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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罗伯特·J. 索耶（加拿大科幻作家）
严 锋（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
翻译整理|小 庄
把生活和科幻融为一体
严锋：我很喜欢你在小说《人性分解》中能够把生活和科幻融为一体，这种联合也是中国读者们会很感兴趣的，了解你如何用科幻的手法解决现代生活中的家庭问题，诸如父女关系等琐碎的方面。中国文学擅长处理现世题材，《红楼梦》啊，《浮生六记》啊，都属于这一传统，但到了现代，我们的作家也开始寻求一种途径去突破我们无聊的日常，从现实文学、超现实文学、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一直走到了奇幻文学、科幻文学。不过我认为人们还是渴望看到那种把现实与超现实联合起来的作品，而不是一下子就进入了奇幻的世界。我想探讨的是，这是不是一种当今科幻发展的趋势，乃至于大众文学发展的趋势？
索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美的情况都是：只有青少年男性会去读科幻，上大学以后就抛弃了这一爱好，并且再也不会重新捡起来。这一点十分困扰我，我年轻时就爱上了科幻，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爱上了恐龙，但我即使年龄越来越大也还保持着对科幻的热情。在我看来，把人们从科幻小说身边赶开的原因，并非他们失去了对科技的兴趣，而更多由于成年后要开始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家庭、小孩、工作，这些都太现实了以致于把他们拉开。所以我在考虑的是，想要延续人们对科幻的兴趣，可能需要在科幻与现实当中找到一种平衡，让人们觉得科幻是重要的。举个例子，《星球大战》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重要的，因为其中那些元素离生活太远了，科幻必须增加它当中的和人有关的部分。
严锋：你在作品中探讨了不少关于苦难的话题，除了《人性分解》中的家庭问题，还有《计算中的上帝》那种情况：小说中的主角患上了癌症。我认为描述普通人的痛苦这一点对于科幻小说来讲至关重要，因为科幻小说能够做到的是提供另外一种角度去审视、解决这些问题。你觉得是这样吗？
索耶：绝对是的。无论何时，一位在读科幻小说的读者，他所面对的都是他所处的此地和当下，不是在遥远的什么未来，不是在另一个星球。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为攸关自身，即使是在全球的尺度上。所以科幻小说必须去处理这一事实。《计算中的上帝》中写到了一位患肺癌的教授，这是现实中的不少人们面对的难题，对我来说同样挺艰难的。在两年前，我的弟弟也是死于肺癌，我永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我的家庭。但是小说的力量便在于它可以去应付这样的真实。
用“科幻方法”认识事物
严锋：你是否认为分别存在一种“科幻方法”和一种“普通方法”去看待现实中的事物？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的优秀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他在《三体》中探讨了某种极端的情形。人性面临灭亡，则我们是否能够以植入芯片的方式来更好地控制大脑，这样就能让大脑放松下来进行更有效的组织，以抵御外敌。这道德吗？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破坏了大脑的自由意志，但在科幻的条件下它又会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你如何看待这种两难境地？
索耶：科幻小说经常采取的一个做法就是去阐述：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在极端情况下又会发生什么？从这一点上来说我非常同意中国同行的见解。我们和主流文学不同，主流文学中所描述的人，他每一天生活和接下去的一天不会有大的不同，而科幻文学中，人要去面对的是未来的极端的境况，用科幻的镜头去打量这些是很有价值的。如你所言，会出现一些道德上yes or no的疑惑，而通常来说，我们的解决方法是找到一种新的科技手段。
严锋：在你的中文版新书《触发》和《人性分解》中，你分别从两个角度来探讨了人的大脑，一是关于进入他人的思维的，一是关于记忆的。据我所知，关于人脑的研究，科学界最近迈出了重大一步，他们完成了极其细致的人脑三维模型的绘制，这消息展示了一个看似有希望的前景。你能讲讲你在这方面的观点吗？你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能复制大脑的话，这是好事，还是会带来灾难？
索耶：在《触发》中，我关注的其实也是关于人的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早上醒来以后想到的就是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经济情况好或者不景气，等等。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记忆为你所独有，而《触发》提出了一个超越这个事实的假设：如果我们拥有了他人的记忆，不同人的记忆联合起来，个体的性格会因此受到多大影响？身边的事物会发生多少改变？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中穿梭，做各种尝试。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可能就只能乖乖呆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了。大脑科学是一种联合了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哲学、量子力学等各个学科的混搭，所以我本人很迷恋这个话题，也乐于其作出的探索。
黑暗森林理论
