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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台湾人中，黄焕章是最严肃的一个。即便置身在台湾海峡美丽的落日余晖中，他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快乐的成分。他指着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海滩上的巨大树干，指着涨潮线上数不清的塑料垃圾，向人们诉说这块海滩多年来的变迁：海边的树林怎么被蚕食，沙滩怎么被侵蚀消退，垃圾终于堆满了空地。
以前黄焕章常常推荐台南医事科技大学的学生来这片海滩约会。他至今仍是这所大学的副教授，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当地的环保事务上。在兼职的台南市社区大学，他成立了研究发展学会，这个小型的NGO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处理台南当地的固体废弃物和海洋垃圾问题上。
悲剧“时间差”
8月一个炎热的午后，黄焕章把我们带到纵贯台湾南北的台61线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下，用手抓起一把形状不规则的颗粒，然后摊到我们面前：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些棕色的颗粒状似泥团，其实非常结实，它们是炼钢工业的废弃物之一：集成灰。黄焕章示意同事晁瑞光拿这些泥团做测试。
晁瑞光先用重金属快速分析仪检测了附近的原生黏土，测得原生黏土中锌含量数据为142PPM，铅含量85PPM。随后他检测了黄焕章手中的集成灰，这台仪器的显示屏上亮起一串红色的数字：锌值为143000PPM，铅含量11000PPM。为了对比，晁瑞光又捡起一块炉渣——钢铁工业另一种的固体废弃物，显示屏上再次显示出一片红色：其中锌含量为17000PPM，铅含量9800PPM。
红色数字表示集成灰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这些集成灰颗粒与炉渣混杂着泥土和卵石，是作为高架桥的桥基填埋在桥下的。黄焕章和晁瑞光担心，这些废弃物中的重金属会进入土壤和水，造成污染。事实上，流经高架桥下的河流不断冲刷这些桥基，已经把炉渣和集成灰带进了大海。黄焕章出示了一些附着在炉渣上生长的牡蛎，证明这些废弃物已经在海水中浸泡了很长时间。
在台湾南部，一些养殖户占据了高架桥下的公地，他们养殖的牛和鸭子每天都和这些废弃物接触。根据黄焕章最近举报的一起案子，一位养殖户在炉渣地上养鸭，3个月后，鸭肉里的二恶英含量达到了食用标准的5倍。晁瑞光没能检测到牧场出售的牛肉，但他检测到的牛粪也显示重金属超标。
黄焕章试图证明一件事：台湾钢铁业每年产出数百万吨废渣和15万吨集成灰，很大一部分没有得到合适的处理。
在高温熔炉里，废渣和集成灰可以变成黑色的块状物——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也是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处理方式，但是成本很高。台湾钢铁业处理炉渣和集成灰的传统方式是填埋。但随着回收填埋场填满到期，这些废弃物的处理成了大难题。台湾《资源回收再利用法》通过后，废弃物处理公司从钢厂回收的矿渣和集成灰，转手当成土石方卖给路桥工程，用于铺设路基。台61线经过台南七股乡一段长达13公里的路基，都混有炉渣和集成灰。
黄焕章希望推动一项立法，要求这些路基中的重金属和二恶英含量——几乎全程都在农田、河流和养殖场的包围之中——适用农业土壤的标准。但旷日持久的立法程序，钢铁企业的敌意和政府部门在处理他们的投诉时的拖延，让黄焕章和他那个小小的团队感到筋疲力尽。
这并不是黄焕章和他的朋友们特有的感觉。在台湾，很多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小型NGO都不得经常面对疲倦和挫败。相比之下，黄焕章的团队已经算得上成绩斐然了。
十几年前，在二仁溪的出海口，黄焕章曾经目睹无数死鱼漂浮在水面上，死鱼带长达2公里。二仁溪，台南这条数十公里长的河流，那时候被称作是“台湾的黑龙江”——1980年代开始，大量废弃五金和电子产品在二仁溪流域被拆解，能够加以循环利用的金属以酸性化学品分离熔炼，电线电缆付之一炬，废旧电路板填埋在地下，造成严重污染，当地居民中癌症高发，下游的稻米和水产品都因此发生二恶英和重金属超标。
经由黄焕章等人的报道和呼吁，直到2001年，台湾政府才强力介入二仁溪治理。无照工厂被取缔，其他工厂也搬迁他处。但到10年后，尽管河水开始改变颜色，湿地动物开始回归，但台湾政府仍然禁止在二仁溪从事渔业捕捞。台风来临，大雨经常从河堤和鱼塘堤坝中冲刷出当年填埋的电子废弃物。为清理这些电子废弃物，估计耗费将在新台币10亿元以上。二仁溪流域居民的健康损害至今无法挽回，
二仁溪的故事如今正在广东的贵屿重演。贵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废物分解地，分解回收的手段与二仁溪边的工厂如出一辙。这种悲剧并不因为二仁溪和贵屿相距上千公里而减弱。
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缩短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也缩短了两地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时间差。
“日本出现的环境问题，20年后就会在台湾重演”，晁瑞光说，“10年后，同样的一幕又会发生在大陆。”
两周只倒一次垃圾？
经济上的分工合作将世界各地的工厂紧紧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不仅见证了也加深了这种联系。晁瑞光和同事们一直监控着台南海岸的垃圾。洋流将垃圾冲上海岸，台风会加快这个进程，每次风暴过后，台南的海岸就会被越来越多的白色垃圾覆盖。晁瑞光带领清理垃圾的志愿者，将检获的垃圾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其中绝大多数垃圾是塑料制品：数不清的塑料瓶、包装泡沫、一次性杯子和塑料袋，而犹如恒河沙数的塑料碎片根本无法清除。通过辨识塑料废物上的文字，他们发现，其中既有台湾本地制造的垃圾，也有大量垃圾是从日本和大陆海岸漂流而来的。
