法和自由。
此外，博林布鲁克的学术形象也是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方式：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出一种审慎的态度，从对历史的频频回顾中获取一种节制的精神。他关于党派的思索也正是从历史和现实斗争中清理出来的。博林布鲁克尝言，他的论文将从世俗以及教会的角度回溯英国党派的起源。他认为，1660年之后英国政治的党争存在于英国国教和非国教派之间，原来的圆颅党和骑士党之间的分歧随着复辟而告结束，而辉格党和托利党要到查理二世后期才出现。“光荣革命”之后，从前的党派又重新分化组合，“1688年政治谈判带来的脆弱平衡分崩离析，化为党派的碎片”。此外，“光荣革命”后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也加剧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博林布鲁克更加投入到反对政府的事业中，以期再次进入政治舞台。1722年辉格党人沃波尔上台之后，加剧了宫廷党和乡村党之间的对立，博林布鲁克遂发挥所长，充任托利党(当时乡村党主要由托利党和不得势的辉格党组成)的发言人，成为沃波尔最负盛名的对手。他的《党派论》最主要的意图就是攻击沃波尔政府的腐败和恶行，并将政府反对派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目标之下。但是，1734年选举使得沃波尔重返政坛，博林布鲁克的从政希望遭遇重挫，而在反对派的阵营中，他也逐渐边缘化，所以《党派论》的后半部分进入到更为广阔和宏大的欧洲历史之中，通过与法国、西班牙以及古罗马的历史相比较，从宪政的体系中认识党派、派别的地位和影响。
二、“乡村党”：为了“整体”的“部分”
早在1688年之前，英国议会常常分裂为宫廷党和乡村党。宫廷党由国会中有行政职务的官员和王室政策的其他支持者组成，乡村党则由与王宫或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组成。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之后，退守乡村领地，故而自称“乡村党”。然而，乡村党虽然“处江湖之远”，但政治热情不减，以“爱国者”自许，并极力表示自己才真正代表民族利益。但事实上，此时的两党并没有长期固定的成员，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从这个党转向那个党。一个人可能昨天还因为对政府的政策、 人事持异议而在乡间养望，被视为“乡村党”，今天却受到国王的恩赐和召唤，被委以重任，而成为一个地道的“宫廷党”；同理，一个今天的宫廷党可能明天就会由于种种原因退出政府而成为一个乡村党。如果说当时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分歧可能还会由于原则、信仰以及政策主张上的差异等原因而造成，那么宫廷党和乡村党之间的分歧则更多取决于他们与政府、国王的距离。
“光荣革命”后几十年时间里，宫廷党和乡村党的旧称仍被广泛使用。威廉三世时期(1688－1702年在位)，当托利党人与部分持异议的辉格党人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们自称“新乡村党”。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和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时期，他们再次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于是干脆自称“乡村党”。这种情况下，宫廷党几乎完全由辉格党组成，而乡村党则由所有的托利党和部分辉格党组成。长期的反对派地位，使得乡村党的身份日益尴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氛围之下，反对政府仍然是非法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组织方式较为原始，资源有限，政府派尚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来控制选举，推行自己的主张，而反对派则队伍杂乱，行动不力，无法对政府形成有力的攻击和挑战。沃波尔的儿子霍拉斯就曾经指出，“政府反对派是一群主张不同、观点各异、离心离德，又没有任何确定的反政府计划的人们所组成的。”所以，在《党派论》中，博林布鲁克一来正式为乡村党正名，二来提出明确的原则，以期将乡村党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旗帜之下。
博林布鲁克指出，只要宫廷通过操纵其手中的力量，以反对宗派的名义来打击反对派，反对派的力量就会遭到破坏，此时国家的统一就会遭到瓦解。而这个时候，一个乡村党就会应民族之呼声而产生。它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原则，而不是特殊的偏见之上，它不会追求超过其应得的东西，更不会谋求任何人的特殊利益。因此，乡村党产生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内忧外患、民族处于危机之中。“祖国在危机中”这句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流传更为广泛的口号，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动员工具。它是采取“非常行动”的方便法门，常常是在危机之中人们才能忽略常规和习俗，也正是在危机来临或是面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时更容易形成明显不同的阵营。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深深卷入欧洲战争之中，战争期间大量的财政开支也加速了英国的转变。