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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丽丝·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部以殖民地为背景的描写女性悲剧的经典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莱辛真实地描写了在男权社会、经济窘迫和种族偏见重压下的穷苦白人妇女的悲惨命运。本文在对文本的分析中，试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造成女主人公玛丽·特纳悲剧的成因，进而探寻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女性生存问题。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 疯癫 男权 经济 种族隔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她几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及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并于2007年以其多变的风格、深邃的思想以及丰富的创造成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莱辛幼年随父亲在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一个农场生活，并在这里成长。南非的生活经历对莱辛的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早期作品大多取材于此。作为英国殖民统治在非洲的见证者，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殖民者在非洲犯下的滔天罪行。
作为一个多产、睿智而又多才多艺的作家，莱辛几乎书写了从英国殖民主义形成到这种意识形态宣告失败之间的所有进程（Gale,2007）。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1950）是她在殖民地生活期间创作的。该书以19世纪中期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歧视和穷苦白人的艰辛生活，揭露了种族偏见和男权至上的社会现实。在莱辛看来，男权社会、经济贫困、种族隔阂是导致玛丽心理变化与扭曲的重要因素，也是她自我错乱与分裂的主要原因。本文试通过分析小说中导致女主人公玛丽疯癫的原因，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女性与他人、与社会以及自我之间的种种关系。
一 男权社会留下的童年阴影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莱辛一直以来都关注着白人社会中存在着的性别问题、肤色问题和两性价值体系碰撞等女性问题。小说《野草在歌唱》关注的是一个试图与殖民地男权社会抗争却以失败收场的女性的尝试。
作品一开始以倒叙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故事的结局——一个黑人奴仆杀死了他的白人女主人玛丽·特纳。然后再叙述玛丽的童年、青年和婚姻生活。玛丽对于男人、婚姻和家庭的恐惧可以归因于她童年的记忆。玛丽的童年是不幸的，父亲终日酗酒，母亲为贫困的生活喋喋不休，最后在憔悴中去世。对于“父权”的恐惧和对母亲的同情使玛丽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16岁时，玛丽离开寄宿学校去城里工作。经济上的独立，使她摆脱了童年时代的艰苦环境，摆脱了父母不和的不幸家庭。在城里的秘书工作给了她一个相对稳定和独立富足的生活。然而，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社会环境造成了玛丽封闭内向的性格，“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震动；一想到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醉得眼睛通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既悲痛，又那样冷若冰霜。”（35）幼小时期心中对“家”和对男性的恐惧使她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使她压抑了正常的人类感情。因此，虽然她“年纪已经三十，竟然没有恋爱的烦恼”（34），“有时她的确感到不安，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满，以致失去了娱乐后的快感”（35），但她的心态仍然处于幼稚单纯的孩童时期，穿着打扮也像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单身的玛丽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可是出了办公室，出了俱乐部，她的生活便完全依靠男人”。玛丽身边不乏男性朋友，她却不愿谈婚论嫁。但是社会和自我的双重压力使玛丽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一方面，玛丽意识到一种微妙而强大的压力——结婚；另一方面，母亲在婚姻中的悲惨结局在她心中留下了巨大阴影。在家庭中，母亲把她而不是她的父亲作为精神的寄托。母亲“常常一面缝衣服一面就哭起来，玛丽伤心地安慰她，心里既想走开，又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时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玛丽不愿过母亲那样的生活，但现实的情景具体了她童年时模糊的记忆。在新婚之夜，她似乎回到了母亲身边，看到母亲在无休止地筹划家务，缝衣补袜；又好像觉得自己的父亲从坟墓中送出了遗嘱，逼迫她去过她母亲的生前非过不可的那种生活。此时，玛丽内心中对于男权至上前提下的婚姻生活的恐惧彻底迸发，婚姻并没有成为她回归“自然”的渡船，而是她通向分裂疯癫的快艇。
二 经济贫困加速婚姻瓦解