尽管已经加入了国际性的海洋垃圾监控网络，但处理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小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能力。海洋垃圾无视国界，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国际协作，从根本上说，还有待现代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垃圾总量减少了，台湾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岸才有望恢复洁净。
在这方面，台湾也许能给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正是在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台湾地区建立了自己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制度。
和其他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一样，垃圾处理一直困扰着台北市政管理机构。最早开始提倡垃圾分类的是台北的家庭主妇，一些积极分子不仅宣传垃圾分类的做法，而且在自己家中实验厨余堆肥——那种噩梦般的气味让她们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些勇敢的婦女的提倡和推动下，台北从15年前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取消放置在居民住处的垃圾桶，改为每天派垃圾车定点回收垃圾。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台北已经成了大都市垃圾分类的样板和模范。旧衣服、塑料瓶、废纸隔几天回收一次，而回收厨余的垃圾车每天定时到达，周边居民自己把垃圾送下来，已经是分好类的，摘菜剩下的菜叶、连汤带水的厨余，装在自备的小塑料袋里，再倒入大号塑料垃圾桶内，部分用作养猪和养鸡的饲料，部分用作堆肥或焚烧。环保部门要求居民的厨余尽量沥干，因为水分太高降低焚烧热值，会产生更多二恶英。部分居民还会把装过泔水的塑料袋带回去洗净再用。无法分类和回收利用的垃圾装在特制垃圾袋里。这种垃圾袋需从政府部门购买，此举也是为了减少垃圾量。当地的环保人士介绍说，除了厨余泔水，台北的两口之家一般两周才倒一次垃圾。
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高度依赖教育，这些工作很难由政府来完成。在改变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努力比政府更重要。在家庭主妇——她们通过“台湾主妇联盟”开展活动——和到社区里负责指导和监督垃圾分类的义工的努力下，和15年前相比，台北的垃圾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并且最终决定不再以填埋方式处理垃圾，以避免对土壤和水的污染。
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旨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环保教育，都把重心放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因此尽量采取有趣和活泼的形式，而不是枯燥的课堂说教。在台北附近的阳明山上，环保NGO组织的“工作假期”，带着市民去山间水面清除外来植物，这些植物挤占了台湾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这种活动并不繁重，但环保组织的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并且教给城市居民一些关于动植物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知识——比如放生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外来的物种。报名参加活动的有台北的年轻白领、小学教师、咖啡馆老板，也总是能够吸引那些带着孩子到阳明山出游的家庭的注意。
和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富裕社会经历过的情形一样，关于人与自然的新关系的观念正在台湾逐渐流行起来。最新的潮流鼓励新的生活方式，追求洁净、低碳和环保，比如徒步或骑自行车旅行。一个名为“千里步道”的NGO，准备将全台湾的步道（总长达3000公里）重新定位、修整，保证旅行者能够沿着这些步道，徒步走遍全台湾。自行车运动在北部的城市方兴未艾。每到周末，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习惯骑车而不是驾车出游。
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见证了环保组织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相似，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直到10年前，环保组织在台湾社会里的位置并不重要，但通过反国光石化这场“蚂蚁扳倒大象”的抗争，环保组织几乎重新塑造了台湾人对石化产业的认识，也让台湾社会重新认识了环保组织。受到那些成功的案例的鼓舞和启发，台湾环保组织一直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机构——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表现出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这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台湾年轻人的起薪比几年前下降了很多。“几年前，我给研究生介绍了一份三万块月薪的工作，他对我抱怨说太低了”，一位大学教授对我说，“现在呢？起薪两万二。”