“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英国卷入欧洲事务的性质及其程度都成为公共论辩的永恒话题，参与论辩的人都深谙在这些外在的武功与内政新举措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常备军与公债之间的关系。”战争之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低税收国家，对欧洲事务一贯奉行孤立主义立场，加入欧洲战争之后，英国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并迅速建立起全欧洲最为庞大的金融体系和最为有效的公债体系，特别是在辉格党的领导和参与投资之下，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国债制等近代金融机制，形成一个所谓的“金融集团”。而在托利党(他们大多是乡村党)看来，乡村地产者才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所在，新体制给他们带来的收益甚微，却让他们承担国家税收的一半负担。沃波尔上台之后，非但没有填平这个差别，反而加剧了这种分歧。。此外，沃波尔时代正是贿赂成风的时代。他一方面通过拨给王室丰厚的年金来获取国王的支，持和信任；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得到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沃波尔充分利用他掌管政府财政大权的有利条件收买拉拢议员，当时政府财政部门用于收买议员和选民的款项被称为“秘密活动经费”，每年用度在4.5万－10万英镑之间，1734年大选时甚至高达117145英镑。而只要反对派稍有抬头之势，他就给他们扣上“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严重罪名。所以，在博林布鲁克看来，以沃波尔为首的宫廷党名为“政府之友”，实为“宪法之敌”。他们收买和控制议会的行为对自由的损害比常备军更甚，“两院中两三百个惟利是图的家伙，是对宪法更为缓慢、但更为致命的损害。”“没有什么奴役比得上议会奴役更为便捷和有效。通过收买议会，我们返回到那种受制于独夫专断意志的状态，而我们的宪法也将立时解体。我们虽然有权享受安全和自由，但它们是以议会的独立和自由为基础的，一旦这块基石动摇，宪法也必将摇摇欲坠。”总之，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沃波尔时代的英国政治是“前所未有的腐败滚滚而来，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计其数的罪恶和不幸都降临在这个国家的头上”。
乡村党就是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应运而生的团体，它具有无可指责的美德。首先，乡村党是由热爱宪法和自由的人组成的。博林布鲁克反复强调，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热爱宪法和自由的人们当团结起来。其次，它的基础是整个民族。他们是民族心声和期望在特殊个体身上的体现，全民族的正派人士，只要是热爱并立志维护自由，就会给他们以坚定的支持，而这正是乡村党有别于宫廷党组成的宗派的地方：人们会因为偶然的激情支持宗派，但是习惯的思维必将使得人们反对他们。第三，乡村党的行动指南完全是民族和公共利益，这是乡村党的灵魂所在。“任何时候，如果偏见和个人私利竟然占到上风，那么乡村党就完全丧失了它的灵魂，而它的表面形式也会很快消失。”
总之，乡村党是民族的“部分”，然而这个“部分”从来不追求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地位，它的一切皆是为了全体，而且在达到这一伟大目标之后，它就会自然把自己再次融入全体之中，使任何派别都消失于无形。“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民族会再次团结起来，而这联合起来的部分将要拯救全部。”乡村党以其独特的美德超越于一切宗派和党派之上，这样至高至大的道德境界，令凡人望尘莫及。
但是事实上，在历史学家的眼里，18世纪“宫廷利益是非常鲜明、非常集中的”，然而乡村党却比较难以确定，“乡村绅士不偏不倚的独立性是奢华的乡绅才供应得起的一种品质”。而从当时乡村党的成员素质及其具体实际行为来看，由于不断有人在宫廷和乡村之间转变身份，缺乏明确的党派忠诚和原则，所以有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乡村党不时出现，却并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乡村党。那么，博林布鲁克所着力描绘的乡村党形象是不是只有形而上学意义，而他的《党派论》只是一组恶意攻击政府的文章、一本美化自身派别的政治小册子吗?博林布鲁克在政党认识史上的地位到底如何，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党派”与“宗派”之间的区别了。
三、“宗派”和“党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博林布鲁克个人的著作中，“党派”(party)与“宗派”(faction)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用的(同当时其他作家一样)，然而博林布鲁克却以一个18世纪英国学者丰富的现实政治经验、健全的古典学素养以及见微知著的识辨力，对它们做了敏锐的区分。一般不那么严格地说起来，在提到宫廷党的时候，他用的是“宗派”一词，而提到乡村党的时候，则更多用“党派” 一词。
