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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3日，美国文艺批评大师、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英国剑桥逝世，享年90岁。
斯坦纳是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多国语言，执教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高等学府，在不同学科间的壁垒日渐高筑的今天，他仍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热情，致力于打破哲学、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思想家之一，斯坦纳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终其一生，斯坦纳的思考主题是人类文明在20世纪经历的磨难。他不断进入这个主题并试图进行彻底反思。
“伴随着晚期资本主义金钱的野蛮而残暴的咆哮，要把文字寄出去、要找到邮票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我想说的是小说出版社、文学和哲学杂志的式微，和我们教师悲惨的物质境况。”
斯坦纳在给现代性把脉时下过许多悲观论断，但他依然坚信文明的力量，“但我是乐观的。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的灾难，我也相信灾难会把人带回来。毕竟，在纳粹空袭伦敦的时候，人们就是在防空洞里重新开始大量阅读经典的。伟大的价值养护我们的良知。”
斯坦纳1929年4月生于巴黎，父母都是维也纳人。据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帮我接生的其中一个医生，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暗杀了州长休伊·朗。”
1940年，纳粹占领巴黎前不久，斯坦纳随家人离开欧洲前往美国，他是纽约法国学校仅有的两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学生之一，特殊经历和身份确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工作。
→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Antonio Olmos/图
在1965年写下的自传体文本《一种幸存者》中，斯坦纳为自己能逃离集中营的命运感到困惑：“为何是我？凭什么我得以脱身？”伴随自我拷问而来的是某种责任感，甚至使命。“我的一生都与死亡、回忆和大屠杀有关，”斯坦纳表示，“希特勒讥讽的是无名氏，‘谁还记得亚美尼亚人？’那我必须成为一名‘回忆者’，提醒人们记住。”
斯坦纳的思想研究涉及三大领域：以人和国家关系为主题的悲剧作品；语言的多重本质及其发展问题；艺术与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集权主义的关系。在他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中，斯坦纳探索语言的力量，也质疑文化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那些表现悲悯、解放、人文、自由、美与爱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何能如此矛盾却又紧密地与野蛮和邪恶共存？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人可以在晚上阅读歌德或里尔克，演奏巴赫和舒伯特，却在早上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总结斯坦纳文学批评的核心：那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而是直接面对文学艺术中时常出现的虚伪，并试图撕碎它。
1981年，斯坦纳出版了一部备受争议的中篇小说《阿道夫·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故事中有人在“二战”结束30年后发现了侥幸活下来的希特勒，后者深居于亚马逊雨林深处……形似斯坦纳的文论，小说中附有大量思辨。
“一个人的声音如何能投下令人生畏的巨大阴影？从短波收音机里，无线电有时发出尖锐的声音，但更常发生的是突然因静电干扰而陷入无声。不过只要是广播希特勒的演说，我们一定按时收听。”