严锋：在你的作品中，我会发现一种对社会、对未来、对人性的乐观，就像《人性分解》的结局就是这样，人们互相拥抱，我想这应该与西方启蒙主义所秉持的对人性的见解有关。而在中国科幻中则更多是比较悲观的描述，像刘慈欣的《三体》和恐龙故事都是这样。他在作品中提出了一个宇宙社会学基本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而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所以我们得出了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排除其他文明的结论。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处于其中的文明都像带枪的猎人，一旦发现其他人，立刻开枪，不要问任何问题，因为如果你开口说话了，就很可能先被别人打死。你的脑中会有这样的黑暗画面吗？索耶对这样的黑暗森林如何看待？
索耶：所有的生命都受着达尔文机制的驱动，为生存、为繁殖而斗争。对于恐龙、老虎等来说均如此，但它们都不是智慧生物，智慧的力量就在于能克服原始的、化学的、来自基因的欲望。无法克服这种达尔文驱动的文明早就连自己也摧毁了，不可能存活至今。
严锋：这也是你在《计算中的上帝》里所持的观点，既有其他文明想要摧毁我们，也有更高级的生物试图来拯救我们。
索耶：宇宙中既有自私的基因，也有利他主义。否则不会有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慈善家，会愿意为了消灭远在非洲的疟疾而付出巨额资金。
严锋：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这个观点有很强的逻辑，而同时我也明白刘慈欣在黑暗森林里建立的法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都是文学中所选择的立场而已。
索耶：我们看法不一，也可能是因为带着各自所属地域的痕迹。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修建长城，把外国人挡在外面，而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新西兰人，德国人，等等等等。
严锋：不过我倒是认为《三体》其实是非常西方化的，因为就在这套书出版两年后，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提出了类似的真理，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去主动联系外星人，这样有可能暴露我们，很危险。
索耶：当一只狮子追逐一群斑马的时候，肯定是跑得最慢的那种斑马最担忧，不幸的是，霍金博士就是那只跑得最慢的咯。
严锋：让我还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为什么我觉得刘慈欣的观点很西方吧，中国人自古相信性本善，寻求一种最终的“和谐”，而黑暗森林和猜疑链理论恰恰是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他不相信宇宙深处存在拯救，这可能和我们的宗教意识非常淡薄有关。
索耶：其实在西方科幻中也存在这样的“对陌生人的恐惧”。
严锋：如果外星人入侵地球，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你会做什么来和他们沟通？
索耶：我会给他们放好听的音乐、放好看的电影、讲好听的故事、送上好吃的。来，让我们交个朋友！
严 锋（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
翻译整理|小 庄
把生活和科幻融为一体
严锋：我很喜欢你在小说《人性分解》中能够把生活和科幻融为一体，这种联合也是中国读者们会很感兴趣的，了解你如何用科幻的手法解决现代生活中的家庭问题，诸如父女关系等琐碎的方面。中国文学擅长处理现世题材，《红楼梦》啊，《浮生六记》啊，都属于这一传统，但到了现代，我们的作家也开始寻求一种途径去突破我们无聊的日常，从现实文学、超现实文学、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一直走到了奇幻文学、科幻文学。不过我认为人们还是渴望看到那种把现实与超现实联合起来的作品，而不是一下子就进入了奇幻的世界。我想探讨的是，这是不是一种当今科幻发展的趋势，乃至于大众文学发展的趋势？
索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美的情况都是：只有青少年男性会去读科幻，上大学以后就抛弃了这一爱好，并且再也不会重新捡起来。这一点十分困扰我，我年轻时就爱上了科幻，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爱上了恐龙，但我即使年龄越来越大也还保持着对科幻的热情。在我看来，把人们从科幻小说身边赶开的原因，并非他们失去了对科技的兴趣，而更多由于成年后要开始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家庭、小孩、工作，这些都太现实了以致于把他们拉开。所以我在考虑的是，想要延续人们对科幻的兴趣，可能需要在科幻与现实当中找到一种平衡，让人们觉得科幻是重要的。举个例子，《星球大战》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重要的，因为其中那些元素离生活太远了，科幻必须增加它当中的和人有关的部分。
严锋：你在作品中探讨了不少关于苦难的话题，除了《人性分解》中的家庭问题，还有《计算中的上帝》那种情况：小说中的主角患上了癌症。我认为描述普通人的痛苦这一点对于科幻小说来讲至关重要，因为科幻小说能够做到的是提供另外一种角度去审视、解决这些问题。你觉得是这样吗？
索耶：绝对是的。无论何时，一位在读科幻小说的读者，他所面对的都是他所处的此地和当下，不是在遥远的什么未来，不是在另一个星球。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为攸关自身，即使是在全球的尺度上。所以科幻小说必须去处理这一事实。《计算中的上帝》中写到了一位患肺癌的教授，这是现实中的不少人们面对的难题，对我来说同样挺艰难的。在两年前，我的弟弟也是死于肺癌，我永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我的家庭。但是小说的力量便在于它可以去应付这样的真实。
用“科幻方法”认识事物