从博林布鲁克行文中语言的运用来看，无论是谈到17世纪英国内战、复辟、“光荣革命”及革命后的宗派斗争，还是回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中的派系斗争，凡是使用“宗派”的地方，其含义都不出“恶意、恶行、恶果”的范围。例如，在谈到贵族应该在自由政体中发挥作用时他说到，“贵族本应在君主和人民之间充当缓冲带(防止任何一方的专断意志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以达到政治舞台上的微妙平衡)，然而一旦他们沦为某一个宗派的工具，他们的这一职责就无法实现。”。又如，谈到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辉格党时，他认为“辉格党正在改变他们党派的性质，而使得宫廷有机会成长为一个党派，更准确的说是宗派”。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博林布鲁克在“宗派”和“党派”之间作出了某种本质性的区别，“宗派产生于相互嫉妒和恐惧，这种嫉妒和恐惧又反过来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宗派情绪”。而党派则产生于正派人士的联合。这种联合不仅仅由于人们的意见一致，更重要的是原则一致。因为，“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如果他们的思想原则不能联合，那么他们的肉体就永远无法联合，而一旦他们的思想原则联合起来，则其他任何方面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欣然愉快地联合起来。”
因此，在博林布鲁克的理论中，党派是不同于宗派的。它有其虽然模糊但仍然较为独特的涵义，归纳起来特点如下：
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虽然“意识形态”一词要到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涵义则要到更晚些时候才出现，这里不妨借用一下。简单地说，这里“意识形态”是指某一社会阶层、集团对“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的系统主张或具体意见。博林布鲁克反复强调，是原则(而不是激情或偏见)、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一己之私利)将乡村党联系在一起，乡村党没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它是民族心声的体现。他甚至将公共利益的原则视为乡村党的“灵魂和精华”所在，一旦背离了这个原则，乡村党也就与任何宗派没有区别了。“爱国主义”精神是纲领、是旗帜、是行动指南，更是乡村党攻击政府、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武器。它当然不同于今天选举型政党精心制作的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政治纲领，但我们不妨把这种“理论建设”视为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努力的先驱。
第二，非暴力性。博林布鲁克所着力塑造的党派形象与此前的各种宗派集团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其非暴力性，即他们不是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为行动后盾，而是力图通过辩论、说理来说服人们相信并支持他们。他们不再像内战前的王党和圆颅党那样握有武器，动辄求助于伦敦市民的激烈情绪和暴力行动。即使是在沃波尔时期反对派最成功的一次反政府活动1733年烟酒税收危机期间，他们也是通过信件、民谣、书籍和各种小册子来动员民众，而不是通过武装对立的方式来活动。。另一方面，在政府那边也逐渐避免使用暴力。沃波尔虽然经常给他的政敌扣上“詹姆斯二世党人”的罪名，但是他从来不把暴力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当时“许多托利党人的生命操在他的手里，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杀人害命”。总之。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内战和革命之后，整个民族在暴力的使用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他们虽然仍然不停斗争，有时是为了原则，有时是为了利益，但他们都尽力避免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第三，合法理性。在博林布鲁克的《党派论》中，乡村党对政府的攻击不再是政治投机分子的游击作业，而是尽力在法律和法理的范围内进行。他们用来辩护的武器不仅是抽象的自然权利，而且还以历史和习俗中形成的传统和惯例对政府进行攻击。但事实上，他们针对的并不是政府权力，而是行政权力。他们不是对形成此政府的原则和体制攻击，他们甚至以热爱宪法、保护自由自许，而政府之所以受到攻击，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破坏宪法，即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执行国家法律、服从人民意志、遵循民族惯例和习俗以及传统方面远远偏离正道，因而使自己成为宪法之敌。