据斯坦纳介绍，《阿道夫·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是他1975年至1976年在日內瓦一气呵成的作品。“创作这部小说源自我毕生的语言研究，也源于我对大屠杀之恐惧与恐怖的思考，它与柬埔寨、越南、萨尔瓦多、布隆迪等地有关。（注：上世纪70年代左右，柬埔寨有红色高棉大屠杀，布隆迪发生种族灭绝事件，“越战”和萨尔瓦多内战中也多次发生针对平民的屠杀事件。）我的感觉是，如果可以的话，一个人必须与深渊搏斗。”
有批评家指出，斯坦纳笔下的“希特勒”比希特勒本人更有口才，对此，他做了详细解释：“我写的希特勒是虚构形象，和他本人唯一相似的点在于：希特勒的确说过是犹太人发明了人类的良心。我认为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洞见，这部小说不少场合我都用到这个观点，其余都是想象。但我得说，希特勒本人的雄辩术令人着魔，1922年时他还是个身无分文的失业无赖，站在慕尼黑街头演讲，10年后却成了德国的主人，20年后是欧洲的主人，要是他愿意恳求研究原子弹的犹太科学家，他很可能成为世界的主人。他达成一切靠的就是对语言无与伦比的掌控力。令我震惊的是，你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去祝福、去爱、去建设、去宽恕，同时也能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毁、去灭绝。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警告。”
斯坦纳一家当年侥幸逃脱纳粹魔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极具政治嗅觉的父亲弗里德里克·斯坦纳。
老斯坦纳是奥地利中央银行的高级律师，在维也纳本有大好前程，“但我父亲有一种不祥预感，他认为将有大难临头。在闪亮耀目、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底下，他嗅出对犹太人有系统的、教条式的仇恨即将爆发。”
跟当时很多不以为意的亲友不同，老斯坦纳早早预感到纳粹主义和希特勒对欧洲的威胁，在他看来，维也纳正是“纳粹的摇篮”。早在1933年之前，老斯坦纳便一次次对仍留在布拉格或维也纳的亲友提出警告，但别人对他的“悲观”和“紧张预言”一笑置之。“在外交圈和首长圈里，我父亲被当成是絮絮叨叨的先知卡桑德拉（注：罗马神话中的先知，因预言不被人相信而痛苦），不过是犯了众所皆知的犹太人歇斯底里的毛病”。 当时的维也纳是弗洛伊德、马勒和维特根斯坦的世界，但对老斯坦纳这样的犹太知识精英而言，曾由迪斯雷利这个犹太人当过首相的英格兰有着神秘的魅力。老斯坦纳一心想去英国，但因为风湿病，他最终决定1924年举家迁往气候更暖和、医疗更发达的法国。“我父亲认为法国人民有傲慢的民族优越感、轻浮，加上法国政治、财政与社会的短视近利；一直到他临终前，他在法国从来没有一天自在过。”
在父亲影响下感触到的身份危机和遭遇的流离生活，令斯坦纳保持着用犹太人身份反思现代文明的视角。“欧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歌德的花园几乎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毗邻，高乃依的房子紧挨着圣女贞德被残忍处死的广场。”
老斯坦纳体质孱弱，但意志力极其坚强，他精通法律和经济理论，出版过专著讨论圣西门的乌托邦式经济学和19世纪后半叶的奥地利金融危机，还有着深厚的古典学、文学和历史学知识，用斯坦纳的话说，父亲的学问“博而精”，对音乐也有极佳鉴赏力。“家中最常回荡的是德、奥全部的音乐遗产……即使是在愈来愈沉重的政治氛围里，一首舒伯特的歌曲，一段舒曼的练习曲，都能令我父亲暂时从愁眉不展中雀跃起来。随着现实愈来愈迫近而不得不作出让步，我父亲做了件很讽刺的事：从此只播放瓦格纳音乐的法文版。”
虽然投资金融占去老斯坦纳大部分的外务时间，但在内心深处，他对此道几乎是冷漠的，决心不让儿子接触他的专业，“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老斯坦纳致力于将儿子培养成教师和治学严谨的学者。
“我们的头脑就是要用来思考不可思议之事的。这是我作为教师和思想家的日常工作；那也是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理由。”
斯坦纳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全世界只有犹太人为孩子祈祷希望他们成为学者。这让我充满自豪感。现在我的儿子是纽约某著名学院的院长，女儿是哥伦比亚大学古典学系主任，女婿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古典文学。那就是我的梦想。我们犹太人命中注定热爱知识、思考和艺术。成为犹太人就是成为学生，成为热爱学习的人，拥有思想的、道德的、精神的视野，拒绝羞辱和折磨别人。相反，世上很多地方正变得愈发暴力、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当今西方，星相师的存在似乎比科学家多三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媚俗作品和野蛮残酷的社会。”