严锋：你是否认为分别存在一种“科幻方法”和一种“普通方法”去看待现实中的事物？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的优秀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他在《三体》中探讨了某种极端的情形。人性面临灭亡，则我们是否能够以植入芯片的方式来更好地控制大脑，这样就能让大脑放松下来进行更有效的组织，以抵御外敌。这道德吗？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破坏了大脑的自由意志，但在科幻的条件下它又会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你如何看待这种两难境地？
索耶：科幻小说经常采取的一个做法就是去阐述：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在极端情况下又会发生什么？从这一点上来说我非常同意中国同行的见解。我们和主流文学不同，主流文学中所描述的人，他每一天生活和接下去的一天不会有大的不同，而科幻文学中，人要去面对的是未来的极端的境况，用科幻的镜头去打量这些是很有价值的。如你所言，会出现一些道德上yes or no的疑惑，而通常来说，我们的解决方法是找到一种新的科技手段。
严锋：在你的中文版新书《触发》和《人性分解》中，你分别从两个角度来探讨了人的大脑，一是关于进入他人的思维的，一是关于记忆的。据我所知，关于人脑的研究，科学界最近迈出了重大一步，他们完成了极其细致的人脑三维模型的绘制，这消息展示了一个看似有希望的前景。你能讲讲你在这方面的观点吗？你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能复制大脑的话，这是好事，还是会带来灾难？
索耶：在《触发》中，我关注的其实也是关于人的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你早上醒来以后想到的就是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经济情况好或者不景气，等等。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记忆为你所独有，而《触发》提出了一个超越这个事实的假设：如果我们拥有了他人的记忆，不同人的记忆联合起来，个体的性格会因此受到多大影响？身边的事物会发生多少改变？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可以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中穿梭，做各种尝试。如果我是一个科学家，可能就只能乖乖呆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了。大脑科学是一种联合了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哲学、量子力学等各个学科的混搭，所以我本人很迷恋这个话题，也乐于其作出的探索。
黑暗森林理论
严锋：在你的作品中，我会发现一种对社会、对未来、对人性的乐观，就像《人性分解》的结局就是这样，人们互相拥抱，我想这应该与西方启蒙主义所秉持的对人性的见解有关。而在中国科幻中则更多是比较悲观的描述，像刘慈欣的《三体》和恐龙故事都是这样。他在作品中提出了一个宇宙社会学基本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而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所以我们得出了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排除其他文明的结论。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处于其中的文明都像带枪的猎人，一旦发现其他人，立刻开枪，不要问任何问题，因为如果你开口说话了，就很可能先被别人打死。你的脑中会有这样的黑暗画面吗？索耶对这样的黑暗森林如何看待？
索耶：所有的生命都受着达尔文机制的驱动，为生存、为繁殖而斗争。对于恐龙、老虎等来说均如此，但它们都不是智慧生物，智慧的力量就在于能克服原始的、化学的、来自基因的欲望。无法克服这种达尔文驱动的文明早就连自己也摧毁了，不可能存活至今。
严锋：这也是你在《计算中的上帝》里所持的观点，既有其他文明想要摧毁我们，也有更高级的生物试图来拯救我们。
索耶：宇宙中既有自私的基因，也有利他主义。否则不会有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慈善家，会愿意为了消灭远在非洲的疟疾而付出巨额资金。
严锋：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这个观点有很强的逻辑，而同时我也明白刘慈欣在黑暗森林里建立的法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都是文学中所选择的立场而已。
索耶：我们看法不一，也可能是因为带着各自所属地域的痕迹。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修建长城，把外国人挡在外面，而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新西兰人，德国人，等等等等。
严锋：不过我倒是认为《三体》其实是非常西方化的，因为就在这套书出版两年后，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提出了类似的真理，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去主动联系外星人，这样有可能暴露我们，很危险。
索耶：当一只狮子追逐一群斑马的时候，肯定是跑得最慢的那种斑马最担忧，不幸的是，霍金博士就是那只跑得最慢的咯。
严锋：让我还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为什么我觉得刘慈欣的观点很西方吧，中国人自古相信性本善，寻求一种最终的“和谐”，而黑暗森林和猜疑链理论恰恰是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他不相信宇宙深处存在拯救，这可能和我们的宗教意识非常淡薄有关。
索耶：其实在西方科幻中也存在这样的“对陌生人的恐惧”。
严锋：如果外星人入侵地球，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你会做什么来和他们沟通？
索耶：我会给他们放好听的音乐、放好看的电影、讲好听的故事、送上好吃的。来，让我们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