但这一代台湾人是衣食无忧的一代人。他们的父母普遍经历过贫困，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使台湾变得自由而富足。由于经济增长稳定，人均GDP1.8万美元的台湾正逐渐成为发达地区的一员。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度数据中，台湾地区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27位，人均GDP位于世界第37位。据台湾“经济部”测算，2011年台湾人均GDP有望超过2万美元，其排名也将超过韩国。
尽管贫富差距仍然是选举时的焦点话题，但经济起步和腾飞阶段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氛围和焦虑情绪，在台湾已经大大缓解了。和努力赚钱或投身政治抗议的上一代台湾人相比，这一代台湾人关心的是所谓的“更好的生活”——NGO则寄托了社会改良的希望，因此吸引了不少富有理想的年轻人前去工作，即使那里的工资比商业机构低。
远水与近渴
尽管台湾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愿意承受繁重的工作而接受比较低的收入，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决环保组织本身普遍面临的难题：如何平衡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反国光石化为例，对NGO来说，组织抗议不是最大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其实来自石化项目终止之后。
蔡嘉阳博士这样本地的环保人士不得不考虑，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地方居民的收入。大城乡和芳苑乡的多数乡民代表都支持国光石化，他们是由乡民公开选举出来的，所以代表了很多乡民的看法。他们认为，环保组织是外来力量，并不真正了解本地人的需要；不少人抱怨环保组织让当地失去了开发的良机。尽管在反对石化项目的巨大声浪面前，支持者很少明确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环保组织要想在当地继续活動下去，必须证明自己不是为抗议而抗议。
蔡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想让村民们看到，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的，相反，良好的环境能够给予地方更多回报。在纪录片《退潮》的取景地，大城乡王功村，渔民们近年来开始根据当地的特色发展观光。环保人士希望，观光业能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并且为地方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在王功村和周边的乡村里，到处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雪白的蚝壳，有一些已经穿上了绳子。一旦到生蚝繁殖的季节，这些串成一长串的蚝壳就会被挂到蚵架上去，海水里的蚵苗自己会找到这些贝壳，然后附着在上面生长。涨潮的时候，这种贪吃的动物以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食，并不需要特别照料，几个月之后，蚵仔成熟，其他地方的渔民架着一种轻而平的小船下海收获，只有这一带渔民习惯赶着牛车或开着拖拉机下海。
下海之前，游客们先要在岸边脱掉鞋袜，换上一种有橡胶底的长筒靴，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在锋利的蚝壳上划破脚。由于整天嚼着槟榔，这里的渔民一笑起来，就会露出两排血红的牙齿，他们开着铁牛——也就是手扶拖拉机，沿着退潮后露出水面的水泥路，把游客一直带到5公里外的海边。在那里，游客可以就着冰冻的台湾啤酒吃新鲜生蚝。
在蚵架边上吃生蚝，那种咸鲜的滋味很难评价，也很难和通常在日式酒店里吃到的生蚝的味道相比较。对没有海边生活经验的游客来说，这种行程颇具地方风情，环保人士希望这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经济。他们培训当地居民，帮助他们掌握导游的知识和技巧，还努力开发当地的观光资源，希望当地特有的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
这些工作还刚刚起步。在大城湿地，旅游业的收入还很难与养蚵相比。环保组织着眼于未来，但“更好的生活”只是一幅蓝图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坚持很久，才能看到蓝图变成现实的可能。
观光业的回报
对旅游资源丰富的台湾来说，观光经济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环保组织并不认为，传统的旅游景点和经济模式，可以让地方从中获益。
在台南屏东县，旅行团的大巴一个接一个地驶过，“这就是大众旅游——把游客带到景点，拍个照就走”，颜士杰站在路边，指着这些车说，“除了垃圾，当地人什么都得不到。”