自20世纪50年代起，斯坦纳开始了文学批评家的学者生涯；1969年以来，他一直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杰出学者，出版专著四十多部，散论无数，涉及几乎所有人文领域。博闻强识、学贯古今的他，可谓典型的“文艺复兴人”。
“无论是日常用语或心算，阅读理解或听写，法文、德文及英文对我而言同样地‘自然’。”幼年在多语环境中成长的斯坦纳，似乎注定成为比较文学专家。“我的母亲讲话时，常以某种语言开头，用另一种语言结束。语言在屋子里流动，饭厅和客厅是英语、法语、德语。我的奶妈在育儿室说‘波茨坦’德语，在厨房里听到的是匈牙利语。”
斯坦纳6岁时，父亲开始教他用古希腊语读《伊利亚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童年生活便是一场繁重的学习庆典”，“每星期总有一天，一位身材嬌小的苏格兰女士会来教我读莎士比亚。此外，我跟随一位逃难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横越大西洋两岸，斯坦纳一生出入欧美知名学府。他在纽约读中学时受惠于耶鲁大学法国文学专家吉恩·波尔什，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遇见弥尔顿专家恩尼斯特·索尔拉克、指引他走向海德格尔的大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以及新批评派泰斗、著名诗人艾伦·泰特等多位大家。
在芝大读书期间，斯坦纳还受教于当时西方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他听过费米介绍量子力学，“就在他第一次引发可控制连锁反应的相同地点”；走进了理查德·麦克基恩的课室，“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学派认识论在他的引发之下，演变为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潮”。
斯坦纳追忆，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非常理想化。“它接纳活力十足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形塑理想大学理念的目的与精神之间的种种冲突，疯狂自大、欢乐喜庆。特别的光芒在阴冷的空气中闪烁。”
在芝大上学的头几个星期，年轻的斯坦纳一度迷上国际象棋，每天都要和真正的棋手下18小时棋。“我可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严肃的棋手，但当我被那种可能性晃到眼睛时，我退了回来。我缺乏丢掉理智、全身心投入那个游戏的勇气。因为说到底，它只是个游戏，可是，多棒的游戏啊！”
尽管出版过不少小说，斯坦纳认为自己并非真正的“创作者”。“我完全缺乏伟大创造者的那种天真愚蒙。雕刻家亨利·摩尔过去常来我们学院，当他开口谈论政治时，真是幼稚得惊人！于是我们看向他那双蕴含生命的手，告诉自己：‘谁在乎他说了什么！看看他能用那双手做的事。’伟大创造者深刻的天真和神秘，是我们这些外人无法理解的。”
斯坦纳将自己的文学评论工作定义为“邮差”。“我一辈子都在试着当一个好邮差，送信并把它们放进正确的邮箱。找到正确的邮箱不那么容易，如果你是在谈论一篇文字、介绍一部新作的话。有时你会错得离谱，但这是件迷人、重要的工作，我有幸给一些好作家当邮差。因为我沉迷于搬运文字和把它们放进邮箱的天赋。”
最令斯坦纳难忘的是他曾撰文介绍保罗·策兰的往事，“生命中，有那么两三次，我幸运地，为某些真正伟大的创造者开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来自《泰晤士文学增刊》的那通电话：‘您给我们发了一篇关于（他拼出了他的名字）C-E-L-A-N先生的文章。策兰是假名吗？他是谁？’那是英语中第一篇关于保罗·策兰的文章。在其他一些场合，我也帮助引进了一些新晋作家和重要诗人。”
去年10月，哈罗德·布鲁姆离世，不到半年时间，英语世界又告别了另一位维护西方正统艺术的文学批评大师斯坦纳。
据斯坦纳晚年在一次采访中表述，他非常害怕阿兹海默症，每天早上都会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做翻译练习，以确定自己没有失忆。
“在这里，我的狗极其重要。我会对它解释文本；它和我散步，我们交谈。在爱你的、你爱的动物眼中，有一种人没有的、对死亡的理解。我回家时，它就在门前等我。它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很可能，就像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说，因为我发出一种希望的气味……和动物生活是件美妙的事情，心意相通的时刻令人激动。我知道，我应该爱人。但有时，我发现那很难。”（参考：《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等）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实习记者陈梵亦有贡献）
