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真是一个风致嫣然的好书名，又典雅，又新鲜，实在叫人喜爱。如果这文集是由别人代为搜辑选编的，而作者又未预先交待命名，按照惯例，大概只应题做《舒芜古典文学论文集》。可是看来作者也没有刻意经营，现在所用的这个书名，只不过沿袭了书中第一篇论文的篇名罢了。当然，作为论文的题目，它一样出乎意外，真所谓“诗有别才”！
　　但是，细想过去，这题目却又十分老实，无非称引了两篇古诗，加以剪裁联缀而已。《蒹葭》是《秦风》篇名，秋水伊人，三章中曾反覆咏叹。“春蚕”、“蜡炬”则是李商隐《无题》诗中的名句，熟在人口。“无题”在古典诗歌中是爱情诗的别名。舒芜摘此诗颔联两句首四字成文，妙在不用僻典，标格天然。
　　读了这个题目，或者说，读了这一句标题诗，觉得它比用散文来表达好像更得要领。书中这第一篇文章，讨论的是从“三百篇”以来直至晚唐那么一段长时期里的爱情诗。题目中用专名代替类名，既非生造，也不堆垛，可又包举无余，确切不移，而且还那般摇曳生姿！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首先对《诗经》作了一番计算，答案是“男子追求女子的有十二篇，女子追求男子的有十一篇，倒还相等。”为什么如此不惮烦去做那样的计算呢？因为“民歌让位于文人诗歌以后，情况一变。”
　　于是作者引来《离骚》，引来《登徒子好色赋》，翻了一遍《唐诗三百首》，列举许多“思妇”、“闺怨”、“寄外”、“寄内”、“悼亡”之作，直说到苏轼的《江城子》，李清照的《武陵春》，陆游的沈园诗。引证虽多，却不使人腻烦，因为作者随宜处分，比较评判，把这些传统的所谓爱情诗，分类归档，指出它们的社会根基，思想阃阈。《陌上桑》、《羽林郎》只是“贵官豪奴对民间女子的调笑”，张衡的《四愁诗》是“寄寓某种理想的作品，并非写实”，陶潜的《闲情赋》“终于‘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杜甫的一些深情之句“都只是‘婚姻的附加物’”，而李白“则是连夫妇之情也缺少深度”，总之，连篇累牍，不见有“近代意义的真正爱情”。“直到晚唐李商隐出来，久已坠绝的《关雎》、《蒹葭》的传统，才得继承和重振”，但也“只能是一现的昙花，以后又是千年辍响”……这里举出来论证的都是户传人习的名篇警句，是读人之所常见书，只因作者善读，于是别有体会，一经分说，仿佛被搔着痒处，如得我心之所欲言，不觉大为悦服。
　　作者指出，爱情有它的界限，“如果我们忘记了这条科学的界限，而把那些‘思妇’诗之类径自当作真正的爱情诗，把其中的夫妇之情径自当作‘古代人民的美好坚贞的爱情’来宣扬，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也不能把任何封建性的糟粕当作民主性的精华来肯定，来继承，甚至稍加改装就当作无产阶级的武器来挥舞了。赵五娘、王宝钏都值得同情，甚至值得尊重。但是，我们如果请了她们二位来参加批判会，作中心发言，批判安娜·卡列尼娜和薇拉·巴夫诺夫娜的‘淫奔失节’……”说下去有点匪夷所思，显得突梯滑稽，只因为这里用了一个“如果”。其实，赵五娘、王宝钏阴魂不散，化作批判者自己的血肉，曾使我们一身冷汗从噩梦中惊醒。
　　叔本华说过，“读书而不加以思考，决不会有心得。”又说，“经常耽于书卷中，眼睛就脱离了现实世界，而思考的机缘和气氛，由书本所启发的远不如现实世界多，因为现实世界和眼前的事物，具有其原始性和力，是思考精神的最佳对象，最容易促使此精神活动。”舒芜善于“学而思”，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爱情诗当做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视野开阔，论证严密，展读之际，旧学新知，纷至沓来，他引证古诗，却把读者领入了现实世界，奇趣横生。
　　全书除开附录不计，共论文二十二篇。我不善于概括，没有能耐把全书归纳成三点特色，用第一、第二、第三那样条理整然的话来作一通介绍，我只能诚实地供认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连同它的书名。倘若你一定要追问它有什么好，我只得挽袖抬手，舀起一勺来说：请尝！
　　
　　(《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舒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