颜士杰曾在台北为环保组织工作，回到故乡屏东县恒春镇后，一边为环保机构做志愿者，一边从事商业旅游解说。但他不是旅行社的导游，也不向游客推荐知名景点，而愿意带着他们去一些不同的目的地：生长着一种特殊植物的高山湿地，一片看上去普通无奇的沼泽，或者是去攀援台湾东部海岸那些人迹罕至的古道。这些地方算不上人迹罕至，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也很少有旅行团会带团前去。尽管旅游设施并不便利，愿意亲近自然的游人却可以在这些地方却领略到台湾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
当地人接受培训，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山中的小村落能够从餐饮和住宿中得到回报——回报有限，但投资也很少，自然生态不会因为商业开发和过多的游客受到破坏。生态观光业追求细水长流的效应，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古老村落获得收入，同时能吸引一部分年轻人回归乡土——就像颜士杰本人那样。离开台北后，他在老家帮助父母经营农场，除了做导游，还要照料农场的一大群猪。
生态观光的目标是在自然环境和地方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最终的目标是振兴那些因为年轻人外流而日渐衰落的村庄。环保组织和志愿者花了大量时间，为那些具备条件的村庄规划生态观光线路，帮助村民学习新的知识。
社顶部落是台湾最南端一个100多人的村庄，坐落在三面俯瞰大海的山上，距离熙熙攘攘的旅游胜地垦丁仅仅几公里路程，却很少为游人所知。屏东科技大学的教授陈美惠花了3年时间，在当地培训了12名导游。
这些导游都有当地人特有的健壮体魄，熟悉社顶部落的一草一木，知道东北季风怎么塑造了当地的地貌，能够轻易找到生活在山上的奇异螃蟹的洞穴，也了解梅花鹿的习性和猕猴的藏身之地，但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他们的平均年龄。
“60岁！”一位从建筑公司退休后接受培训的导游挺起胸膛回答道。
整个社顶部落里很少看到年轻人——他们都在垦丁大街或高雄打工。生态观光只能依赖老人和妇女。社顶生态旅游服务中心有一位帅气的理事长，他被陈美惠教授所感动，决心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但他同时要在垦丁经营自己的冲浪店，只能在社顶和垦丁两头跑。
生态观光每年能社顶带来100万新台币的收入。和大众观光业相比，这个规模不值一提。在几公里外的垦丁大街，一个有9间房的民宿，每年收入就可达800万新台币。
市场并不大，但在起步阶段，外来的志愿者要付出极其辛苦的努力。在饱受台风和泥石流侵袭的沿海山区，两年前莫拉克台风带来泥石流，其令人惊心的痕迹远远没有消除。几乎是灾难刚发生，志愿者就介入了救灾和重建，但成效不一。尽管台湾的政府已经习惯通过委托项目的方式，把一部分用于发展乡村的资金划拨给NGO，但并非每个NGO都能得到充足的资源，也不是每个乡村都够把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变成可以盈利的观光线路。
和时间竞赛
NGO和志愿者的牺牲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保证成功。在重灾区屏东县来义乡，河道被大大小小的石块淹没，这些凝固的石头河流在原有河床上堆积起十几米高。这个排湾族聚居之地和社顶的原住民部落一样，人口少且老化，几乎所有人都从事传统的农耕。泥石流毁坏了一部分村庄，政府在灾后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水土保持政策，禁止种植不利于保持水土的经济作物，比如槟榔树，这让重建变得更加艰难。
志愿者努力培训部落的年轻人（主要是妇女），挖掘排湾族的传统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吸引游客，为这个饱受创伤的部落提供能持续经营的经济来源。灾前这些地区风景如画，大多数排湾族人信仰基督教，但头目仍享有很高的威望，部落的创世神话也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但要把这些转换成观光资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负责当地重建的NGO负责人周克任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去争取各种支持。
许多NGO认识到，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是台湾社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大多数NGO都对环境保护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心。但那些不同于传统思路的经济模式——比如生态观光，其效果很长时间后才能顯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坚定地方居民的信心最重要”，陈美惠教授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居民已经等不及了。
颜士杰带我们去过东部海滨一处古老栈道的遗址，在那里，太平洋的波涛年复一年地冲刷着古道下的巉岩峭壁，造就了大片砾石海滩，俯瞰这种世界级的壮美景观令人陶醉，但台湾环岛公路如果按计划从这里通过，12公里长的古道将不复存在。县政府和环保组织试图保住古道，发展生态观光，但居民却挂起条幅，控诉他们滥权、无视地方福利。村民们期望这条公路改善村落到附近城市的交通，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并且为村子带来更多游人。
陈美惠担心村民们美好的愿望会落空。没有了古道，这些村庄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游客不会在这些偏僻的地方停留。再说，“用40亿新台币投资修路，为什么不可以拿一些钱出来改善当地的医疗设施？”
到现在为止，环保组织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我知道哪种方式对他们更好”，陈美惠说，“但没办法证明给他们看。”生态观光需要时间去经营，但在这条古道旁，环保组织的介入太晚。