因此，在博林布鲁克的著作中，“党派”即使不是褒义的，至少也常常是中性的，而不像“宗派”那样完全是贬义的。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党派论》中，party有时甚至作为“部分”与rank、division等词通用。例如，谈到萨克逊传统对英国自由和宪法的影响时他说道，“英国自由有两大固若金汤的支柱，它们组成并责令执行王国内所有的律法……那些被选为陪审团的民众，他们构成平民的一个等级(rank)，那些拥有武装并能够参加战争(不论他们是在马上作战还是在地面上作战)的乡绅，他们构成另外一个等级(rank)”。联系到英语中“constitute”作为一个动词正有各种不同因素组成一个整体的含义，英国宪法(constitution)正是王国内不同因素、不同阶级、阶层按照一定的条件和原则团结成一个整体，各司其职，各安其份，各得其所，那么党派(party)作为“部分”，与现代政党在精神取向上则更添亲缘关系了。可惜，博林布鲁克随即又抵消了他对党派与宗派所做的清晰精微的分辨：一个按照公共利益原则组成的党派“被称为党是不适合的”，“乡村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没有任何党争的时代”，峰回路转，党派在这里的意义又几乎与宗派没有任何差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古代以降直至博林布鲁克所处的时代，对政治舞台上派系斗争根深蒂固的痛恨，使得党派本身极为不光彩，或者可以说，是“宗派”殃及带累了“党派”。无论这个团体、党派承担了多么正义的事业，它也承当不起“宗派”、“反对派”(opposition)带来的恶名。而且，由于“宗派”名声不佳，这也会限制他们无法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有效地提取社会资源。因为，当时洁身自好者仍然是耻于言“党”的。1705年，老皮特的祖父格维诺在给老皮特的父亲罗伯特的信中写道，“假如你到了议会，要利用各种机会来表明你是一个善良正直的英国人和对国家忠诚不贰的公仆。如你渴望显身议会，应使自己精通议会惯例和程序，不可陷身于宗派集团，决不能带着偏见进入议会。”所以，从博林布鲁克的斗争策略来说，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以结党为目标，他的政治理想是“联合所有的力量来治愈民族的分裂，变偏狭的党争精神为宽厚恢弘的为公精神，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和平，民族的力量和荣誉才能得到提高和彰显”。所以他才急于要在乡村党和“党争”之间划清界限。
第二，博林布鲁克认定，任何党派必然蜕变成宗派，由追求理想开始，蜕变到结党营私，乃是存在于人之自身的人性使然。即使是一心为公的政党更多也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因为“即使在政党完全堕落为纯派系之前，仍旧是某些人为特定目标及特定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利益，并不是他人的集体利益。更私密的或个人的利益产生太快，以致无法让他人加入……这样的政党此时就会变成派系”。这种悲观的人性论基础，淡化了先前对“宗派”与“党派”所作的区别。
即便如此，“宗派”与“党派”的界分无疑已为“党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聚合与发展提供了正当性。更晚的休谟、柏克等人正是沿着博林布鲁克所开辟的这一条新路，推进了政党观念与理论的深入。从中，我们看到了时代和观念变化的轨迹、现代政党观念兴起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政党政治已经若隐若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门缓缓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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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派 党派 博林布鲁克 现代政党观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127－05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支柱，选举、投票等政治领域的各种竞争性机制和活动，几乎都是以政党制度为基础的。然而，政党在其起源阶段声名狼藉，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满是“政党罪恶”论。可以说，政党是伴随着对它的怀疑和抵制逐步成长起来的。
博林布鲁克是18世纪英国第一个在著作中“大旨谈党”的重要人物，虽然在他之前也有政治家、学者或评论家就党派现象发表评论，但大多只是零星带过，散见于他们的其他言论之中。博林布鲁克的政党著作则不同，一来政党言论在他这里不再是临时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政治关怀的中心主题之一(虽然在他的时代“党”还只是“派”)，他的《一个爱国君主的观念》以及《党派论》等都是以党派为主题的著作。第二，他的党派理论不可避免地也包含着情感因素或者可以说是偏见，但它们又不仅仅是一些政敌间相互攻击的政治小册子，而是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察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再加上博林布鲁克曲折的政治经历以及他饱含激情、令人炫目的笔调，他的党派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非偶然。不仅是在英国，18世纪欧洲大陆和美洲的政治家、学者所持的党派观念，大都能发现博林布鲁克的影子。直到18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局面已经发生变化，党派观念也有所更新的时候，博林布鲁克的党派理论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们甚至可以说，博林布鲁克的文字不仅记录、而且塑造了萌芽期政党的形象，研究现代政党观念的兴起，博林布鲁克是一个不可绕过的起点性人物。
一、博林布鲁克：光荣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
博林布鲁克，原名亨利·圣约翰，1678年生于巴特西，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受完教育之后，与当时的贵族子弟一样，随即赴欧洲大陆游学。1701年他进入议会，并加入托利党。此后，他历经了政治上的辉煌与失意，被迫离开政坛，回到乡间，投身于学术研究，但他始终没有忘情于政治，创办了攻击辉格党政府的期刊《手艺人》，他的《党派论》最初就是发表在这上面的。
