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思考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利益与价值的分化竞争，而这种分化有其产生的特定体制结构与文明状态。在此语境中，自由主义遭到了各种质疑和挑战，比如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各种保守、激进或者混搭的方案提供背书。对此，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当正视自身的理论发展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实践问题），以一种丰富壮大自我的方式把中国特殊论的质疑消解和转化，克服教条心智而实现中国语境中的在地化，积极参与到现代中国的转型事业中去。所以笔者强调自由主义发展的中国语境和中国性。这牵涉自由主义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背后的传统，即所谓社会主义共和传统与儒家代表的古典传统。

自由不解东风面？

　　首先是历史意义上的时代自觉。要实现中国自由主义的时代任务，我们既需要应对目前政体构造中“文革”狂飙代表的左翼激进主义顽症，还要应对与之伴生的普遍文明状态之失序和堕落。
　　20世纪中国政治最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激进化与极化（radicalization and polarization）。从历史上看，这是转型时代（1895～1925）以来各种因素辐辏交会的业果，虽无必然之理，却有一定之势。20世纪大半时间的革命浪潮造就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当下思考所无法回避的政制基点。
　　当前虽然是改革议程做主导，然而复杂的政治现实与未来的政治展望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左翼激进主义幽灵始终徘徊未去，许多跃进运动、斗争政治的实践方式还不断显现其深远影响。左翼激进主义顽症还需要充分清理，其能量可能尚未耗尽，在未来共和国的命运中难保不会有不同形式的发作和回潮。
　　而在精神文明层次，这30多年催生出来的物质主义、庸俗主义和混乱堕落，也可以说是废墟上的舞蹈，是原有信仰世界瓦解之后未能改造更化的结果。这30多年的发展导向下，原先已被激化浪潮摧毁的文明根基未得到呵护修复，对于世道人心、伦理风俗的政教问题始终不能正视培护，这是我们在经历急转弯后陷于文明败坏状态的重要根源。近期的社会状况目睹了文明底线的不断被突破、精英群体的腐化堕落与民众的粗鄙空虚，这也导致弘毅致远的道德—政治主体迟迟未立，政治转型的机运也自然难以形成。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外来言说，要打破自身的边缘化、陌生化处境，必须尊重数千年积累演进的儒家文明，接引这一传统，而非试图颠覆取代之。20世纪的惨痛教训应该使我们具备这样的反思自觉。

　　单独依靠中国自由主义目前的力量，很难应对体制病灶与文明败坏这双重难题。反观中国自由主义在此冲击下的处境，可以说是不绝如缕、异常艰难。而无论是文化的、市场的，还是政治的自由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浮出水面后，其积累仍然十分有限。
　　对此困局，不由得使人嗟叹：“自由不解东风面，囊中锥钝怨何人！” 因为历史地看，中国的主流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激进主义浪潮的连生体和孪生儿，二者的前世今生渊源颇深。在理论上，二者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分享着众多的前提预设和逻辑机理，在现实中更是难分彼此。激进的自由主义主导了这个思想谱系。比如“12·9”一代，怀着“五四”的民主爱国理想进一步投身共产主义，到晚年经历浩劫又痛定思痛、回归青年期理想。可以说经历了人生和精神思想的重重炼狱。然而，客观地说，并未能突破左翼激进主义的根穴，仍然透过批判“封建专制”，用政治化儒学来理解历史，与传统难以真正地和解。这是很吊诡的情理组合。

文明败坏的问题更为急迫根本

　　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来实现对这种纠结的破解？笔者认为，自由主义需要实现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和解与会通。在可为之地，文明败坏的问题更为急迫根本。必须先恢复国人的基本文明生态，重整人伦礼俗、世道人心这些最深层的社会规则构造，然后辅以自由主义的修葺陶冶，回归公私义利仁礼之道，才能进一步应对体制病灶的问题，从而实现政治转型。
　　这里提出的面向传统的回归，是指一种基于文明根源意识的回复保守，好比宋明儒家倡导的“回向三代”，并非是要实现复古主义的生活，而是通过回向经典来为当前的改革提供导引和选择。面对祖宗之法的政治现实，要有三代之法、前朝之法的批判导引资源，一个政治体的规模格致才会宏远开阔。真正的保守主义，当然不等同于传统主义和复古主义，也不是局缩于现状格局中的因循维持，而是在贞定文明基体之上的稳健开新、秩序扩展。这需要招故国之精魂，续先贤之遗志，张春秋之大义。
　　举例来说，对于“文革”政治等历史问题，随着各种材料文献的涌现，围绕政治人物的争论今后会越来越大。怎么来理解来评价？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左翼传统自身比如说新民主主义来定位的，或者直接用现代自由主义的信条批评的。评论的格局，或者狭隘，或者外在。笔者认为，一个更为根本和具备远见的评价视野，乃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政治文明传统，比如秉笔直言的史官传统、天下归心的王道理念、不偏不党的中和精神。只有借助这种传统视野，自由主义对时政法病的批判才会更有力道，更具有说服力。这两个评价视野并不必然冲突，而是可以协调并存，融会合体。“文革”浩劫对于政治、精神、社会等领域的戕害，正是对于传统文明之自由演生的斩断根绝，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也很大部分地是中国传统机理的元气恢复，自由主义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善于结合会通。
　　因此，自由主义要有文明自觉，要有重整和接引历史叙事传统的担当，真正使我们珍惜的价值成为现实生命中的灵魂，进入现实语境中成为人们的深层意识，和历史的国族的记忆融合起来，进一步成为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动力。可以说，自由主义需要欧阳修，能够修撰现代中国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也需要自己的赵树理，能够深入民俗民情讲述现代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