一条古道的去留并不仅仅关系几个小村庄的命运。这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为了证明什么是“更好的生活”，环保组织正在和时间竞赛。
以前黄焕章常常推荐台南医事科技大学的学生来这片海滩约会。他至今仍是这所大学的副教授，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当地的环保事务上。在兼职的台南市社区大学，他成立了研究发展学会，这个小型的NGO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处理台南当地的固体废弃物和海洋垃圾问题上。
悲剧“时间差”
8月一个炎热的午后，黄焕章把我们带到纵贯台湾南北的台61线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下，用手抓起一把形状不规则的颗粒，然后摊到我们面前：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些棕色的颗粒状似泥团，其实非常结实，它们是炼钢工业的废弃物之一：集成灰。黄焕章示意同事晁瑞光拿这些泥团做测试。
晁瑞光先用重金属快速分析仪检测了附近的原生黏土，测得原生黏土中锌含量数据为142PPM，铅含量85PPM。随后他检测了黄焕章手中的集成灰，这台仪器的显示屏上亮起一串红色的数字：锌值为143000PPM，铅含量11000PPM。为了对比，晁瑞光又捡起一块炉渣——钢铁工业另一种的固体废弃物，显示屏上再次显示出一片红色：其中锌含量为17000PPM，铅含量9800PPM。
红色数字表示集成灰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这些集成灰颗粒与炉渣混杂着泥土和卵石，是作为高架桥的桥基填埋在桥下的。黄焕章和晁瑞光担心，这些废弃物中的重金属会进入土壤和水，造成污染。事实上，流经高架桥下的河流不断冲刷这些桥基，已经把炉渣和集成灰带进了大海。黄焕章出示了一些附着在炉渣上生长的牡蛎，证明这些废弃物已经在海水中浸泡了很长时间。
在台湾南部，一些养殖户占据了高架桥下的公地，他们养殖的牛和鸭子每天都和这些废弃物接触。根据黄焕章最近举报的一起案子，一位养殖户在炉渣地上养鸭，3个月后，鸭肉里的二恶英含量达到了食用标准的5倍。晁瑞光没能检测到牧场出售的牛肉，但他检测到的牛粪也显示重金属超标。
黄焕章试图证明一件事：台湾钢铁业每年产出数百万吨废渣和15万吨集成灰，很大一部分没有得到合适的处理。
在高温熔炉里，废渣和集成灰可以变成黑色的块状物——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也是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处理方式，但是成本很高。台湾钢铁业处理炉渣和集成灰的传统方式是填埋。但随着回收填埋场填满到期，这些废弃物的处理成了大难题。台湾《资源回收再利用法》通过后，废弃物处理公司从钢厂回收的矿渣和集成灰，转手当成土石方卖给路桥工程，用于铺设路基。台61线经过台南七股乡一段长达13公里的路基，都混有炉渣和集成灰。
黄焕章希望推动一项立法，要求这些路基中的重金属和二恶英含量——几乎全程都在农田、河流和养殖场的包围之中——适用农业土壤的标准。但旷日持久的立法程序，钢铁企业的敌意和政府部门在处理他们的投诉时的拖延，让黄焕章和他那个小小的团队感到筋疲力尽。
这并不是黄焕章和他的朋友们特有的感觉。在台湾，很多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小型NGO都不得经常面对疲倦和挫败。相比之下，黄焕章的团队已经算得上成绩斐然了。
十几年前，在二仁溪的出海口，黄焕章曾经目睹无数死鱼漂浮在水面上，死鱼带长达2公里。二仁溪，台南这条数十公里长的河流，那时候被称作是“台湾的黑龙江”——1980年代开始，大量废弃五金和电子产品在二仁溪流域被拆解，能够加以循环利用的金属以酸性化学品分离熔炼，电线电缆付之一炬，废旧电路板填埋在地下，造成严重污染，当地居民中癌症高发，下游的稻米和水产品都因此发生二恶英和重金属超标。
经由黄焕章等人的报道和呼吁，直到2001年，台湾政府才强力介入二仁溪治理。无照工厂被取缔，其他工厂也搬迁他处。但到10年后，尽管河水开始改变颜色，湿地动物开始回归，但台湾政府仍然禁止在二仁溪从事渔业捕捞。台风来临，大雨经常从河堤和鱼塘堤坝中冲刷出当年填埋的电子废弃物。为清理这些电子废弃物，估计耗费将在新台币10亿元以上。二仁溪流域居民的健康损害至今无法挽回，
二仁溪的故事如今正在广东的贵屿重演。贵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废物分解地，分解回收的手段与二仁溪边的工厂如出一辙。这种悲剧并不因为二仁溪和贵屿相距上千公里而减弱。
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缩短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也缩短了两地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时间差。
“日本出现的环境问题，20年后就会在台湾重演”，晁瑞光说，“10年后，同样的一幕又会发生在大陆。”
两周只倒一次垃圾？
经济上的分工合作将世界各地的工厂紧紧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不仅见证了也加深了这种联系。晁瑞光和同事们一直监控着台南海岸的垃圾。洋流将垃圾冲上海岸，台风会加快这个进程，每次风暴过后，台南的海岸就会被越来越多的白色垃圾覆盖。晁瑞光带领清理垃圾的志愿者，将检获的垃圾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其中绝大多数垃圾是塑料制品：数不清的塑料瓶、包装泡沫、一次性杯子和塑料袋，而犹如恒河沙数的塑料碎片根本无法清除。通过辨识塑料废物上的文字，他们发现，其中既有台湾本地制造的垃圾，也有大量垃圾是从日本和大陆海岸漂流而来的。