“博林布鲁克是‘光荣革命’后成熟起来的第一代……‘在这个宪法之下，活着的人中最伟大者诞生了’。30年后，同样是在这个受到同时代欧洲大陆嫉妒的宪法之下，诞生了他的晚辈以及对手休谟。”
英国“光荣革命”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单独行动，而是各党派包括无党派人士的联合行动，它是各派妥协和退让的结果，没有一派完全胜利，凌驾于其他派别之上，也没有哪一派别被完全吞没。君主制的拥护者能够继续拥护君主，新教得到了一个新教君主和领袖，乡村地主的地产得到保护，英国人为之津津乐道的宪法也得到保护和升华，甚至许多原来詹姆斯二世的宠臣在威廉时期仍然得到重用。它是一种典型的英国精神，混合各派所长，灌溉出英国“自由”这颗最珍贵的果实。“‘光荣革命’是一次真正的政治妥协”，然而它却被冠以“革命”之名，自有其异常之处，简单地说，“‘光荣革命’确认了国教在英国的地位，重申并恢复了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古老的平衡关系，确立了下世纪英国政治辩论的话语”。博林布鲁克正是在这种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衷心拥护以血统为基础的世袭君主制原则，甚至在安妮晚期，在已经受到女王青睐和重用的荣耀下，不惜策划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另一方面，他对英国宪法和自由的热爱，并不亚于他对君主制的热爱。君主是英国民族历史的绵延和象征，是各阶层、阶级对本民族深厚感情的现实表达对象。但更为重要的，也即英国君主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君主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专断意志为所欲为。革命之后，宪法和自由的原则得到重申并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英国引来其他民族嫉妒的独有的骄傲。它是英国人安身和幸福所系，在宪法的纽带之下，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团结成一个整体的民族，却又享受到各自的自由。对于英国人而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一个富足却遭到奴役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博林布鲁克说：“英国人宁可做最后一个自由人而死，也不愿意成为第一个英国奴隶而苟且偷生。”可以说，博林布鲁克的《党派论》虽然标题关键词是“党派”，但全文主旨却是宪法和自由。
此外，博林布鲁克的学术形象也是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方式：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出一种审慎的态度，从对历史的频频回顾中获取一种节制的精神。他关于党派的思索也正是从历史和现实斗争中清理出来的。博林布鲁克尝言，他的论文将从世俗以及教会的角度回溯英国党派的起源。他认为，1660年之后英国政治的党争存在于英国国教和非国教派之间，原来的圆颅党和骑士党之间的分歧随着复辟而告结束，而辉格党和托利党要到查理二世后期才出现。“光荣革命”之后，从前的党派又重新分化组合，“1688年政治谈判带来的脆弱平衡分崩离析，化为党派的碎片”。此外，“光荣革命”后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也加剧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博林布鲁克更加投入到反对政府的事业中，以期再次进入政治舞台。1722年辉格党人沃波尔上台之后，加剧了宫廷党和乡村党之间的对立，博林布鲁克遂发挥所长，充任托利党(当时乡村党主要由托利党和不得势的辉格党组成)的发言人，成为沃波尔最负盛名的对手。他的《党派论》最主要的意图就是攻击沃波尔政府的腐败和恶行，并将政府反对派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目标之下。但是，1734年选举使得沃波尔重返政坛，博林布鲁克的从政希望遭遇重挫，而在反对派的阵营中，他也逐渐边缘化，所以《党派论》的后半部分进入到更为广阔和宏大的欧洲历史之中，通过与法国、西班牙以及古罗马的历史相比较，从宪政的体系中认识党派、派别的地位和影响。
二、“乡村党”：为了“整体”的“部分”
早在1688年之前，英国议会常常分裂为宫廷党和乡村党。宫廷党由国会中有行政职务的官员和王室政策的其他支持者组成，乡村党则由与王宫或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组成。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之后，退守乡村领地，故而自称“乡村党”。然而，乡村党虽然“处江湖之远”，但政治热情不减，以“爱国者”自许，并极力表示自己才真正代表民族利益。但事实上，此时的两党并没有长期固定的成员，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从这个党转向那个党。一个人可能昨天还因为对政府的政策、 人事持异议而在乡间养望，被视为“乡村党”，今天却受到国王的恩赐和召唤，被委以重任，而成为一个地道的“宫廷党”；同理，一个今天的宫廷党可能明天就会由于种种原因退出政府而成为一个乡村党。如果说当时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分歧可能还会由于原则、信仰以及政策主张上的差异等原因而造成，那么宫廷党和乡村党之间的分歧则更多取决于他们与政府、国王的距离。