斯坦纳是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多国语言，执教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高等学府，在不同学科间的壁垒日渐高筑的今天，他仍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热情，致力于打破哲学、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思想家之一，斯坦纳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终其一生，斯坦纳的思考主题是人类文明在20世纪经历的磨难。他不断进入这个主题并试图进行彻底反思。
“伴随着晚期资本主义金钱的野蛮而残暴的咆哮，要把文字寄出去、要找到邮票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我想说的是小说出版社、文学和哲学杂志的式微，和我们教师悲惨的物质境况。”
斯坦纳在给现代性把脉时下过许多悲观论断，但他依然坚信文明的力量，“但我是乐观的。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的灾难，我也相信灾难会把人带回来。毕竟，在纳粹空袭伦敦的时候，人们就是在防空洞里重新开始大量阅读经典的。伟大的价值养护我们的良知。”
一生都与死亡、回忆和大屠杀有关
斯坦纳1929年4月生于巴黎，父母都是维也纳人。据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帮我接生的其中一个医生，回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暗杀了州长休伊·朗。”
1940年，纳粹占领巴黎前不久，斯坦纳随家人离开欧洲前往美国，他是纽约法国学校仅有的两名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学生之一，特殊经历和身份确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工作。
在1965年写下的自传体文本《一种幸存者》中，斯坦纳为自己能逃离集中营的命运感到困惑：“为何是我？凭什么我得以脱身？”伴随自我拷问而来的是某种责任感，甚至使命。“我的一生都与死亡、回忆和大屠杀有关，”斯坦纳表示，“希特勒讥讽的是无名氏，‘谁还记得亚美尼亚人？’那我必须成为一名‘回忆者’，提醒人们记住。”
斯坦纳的思想研究涉及三大领域：以人和国家关系为主题的悲剧作品；语言的多重本质及其发展问题；艺术与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集权主义的关系。在他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中，斯坦纳探索语言的力量，也质疑文化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那些表现悲悯、解放、人文、自由、美与爱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何能如此矛盾却又紧密地与野蛮和邪恶共存？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人可以在晚上阅读歌德或里尔克，演奏巴赫和舒伯特，却在早上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总结斯坦纳文学批评的核心：那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而是直接面对文学艺术中时常出现的虚伪，并试图撕碎它。
1981年，斯坦纳出版了一部备受争议的中篇小说《阿道夫·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故事中有人在“二战”结束30年后发现了侥幸活下来的希特勒，后者深居于亚马逊雨林深处……形似斯坦纳的文论，小说中附有大量思辨。
“一个人的声音如何能投下令人生畏的巨大阴影？从短波收音机里，无线电有时发出尖锐的声音，但更常发生的是突然因静电干扰而陷入无声。不过只要是广播希特勒的演说，我们一定按时收听。”
据斯坦纳介绍，《阿道夫·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堡之途》是他1975年至1976年在日內瓦一气呵成的作品。“创作这部小说源自我毕生的语言研究，也源于我对大屠杀之恐惧与恐怖的思考，它与柬埔寨、越南、萨尔瓦多、布隆迪等地有关。（注：上世纪70年代左右，柬埔寨有红色高棉大屠杀，布隆迪发生种族灭绝事件，“越战”和萨尔瓦多内战中也多次发生针对平民的屠杀事件。）我的感觉是，如果可以的话，一个人必须与深渊搏斗。”