尽管已经加入了国际性的海洋垃圾监控网络，但处理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小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能力。海洋垃圾无视国界，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国际协作，从根本上说，还有待现代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垃圾总量减少了，台湾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岸才有望恢复洁净。
在这方面，台湾也许能给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正是在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台湾地区建立了自己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制度。
和其他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一样，垃圾处理一直困扰着台北市政管理机构。最早开始提倡垃圾分类的是台北的家庭主妇，一些积极分子不仅宣传垃圾分类的做法，而且在自己家中实验厨余堆肥——那种噩梦般的气味让她们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些勇敢的婦女的提倡和推动下，台北从15年前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取消放置在居民住处的垃圾桶，改为每天派垃圾车定点回收垃圾。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台北已经成了大都市垃圾分类的样板和模范。旧衣服、塑料瓶、废纸隔几天回收一次，而回收厨余的垃圾车每天定时到达，周边居民自己把垃圾送下来，已经是分好类的，摘菜剩下的菜叶、连汤带水的厨余，装在自备的小塑料袋里，再倒入大号塑料垃圾桶内，部分用作养猪和养鸡的饲料，部分用作堆肥或焚烧。环保部门要求居民的厨余尽量沥干，因为水分太高降低焚烧热值，会产生更多二恶英。部分居民还会把装过泔水的塑料袋带回去洗净再用。无法分类和回收利用的垃圾装在特制垃圾袋里。这种垃圾袋需从政府部门购买，此举也是为了减少垃圾量。当地的环保人士介绍说，除了厨余泔水，台北的两口之家一般两周才倒一次垃圾。
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高度依赖教育，这些工作很难由政府来完成。在改变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努力比政府更重要。在家庭主妇——她们通过“台湾主妇联盟”开展活动——和到社区里负责指导和监督垃圾分类的义工的努力下，和15年前相比，台北的垃圾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并且最终决定不再以填埋方式处理垃圾，以避免对土壤和水的污染。
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旨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环保教育，都把重心放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因此尽量采取有趣和活泼的形式，而不是枯燥的课堂说教。在台北附近的阳明山上，环保NGO组织的“工作假期”，带着市民去山间水面清除外来植物，这些植物挤占了台湾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这种活动并不繁重，但环保组织的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并且教给城市居民一些关于动植物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知识——比如放生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外来的物种。报名参加活动的有台北的年轻白领、小学教师、咖啡馆老板，也总是能够吸引那些带着孩子到阳明山出游的家庭的注意。
和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富裕社会经历过的情形一样，关于人与自然的新关系的观念正在台湾逐渐流行起来。最新的潮流鼓励新的生活方式，追求洁净、低碳和环保，比如徒步或骑自行车旅行。一个名为“千里步道”的NGO，准备将全台湾的步道（总长达3000公里）重新定位、修整，保证旅行者能够沿着这些步道，徒步走遍全台湾。自行车运动在北部的城市方兴未艾。每到周末，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习惯骑车而不是驾车出游。
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见证了环保组织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相似，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直到10年前，环保组织在台湾社会里的位置并不重要，但通过反国光石化这场“蚂蚁扳倒大象”的抗争，环保组织几乎重新塑造了台湾人对石化产业的认识，也让台湾社会重新认识了环保组织。受到那些成功的案例的鼓舞和启发，台湾环保组织一直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机构——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表现出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这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台湾年轻人的起薪比几年前下降了很多。“几年前，我给研究生介绍了一份三万块月薪的工作，他对我抱怨说太低了”，一位大学教授对我说，“现在呢？起薪两万二。”