“光荣革命”后几十年时间里，宫廷党和乡村党的旧称仍被广泛使用。威廉三世时期(1688－1702年在位)，当托利党人与部分持异议的辉格党人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们自称“新乡村党”。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和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时期，他们再次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于是干脆自称“乡村党”。这种情况下，宫廷党几乎完全由辉格党组成，而乡村党则由所有的托利党和部分辉格党组成。长期的反对派地位，使得乡村党的身份日益尴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氛围之下，反对政府仍然是非法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组织方式较为原始，资源有限，政府派尚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来控制选举，推行自己的主张，而反对派则队伍杂乱，行动不力，无法对政府形成有力的攻击和挑战。沃波尔的儿子霍拉斯就曾经指出，“政府反对派是一群主张不同、观点各异、离心离德，又没有任何确定的反政府计划的人们所组成的。”所以，在《党派论》中，博林布鲁克一来正式为乡村党正名，二来提出明确的原则，以期将乡村党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旗帜之下。
博林布鲁克指出，只要宫廷通过操纵其手中的力量，以反对宗派的名义来打击反对派，反对派的力量就会遭到破坏，此时国家的统一就会遭到瓦解。而这个时候，一个乡村党就会应民族之呼声而产生。它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原则，而不是特殊的偏见之上，它不会追求超过其应得的东西，更不会谋求任何人的特殊利益。因此，乡村党产生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内忧外患、民族处于危机之中。“祖国在危机中”这句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流传更为广泛的口号，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动员工具。它是采取“非常行动”的方便法门，常常是在危机之中人们才能忽略常规和习俗，也正是在危机来临或是面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时更容易形成明显不同的阵营。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深深卷入欧洲战争之中，战争期间大量的财政开支也加速了英国的转变。“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英国卷入欧洲事务的性质及其程度都成为公共论辩的永恒话题，参与论辩的人都深谙在这些外在的武功与内政新举措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常备军与公债之间的关系。”战争之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低税收国家，对欧洲事务一贯奉行孤立主义立场，加入欧洲战争之后，英国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并迅速建立起全欧洲最为庞大的金融体系和最为有效的公债体系，特别是在辉格党的领导和参与投资之下，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国债制等近代金融机制，形成一个所谓的“金融集团”。而在托利党(他们大多是乡村党)看来，乡村地产者才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所在，新体制给他们带来的收益甚微，却让他们承担国家税收的一半负担。沃波尔上台之后，非但没有填平这个差别，反而加剧了这种分歧。。此外，沃波尔时代正是贿赂成风的时代。他一方面通过拨给王室丰厚的年金来获取国王的支，持和信任；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得到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沃波尔充分利用他掌管政府财政大权的有利条件收买拉拢议员，当时政府财政部门用于收买议员和选民的款项被称为“秘密活动经费”，每年用度在4.5万－10万英镑之间，1734年大选时甚至高达117145英镑。而只要反对派稍有抬头之势，他就给他们扣上“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严重罪名。所以，在博林布鲁克看来，以沃波尔为首的宫廷党名为“政府之友”，实为“宪法之敌”。他们收买和控制议会的行为对自由的损害比常备军更甚，“两院中两三百个惟利是图的家伙，是对宪法更为缓慢、但更为致命的损害。”“没有什么奴役比得上议会奴役更为便捷和有效。通过收买议会，我们返回到那种受制于独夫专断意志的状态，而我们的宪法也将立时解体。我们虽然有权享受安全和自由，但它们是以议会的独立和自由为基础的，一旦这块基石动摇，宪法也必将摇摇欲坠。”总之，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沃波尔时代的英国政治是“前所未有的腐败滚滚而来，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计其数的罪恶和不幸都降临在这个国家的头上”。
乡村党就是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应运而生的团体，它具有无可指责的美德。首先，乡村党是由热爱宪法和自由的人组成的。博林布鲁克反复强调，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热爱宪法和自由的人们当团结起来。其次，它的基础是整个民族。他们是民族心声和期望在特殊个体身上的体现，全民族的正派人士，只要是热爱并立志维护自由，就会给他们以坚定的支持，而这正是乡村党有别于宫廷党组成的宗派的地方：人们会因为偶然的激情支持宗派，但是习惯的思维必将使得人们反对他们。第三，乡村党的行动指南完全是民族和公共利益，这是乡村党的灵魂所在。“任何时候，如果偏见和个人私利竟然占到上风，那么乡村党就完全丧失了它的灵魂，而它的表面形式也会很快消失。”
