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8年12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刘堪,生于河北乐亭农家,有燕赵人的豪气,又有江南人的秀气,性格内敛,从不张扬。从个人经历看,他是老革命;而最辉煌的一段经历,是1979年1月到国家农委(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后,连续参与为中央起草80年代著名的五个“一号文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和经济振兴。
　　
　　1976年“文革”结束后,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仍提到“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农民先自己干起来的,然后一步一步发展,经过中央的讨论和争论,最后把政策合理化。”时隔30年后,曾任农研室副主任的刘堪回忆起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曾有这样的感喟。“农业改革比较成功,跟我们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有关,当然是在中央的领导下,但成就最终还是农民的。”
　　
　　中央农研室是个一百多人的小单位,起草“一号文件”则是名副其实的“苦力活”。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一般年初中央领导出题,紧接着深入农村调查;夏季汇报,理出头绪,然后再下到基层;9月前后进京,开始与各有关部门座谈,起草文件初稿。12月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会的过程也是“一号文件”争论、诞生的过程,最后文件由中央审发。刘堪等一班人在万里、田纪云等领导和农研室主任杜润生亲自掌握下,日以继夜,字字计较,真是辛苦之极。刘堪带领调查组深入乡村农户,跑遍了半个中国,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情况和农民诉求了如指掌。但他生性内向,从不显山露水,外人“只知有杜(润生),无人知刘(堪)”。其实他是“一号文件”的主要执笔者之一。
　　
　　刘堪早年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学的中文专业,文字素养极好,理论水平很高。但他起草文件从不用文学语言,而是十分严谨地采用科学语言,明白晓畅。在实际工作中,他协助杜老,协调折冲,博采众长。农村工作從“一刀切”、一个模式,到“可以可以也可以”,先多样化,再逐步规范化,促成如此决策,刘堪是一大功臣。
　　
　　1990年以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销,许多农村研究者劳燕分飞。难能可贵的是,刘堪仍作为杜老的忠实助手,思考农村改革和发展,而且进一步从宏观上考虑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如何相匹配,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2008年7月18日,何康、陈锡文等一批农口新老同志,聚会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刘堪已卧病在床,还是作了长篇书面发言。
　　
　　刘堪是1926年5月生人,1948年7月在华北联合大学参加革命,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2年至1966年,历任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农村工作部干事,山西省委宣传部理论教员,中央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及哲学教研室助教。1966年调国家农林部政治部,做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1月至1990年12月,历任国家农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任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员等。
　　
　　
　　刘堪晚年自谦为“四平老人”——平凡、平庸、平常、平和。他有一个传统,就是从不突出自己,不写回忆录,也几乎不写个人署名文章。他总是说,我就是只会当当助手。他夫人多次对我说:“老刘这个人呀,内向。我看他对你们说的话比对我说的话多得多。回家从来不谈公事,只是埋头搞文件。”
　　
　　我曾有幸作为地方上参与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程的“农民工”,得以亲炙刘堪的教诲。上世纪80年代初,我根据农村社队企业的探索,在《红旗》杂志上写了一篇“论以工补农”的文章,后来湖南等地读者认为这有“一平二调”之嫌。刘堪帮我具体分析,认为在同一社区合作(集体)经济内部,在务工、务农社员之间,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作一定的调剂,是体现了社区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公平和人际之间的社会公平;将务工收入购置农机具等补农措施,更是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调剂,不是“大跃进”时的“共产风”和“一平二调”。这些认识在今天已是常识,且国家已明确要求让工业反哺农业,实行以工补农、城乡统筹了,但在当时是一场争论。
　　
　　此外,江苏省曾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等,也受到一些同志的质疑。刘堪帮助我理清思路,写了答辩文章,把争论和我的小文都刊载在他主编的中央农研室内刊《农村问题论坛》上。这一争论受到高层重视,总书记发话“不要再争了,这几年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刘堪指导我们的方法,总是先讲原则和原理,再讲逻辑和方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基本点是从农民的心愿出发来看问题;不是指责农民“自发倾向”,而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刘堪早有遗嘱,身后不写生平,不收花圈,不准搞遗体告别。他逝世的消息今年2月2日才由新华社播发,此前只有极少数同志知道,搞了一个极小规模的追思会。但是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么一位农村改革的幕后先驱者之一。中央领导人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老农口同志更纷纷表示悼念和哀思。刘堪不虚此生。■
　　
　　作者为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曾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省委农工部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