但这一代台湾人是衣食无忧的一代人。他们的父母普遍经历过贫困，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使台湾变得自由而富足。由于经济增长稳定，人均GDP1.8万美元的台湾正逐渐成为发达地区的一员。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度数据中，台湾地区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27位，人均GDP位于世界第37位。据台湾“经济部”测算，2011年台湾人均GDP有望超过2万美元，其排名也将超过韩国。
尽管贫富差距仍然是选举时的焦点话题，但经济起步和腾飞阶段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氛围和焦虑情绪，在台湾已经大大缓解了。和努力赚钱或投身政治抗议的上一代台湾人相比，这一代台湾人关心的是所谓的“更好的生活”——NGO则寄托了社会改良的希望，因此吸引了不少富有理想的年轻人前去工作，即使那里的工资比商业机构低。
远水与近渴
尽管台湾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愿意承受繁重的工作而接受比较低的收入，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决环保组织本身普遍面临的难题：如何平衡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反国光石化为例，对NGO来说，组织抗议不是最大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其实来自石化项目终止之后。
蔡嘉阳博士这样本地的环保人士不得不考虑，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地方居民的收入。大城乡和芳苑乡的多数乡民代表都支持国光石化，他们是由乡民公开选举出来的，所以代表了很多乡民的看法。他们认为，环保组织是外来力量，并不真正了解本地人的需要；不少人抱怨环保组织让当地失去了开发的良机。尽管在反对石化项目的巨大声浪面前，支持者很少明确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环保组织要想在当地继续活動下去，必须证明自己不是为抗议而抗议。
蔡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想让村民们看到，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的，相反，良好的环境能够给予地方更多回报。在纪录片《退潮》的取景地，大城乡王功村，渔民们近年来开始根据当地的特色发展观光。环保人士希望，观光业能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并且为地方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在王功村和周边的乡村里，到处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雪白的蚝壳，有一些已经穿上了绳子。一旦到生蚝繁殖的季节，这些串成一长串的蚝壳就会被挂到蚵架上去，海水里的蚵苗自己会找到这些贝壳，然后附着在上面生长。涨潮的时候，这种贪吃的动物以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食，并不需要特别照料，几个月之后，蚵仔成熟，其他地方的渔民架着一种轻而平的小船下海收获，只有这一带渔民习惯赶着牛车或开着拖拉机下海。
下海之前，游客们先要在岸边脱掉鞋袜，换上一种有橡胶底的长筒靴，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在锋利的蚝壳上划破脚。由于整天嚼着槟榔，这里的渔民一笑起来，就会露出两排血红的牙齿，他们开着铁牛——也就是手扶拖拉机，沿着退潮后露出水面的水泥路，把游客一直带到5公里外的海边。在那里，游客可以就着冰冻的台湾啤酒吃新鲜生蚝。
在蚵架边上吃生蚝，那种咸鲜的滋味很难评价，也很难和通常在日式酒店里吃到的生蚝的味道相比较。对没有海边生活经验的游客来说，这种行程颇具地方风情，环保人士希望这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经济。他们培训当地居民，帮助他们掌握导游的知识和技巧，还努力开发当地的观光资源，希望当地特有的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
这些工作还刚刚起步。在大城湿地，旅游业的收入还很难与养蚵相比。环保组织着眼于未来，但“更好的生活”只是一幅蓝图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坚持很久，才能看到蓝图变成现实的可能。
观光业的回报
对旅游资源丰富的台湾来说，观光经济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环保组织并不认为，传统的旅游景点和经济模式，可以让地方从中获益。
在台南屏东县，旅行团的大巴一个接一个地驶过，“这就是大众旅游——把游客带到景点，拍个照就走”，颜士杰站在路边，指着这些车说，“除了垃圾，当地人什么都得不到。”
颜士杰曾在台北为环保组织工作，回到故乡屏东县恒春镇后，一边为环保机构做志愿者，一边从事商业旅游解说。但他不是旅行社的导游，也不向游客推荐知名景点，而愿意带着他们去一些不同的目的地：生长着一种特殊植物的高山湿地，一片看上去普通无奇的沼泽，或者是去攀援台湾东部海岸那些人迹罕至的古道。这些地方算不上人迹罕至，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也很少有旅行团会带团前去。尽管旅游设施并不便利，愿意亲近自然的游人却可以在这些地方却领略到台湾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