总之，乡村党是民族的“部分”，然而这个“部分”从来不追求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地位，它的一切皆是为了全体，而且在达到这一伟大目标之后，它就会自然把自己再次融入全体之中，使任何派别都消失于无形。“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民族会再次团结起来，而这联合起来的部分将要拯救全部。”乡村党以其独特的美德超越于一切宗派和党派之上，这样至高至大的道德境界，令凡人望尘莫及。
但是事实上，在历史学家的眼里，18世纪“宫廷利益是非常鲜明、非常集中的”，然而乡村党却比较难以确定，“乡村绅士不偏不倚的独立性是奢华的乡绅才供应得起的一种品质”。而从当时乡村党的成员素质及其具体实际行为来看，由于不断有人在宫廷和乡村之间转变身份，缺乏明确的党派忠诚和原则，所以有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乡村党不时出现，却并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乡村党。那么，博林布鲁克所着力描绘的乡村党形象是不是只有形而上学意义，而他的《党派论》只是一组恶意攻击政府的文章、一本美化自身派别的政治小册子吗?博林布鲁克在政党认识史上的地位到底如何，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党派”与“宗派”之间的区别了。
三、“宗派”和“党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博林布鲁克个人的著作中，“党派”(party)与“宗派”(faction)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用的(同当时其他作家一样)，然而博林布鲁克却以一个18世纪英国学者丰富的现实政治经验、健全的古典学素养以及见微知著的识辨力，对它们做了敏锐的区分。一般不那么严格地说起来，在提到宫廷党的时候，他用的是“宗派”一词，而提到乡村党的时候，则更多用“党派” 一词。
从博林布鲁克行文中语言的运用来看，无论是谈到17世纪英国内战、复辟、“光荣革命”及革命后的宗派斗争，还是回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中的派系斗争，凡是使用“宗派”的地方，其含义都不出“恶意、恶行、恶果”的范围。例如，在谈到贵族应该在自由政体中发挥作用时他说到，“贵族本应在君主和人民之间充当缓冲带(防止任何一方的专断意志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以达到政治舞台上的微妙平衡)，然而一旦他们沦为某一个宗派的工具，他们的这一职责就无法实现。”。又如，谈到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辉格党时，他认为“辉格党正在改变他们党派的性质，而使得宫廷有机会成长为一个党派，更准确的说是宗派”。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博林布鲁克在“宗派”和“党派”之间作出了某种本质性的区别，“宗派产生于相互嫉妒和恐惧，这种嫉妒和恐惧又反过来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宗派情绪”。而党派则产生于正派人士的联合。这种联合不仅仅由于人们的意见一致，更重要的是原则一致。因为，“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如果他们的思想原则不能联合，那么他们的肉体就永远无法联合，而一旦他们的思想原则联合起来，则其他任何方面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欣然愉快地联合起来。”
因此，在博林布鲁克的理论中，党派是不同于宗派的。它有其虽然模糊但仍然较为独特的涵义，归纳起来特点如下：
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虽然“意识形态”一词要到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涵义则要到更晚些时候才出现，这里不妨借用一下。简单地说，这里“意识形态”是指某一社会阶层、集团对“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的系统主张或具体意见。博林布鲁克反复强调，是原则(而不是激情或偏见)、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一己之私利)将乡村党联系在一起，乡村党没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它是民族心声的体现。他甚至将公共利益的原则视为乡村党的“灵魂和精华”所在，一旦背离了这个原则，乡村党也就与任何宗派没有区别了。“爱国主义”精神是纲领、是旗帜、是行动指南，更是乡村党攻击政府、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武器。它当然不同于今天选举型政党精心制作的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政治纲领，但我们不妨把这种“理论建设”视为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努力的先驱。