有批评家指出，斯坦纳笔下的“希特勒”比希特勒本人更有口才，对此，他做了详细解释：“我写的希特勒是虚构形象，和他本人唯一相似的点在于：希特勒的确说过是犹太人发明了人类的良心。我认为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洞见，这部小说不少场合我都用到这个观点，其余都是想象。但我得说，希特勒本人的雄辩术令人着魔，1922年时他还是个身无分文的失业无赖，站在慕尼黑街头演讲，10年后却成了德国的主人，20年后是欧洲的主人，要是他愿意恳求研究原子弹的犹太科学家，他很可能成为世界的主人。他达成一切靠的就是对语言无与伦比的掌控力。令我震惊的是，你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去祝福、去爱、去建设、去宽恕，同时也能用它去折磨、去恨、去摧毁、去灭绝。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警告。”
“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
斯坦纳一家当年侥幸逃脱纳粹魔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极具政治嗅觉的父亲弗里德里克·斯坦纳。
老斯坦纳是奥地利中央银行的高级律师，在维也纳本有大好前程，“但我父亲有一种不祥预感，他认为将有大难临头。在闪亮耀目、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底下，他嗅出对犹太人有系统的、教条式的仇恨即将爆发。”
跟当时很多不以为意的亲友不同，老斯坦纳早早预感到纳粹主义和希特勒对欧洲的威胁，在他看来，维也纳正是“纳粹的摇篮”。早在1933年之前，老斯坦纳便一次次对仍留在布拉格或维也纳的亲友提出警告，但别人对他的“悲观”和“紧张预言”一笑置之。“在外交圈和首长圈里，我父亲被当成是絮絮叨叨的先知卡桑德拉（注：罗马神话中的先知，因预言不被人相信而痛苦），不过是犯了众所皆知的犹太人歇斯底里的毛病”。 当时的维也纳是弗洛伊德、马勒和维特根斯坦的世界，但对老斯坦纳这样的犹太知识精英而言，曾由迪斯雷利这个犹太人当过首相的英格兰有着神秘的魅力。老斯坦纳一心想去英国，但因为风湿病，他最终决定1924年举家迁往气候更暖和、医疗更发达的法国。“我父亲认为法国人民有傲慢的民族优越感、轻浮，加上法国政治、财政与社会的短视近利；一直到他临终前，他在法国从来没有一天自在过。”
在父亲影响下感触到的身份危机和遭遇的流离生活，令斯坦纳保持着用犹太人身份反思现代文明的视角。“欧洲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歌德的花园几乎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毗邻，高乃依的房子紧挨着圣女贞德被残忍处死的广场。”
老斯坦纳体质孱弱，但意志力极其坚强，他精通法律和经济理论，出版过专著讨论圣西门的乌托邦式经济学和19世纪后半叶的奥地利金融危机，还有着深厚的古典学、文学和历史学知识，用斯坦纳的话说，父亲的学问“博而精”，对音乐也有极佳鉴赏力。“家中最常回荡的是德、奥全部的音乐遗产……即使是在愈来愈沉重的政治氛围里，一首舒伯特的歌曲，一段舒曼的练习曲，都能令我父亲暂时从愁眉不展中雀跃起来。随着现实愈来愈迫近而不得不作出让步，我父亲做了件很讽刺的事：从此只播放瓦格纳音乐的法文版。”
虽然投资金融占去老斯坦纳大部分的外务时间，但在内心深处，他对此道几乎是冷漠的，决心不让儿子接触他的专业，“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老斯坦纳致力于将儿子培养成教师和治学严谨的学者。
“我们的头脑就是要用来思考不可思议之事的。这是我作为教师和思想家的日常工作；那也是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理由。”
斯坦纳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全世界只有犹太人为孩子祈祷希望他们成为学者。这让我充满自豪感。现在我的儿子是纽约某著名学院的院长，女儿是哥伦比亚大学古典学系主任，女婿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古典文学。那就是我的梦想。我们犹太人命中注定热爱知识、思考和艺术。成为犹太人就是成为学生，成为热爱学习的人，拥有思想的、道德的、精神的视野，拒绝羞辱和折磨别人。相反，世上很多地方正变得愈发暴力、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当今西方，星相师的存在似乎比科学家多三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媚俗作品和野蛮残酷的社会。”
有幸给一些好作家当了“邮差”
自20世纪50年代起，斯坦纳开始了文学批评家的学者生涯；1969年以来，他一直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杰出学者，出版专著四十多部，散论无数，涉及几乎所有人文领域。博闻强识、学贯古今的他，可谓典型的“文艺复兴人”。