当地人接受培训，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山中的小村落能够从餐饮和住宿中得到回报——回报有限，但投资也很少，自然生态不会因为商业开发和过多的游客受到破坏。生态观光业追求细水长流的效应，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古老村落获得收入，同时能吸引一部分年轻人回归乡土——就像颜士杰本人那样。离开台北后，他在老家帮助父母经营农场，除了做导游，还要照料农场的一大群猪。
生态观光的目标是在自然环境和地方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最终的目标是振兴那些因为年轻人外流而日渐衰落的村庄。环保组织和志愿者花了大量时间，为那些具备条件的村庄规划生态观光线路，帮助村民学习新的知识。
社顶部落是台湾最南端一个100多人的村庄，坐落在三面俯瞰大海的山上，距离熙熙攘攘的旅游胜地垦丁仅仅几公里路程，却很少为游人所知。屏东科技大学的教授陈美惠花了3年时间，在当地培训了12名导游。
这些导游都有当地人特有的健壮体魄，熟悉社顶部落的一草一木，知道东北季风怎么塑造了当地的地貌，能够轻易找到生活在山上的奇异螃蟹的洞穴，也了解梅花鹿的习性和猕猴的藏身之地，但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他们的平均年龄。
“60岁！”一位从建筑公司退休后接受培训的导游挺起胸膛回答道。
整个社顶部落里很少看到年轻人——他们都在垦丁大街或高雄打工。生态观光只能依赖老人和妇女。社顶生态旅游服务中心有一位帅气的理事长，他被陈美惠教授所感动，决心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但他同时要在垦丁经营自己的冲浪店，只能在社顶和垦丁两头跑。
生态观光每年能社顶带来100万新台币的收入。和大众观光业相比，这个规模不值一提。在几公里外的垦丁大街，一个有9间房的民宿，每年收入就可达800万新台币。
市场并不大，但在起步阶段，外来的志愿者要付出极其辛苦的努力。在饱受台风和泥石流侵袭的沿海山区，两年前莫拉克台风带来泥石流，其令人惊心的痕迹远远没有消除。几乎是灾难刚发生，志愿者就介入了救灾和重建，但成效不一。尽管台湾的政府已经习惯通过委托项目的方式，把一部分用于发展乡村的资金划拨给NGO，但并非每个NGO都能得到充足的资源，也不是每个乡村都够把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变成可以盈利的观光线路。
和时间竞赛
NGO和志愿者的牺牲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保证成功。在重灾区屏东县来义乡，河道被大大小小的石块淹没，这些凝固的石头河流在原有河床上堆积起十几米高。这个排湾族聚居之地和社顶的原住民部落一样，人口少且老化，几乎所有人都从事传统的农耕。泥石流毁坏了一部分村庄，政府在灾后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水土保持政策，禁止种植不利于保持水土的经济作物，比如槟榔树，这让重建变得更加艰难。
志愿者努力培训部落的年轻人（主要是妇女），挖掘排湾族的传统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吸引游客，为这个饱受创伤的部落提供能持续经营的经济来源。灾前这些地区风景如画，大多数排湾族人信仰基督教，但头目仍享有很高的威望，部落的创世神话也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但要把这些转换成观光资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负责当地重建的NGO负责人周克任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去争取各种支持。
许多NGO认识到，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是台湾社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大多数NGO都对环境保护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心。但那些不同于传统思路的经济模式——比如生态观光，其效果很长时间后才能顯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坚定地方居民的信心最重要”，陈美惠教授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居民已经等不及了。
颜士杰带我们去过东部海滨一处古老栈道的遗址，在那里，太平洋的波涛年复一年地冲刷着古道下的巉岩峭壁，造就了大片砾石海滩，俯瞰这种世界级的壮美景观令人陶醉，但台湾环岛公路如果按计划从这里通过，12公里长的古道将不复存在。县政府和环保组织试图保住古道，发展生态观光，但居民却挂起条幅，控诉他们滥权、无视地方福利。村民们期望这条公路改善村落到附近城市的交通，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并且为村子带来更多游人。
陈美惠担心村民们美好的愿望会落空。没有了古道，这些村庄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游客不会在这些偏僻的地方停留。再说，“用40亿新台币投资修路，为什么不可以拿一些钱出来改善当地的医疗设施？”
到现在为止，环保组织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我知道哪种方式对他们更好”，陈美惠说，“但没办法证明给他们看。”生态观光需要时间去经营，但在这条古道旁，环保组织的介入太晚。
一条古道的去留并不仅仅关系几个小村庄的命运。这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为了证明什么是“更好的生活”，环保组织正在和时间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