第二，非暴力性。博林布鲁克所着力塑造的党派形象与此前的各种宗派集团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其非暴力性，即他们不是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为行动后盾，而是力图通过辩论、说理来说服人们相信并支持他们。他们不再像内战前的王党和圆颅党那样握有武器，动辄求助于伦敦市民的激烈情绪和暴力行动。即使是在沃波尔时期反对派最成功的一次反政府活动1733年烟酒税收危机期间，他们也是通过信件、民谣、书籍和各种小册子来动员民众，而不是通过武装对立的方式来活动。。另一方面，在政府那边也逐渐避免使用暴力。沃波尔虽然经常给他的政敌扣上“詹姆斯二世党人”的罪名，但是他从来不把暴力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当时“许多托利党人的生命操在他的手里，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杀人害命”。总之。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内战和革命之后，整个民族在暴力的使用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他们虽然仍然不停斗争，有时是为了原则，有时是为了利益，但他们都尽力避免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第三，合法理性。在博林布鲁克的《党派论》中，乡村党对政府的攻击不再是政治投机分子的游击作业，而是尽力在法律和法理的范围内进行。他们用来辩护的武器不仅是抽象的自然权利，而且还以历史和习俗中形成的传统和惯例对政府进行攻击。但事实上，他们针对的并不是政府权力，而是行政权力。他们不是对形成此政府的原则和体制攻击，他们甚至以热爱宪法、保护自由自许，而政府之所以受到攻击，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破坏宪法，即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执行国家法律、服从人民意志、遵循民族惯例和习俗以及传统方面远远偏离正道，因而使自己成为宪法之敌。
因此，在博林布鲁克的著作中，“党派”即使不是褒义的，至少也常常是中性的，而不像“宗派”那样完全是贬义的。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党派论》中，party有时甚至作为“部分”与rank、division等词通用。例如，谈到萨克逊传统对英国自由和宪法的影响时他说道，“英国自由有两大固若金汤的支柱，它们组成并责令执行王国内所有的律法……那些被选为陪审团的民众，他们构成平民的一个等级(rank)，那些拥有武装并能够参加战争(不论他们是在马上作战还是在地面上作战)的乡绅，他们构成另外一个等级(rank)”。联系到英语中“constitute”作为一个动词正有各种不同因素组成一个整体的含义，英国宪法(constitution)正是王国内不同因素、不同阶级、阶层按照一定的条件和原则团结成一个整体，各司其职，各安其份，各得其所，那么党派(party)作为“部分”，与现代政党在精神取向上则更添亲缘关系了。可惜，博林布鲁克随即又抵消了他对党派与宗派所做的清晰精微的分辨：一个按照公共利益原则组成的党派“被称为党是不适合的”，“乡村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没有任何党争的时代”，峰回路转，党派在这里的意义又几乎与宗派没有任何差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古代以降直至博林布鲁克所处的时代，对政治舞台上派系斗争根深蒂固的痛恨，使得党派本身极为不光彩，或者可以说，是“宗派”殃及带累了“党派”。无论这个团体、党派承担了多么正义的事业，它也承当不起“宗派”、“反对派”(opposition)带来的恶名。而且，由于“宗派”名声不佳，这也会限制他们无法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有效地提取社会资源。因为，当时洁身自好者仍然是耻于言“党”的。1705年，老皮特的祖父格维诺在给老皮特的父亲罗伯特的信中写道，“假如你到了议会，要利用各种机会来表明你是一个善良正直的英国人和对国家忠诚不贰的公仆。如你渴望显身议会，应使自己精通议会惯例和程序，不可陷身于宗派集团，决不能带着偏见进入议会。”所以，从博林布鲁克的斗争策略来说，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以结党为目标，他的政治理想是“联合所有的力量来治愈民族的分裂，变偏狭的党争精神为宽厚恢弘的为公精神，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和平，民族的力量和荣誉才能得到提高和彰显”。所以他才急于要在乡村党和“党争”之间划清界限。
第二，博林布鲁克认定，任何党派必然蜕变成宗派，由追求理想开始，蜕变到结党营私，乃是存在于人之自身的人性使然。即使是一心为公的政党更多也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因为“即使在政党完全堕落为纯派系之前，仍旧是某些人为特定目标及特定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利益，并不是他人的集体利益。更私密的或个人的利益产生太快，以致无法让他人加入……这样的政党此时就会变成派系”。这种悲观的人性论基础，淡化了先前对“宗派”与“党派”所作的区别。
即便如此，“宗派”与“党派”的界分无疑已为“党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聚合与发展提供了正当性。更晚的休谟、柏克等人正是沿着博林布鲁克所开辟的这一条新路，推进了政党观念与理论的深入。从中，我们看到了时代和观念变化的轨迹、现代政党观念兴起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政党政治已经若隐若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门缓缓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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