“无论是日常用语或心算，阅读理解或听写，法文、德文及英文对我而言同样地‘自然’。”幼年在多语环境中成长的斯坦纳，似乎注定成为比较文学专家。“我的母亲讲话时，常以某种语言开头，用另一种语言结束。语言在屋子里流动，饭厅和客厅是英语、法语、德语。我的奶妈在育儿室说‘波茨坦’德语，在厨房里听到的是匈牙利语。”
斯坦纳6岁时，父亲开始教他用古希腊语读《伊利亚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童年生活便是一场繁重的学习庆典”，“每星期总有一天，一位身材嬌小的苏格兰女士会来教我读莎士比亚。此外，我跟随一位逃难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横越大西洋两岸，斯坦纳一生出入欧美知名学府。他在纽约读中学时受惠于耶鲁大学法国文学专家吉恩·波尔什，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遇见弥尔顿专家恩尼斯特·索尔拉克、指引他走向海德格尔的大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以及新批评派泰斗、著名诗人艾伦·泰特等多位大家。
在芝大读书期间，斯坦纳还受教于当时西方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他听过费米介绍量子力学，“就在他第一次引发可控制连锁反应的相同地点”；走进了理查德·麦克基恩的课室，“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学派认识论在他的引发之下，演变为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潮”。
斯坦纳追忆，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非常理想化。“它接纳活力十足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形塑理想大学理念的目的与精神之间的种种冲突，疯狂自大、欢乐喜庆。特别的光芒在阴冷的空气中闪烁。”
在芝大上学的头几个星期，年轻的斯坦纳一度迷上国际象棋，每天都要和真正的棋手下18小时棋。“我可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严肃的棋手，但当我被那种可能性晃到眼睛时，我退了回来。我缺乏丢掉理智、全身心投入那个游戏的勇气。因为说到底，它只是个游戏，可是，多棒的游戏啊！”
尽管出版过不少小说，斯坦纳认为自己并非真正的“创作者”。“我完全缺乏伟大创造者的那种天真愚蒙。雕刻家亨利·摩尔过去常来我们学院，当他开口谈论政治时，真是幼稚得惊人！于是我们看向他那双蕴含生命的手，告诉自己：‘谁在乎他说了什么！看看他能用那双手做的事。’伟大创造者深刻的天真和神秘，是我们这些外人无法理解的。”
斯坦纳将自己的文学评论工作定义为“邮差”。“我一辈子都在试着当一个好邮差，送信并把它们放进正确的邮箱。找到正确的邮箱不那么容易，如果你是在谈论一篇文字、介绍一部新作的话。有时你会错得离谱，但这是件迷人、重要的工作，我有幸给一些好作家当邮差。因为我沉迷于搬运文字和把它们放进邮箱的天赋。”
最令斯坦纳难忘的是他曾撰文介绍保罗·策兰的往事，“生命中，有那么两三次，我幸运地，为某些真正伟大的创造者开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来自《泰晤士文学增刊》的那通电话：‘您给我们发了一篇关于（他拼出了他的名字）C-E-L-A-N先生的文章。策兰是假名吗？他是谁？’那是英语中第一篇关于保罗·策兰的文章。在其他一些场合，我也帮助引进了一些新晋作家和重要诗人。”
去年10月，哈罗德·布鲁姆离世，不到半年时间，英语世界又告别了另一位维护西方正统艺术的文学批评大师斯坦纳。
据斯坦纳晚年在一次采访中表述，他非常害怕阿兹海默症，每天早上都会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做翻译练习，以确定自己没有失忆。
“在这里，我的狗极其重要。我会对它解释文本；它和我散步，我们交谈。在爱你的、你爱的动物眼中，有一种人没有的、对死亡的理解。我回家时，它就在门前等我。它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很可能，就像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所说，因为我发出一种希望的气味……和动物生活是件美妙的事情，心意相通的时刻令人激动。我知道，我应该爱人。但有时，我发现那很难。”（参考：《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等）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实习记者陈梵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