从迪克与玛丽结婚开始到玛丽自愿受死和迪克发疯，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一天舒服的日子。他们也多次尝试过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解决一直困扰着他们并影响着他们夫妻关系的经济问题。但不幸的是，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得以改善，还导致了他们精神上的分裂与崩溃。经济因素作为导致玛丽最终悲剧的外因，在玛丽与迪克的生命旅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父权社会的约束最终使玛丽决定结婚。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对女孩来说，婚姻是她们融入社会的唯一方法，如果她们一直没人要的话，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她们是废物”。然而对于玛丽来说，她与迪克的婚姻是出于需要而不是感情。玛丽结婚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摆脱父权社会传统与规范的压力；另一方面她也想换个环境，安安静静地生活，她要“接近自然”。但事实上，结婚后，玛丽发觉她正努力逃离现在的这种生活。矮小的铁皮房子，简陋的家具使她想起了她母亲的“木头盒子”，她和她的母亲一样陷入了令人绝望的贫困之中；滚烫的白铁皮房顶使她发出似乎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母亲以及所有正在遭受痛苦的女人的抱怨声。此时，玛丽正被南非白人社会置于一种“双失”的境地：一方面，迪克经营农场的失败使他们被当地的白人同胞藐视；另一方面，经济贫困又使他们失去自尊和社会认可。当玛丽第一次见到查理·斯莱特夫妇时，“她注意到斯莱特太太目光犀利地望着整个房间，把每个坐垫都做了估价”（75）。经济上的成功才能确保种族优势，没有这种成功，他们就被称作“穷苦白人”，其地位也不比当地的土著人的地位好到哪儿去。经济上的拮据使玛丽生活困苦，羞于见人，完全不能融入斯莱特夫妇所代表的白人社会。此时，玛丽梦想着重新回到城里去，去过那种“美好宁静的生活”。而迫使玛丽把这种梦想付诸行动的是迪克开店的计划。玛丽仿佛看到了她童年噩梦的重复，她唯一能够逃离这噩梦的方法就是重新回到城里去工作，去做一个经济上“独立的”人。然而，那自由自在的世界已经不属于她了，过去无处寻觅，自我完全失落，她的精神也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迪克的病似乎暂时遏制了玛丽心理上的崩溃。当迪克与疟疾抗争时，玛丽终于暂时地体会到了她是一个被需要的人，同时也看到了她地位上的“优越性”。玛丽可以在迪克的农场上行使“男性的权力”。拥有这种权力时，玛丽觉得自己过去那种精力似乎又回来了。她精心计划着改善农场的现状，希望通过农场的盈利来还清所有的债务。“那样他们就可以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就可以离开农场，重新享受文明生活。”（128）而“现在他们每花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此外还有债务的重负，使他们受尽良心的煎熬……，这实在比挨饿还要难受。”（128）然而，干旱彻底打碎了玛丽的美梦，他们又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苦白人”。自此，玛丽的精神支柱彻底被打垮。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在这对贫苦夫妻的生活模式和婚姻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资的匮乏直接或间接地侵蚀着他们的精神，并在故事的结尾最终彻底地摧毁了他们。
三 种族隔阂扼杀逾界感情
1978年，迈克尔·索普写到：“罗得西亚自1903年以来就规定，一个黑人男子和白人女子性交是刑事罪行；而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的法规适用于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妇女之间发生的同类事件。”该法规认为，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紧张的，任何的逾越都将是殖民地文化中的缺憾。然而，这条殖民地白人妇女必须遵守的规则却被玛丽无意中破坏。
如果说玛丽短暂的一生中存在过爱情的话，那应该是与摩西模糊的情感。这份感情为她暂时提供了忘却痛苦的避风港。玛丽在努力地寻找自我。然而，以斯莱特夫妇为代表的“白人社区”和玛丽已经内化了的种族偏见无情地扼杀了这份逾界的感情。当查理发现玛丽竟用对他那种“羞答答的调情的声音”同土人说话时，他感到非常恼火，并马上劝说迪克离开。他必须“遵循南非白人的第一条行为法则办事，那就是‘你不应当是你的白人兄弟败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你们白人一样高贵了’”。（192）冷酷贪婪的查理为了遵循这“白人的第一条行为法则”，甚至答应请迪克做农场的经理并出钱让他们夫妇去海滨度假，以免让他们做出让他们更不堪的事情。
除了以斯莱特夫妇为代表的“白人社区”的激烈反应，玛丽自身也经历着激烈的冲突。这是她的情感渴望与种族意识在内心的激烈冲突，“两者之间的冲突毁灭了她那完美的幻想”。这种外在种族歧视的标准的侵入有时是无声无息的，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充满种族歧视：她的母亲告诫她要远离那些黑人孩子；在迪克的农场里，说教的话“自然”地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她用不着费神多想。因为，“当年她父亲教诲土著佣人的时候，这种说教她听得够多了，因此它们很自然地从她最早的记忆里涌现了出来。”（119）玛丽在摩西的身上找到了真正的感情，确立了真实的自我。但是当托尼发现她与摩西的暧昧关系时，她却认同了“白人标准”，如托尼一样向摩西大声呵斥并凶狠地将他赶走。内心中无法平衡的情感和种族偏见使玛丽几近崩溃，而在她临死前感到的愧疚与悔恨也似乎来得“太晚了”。玛丽被杀前的“愧疚”只是女性意识有限度的觉醒，但终觉摆脱不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最终成为了可悲可叹的牺牲品。
作为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中所体现的玛丽的女性意识觉醒是有限度的，但正是这短暂而又朦胧的觉醒却揭开了莱辛后来无数作品中对于女性生存状况的探知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诉求。埃伦·布鲁克斯曾评价过：
“莱辛在她小说中无与伦比的，彻底而精准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生活中她亲身经历的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在女性身份认同方面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其他同类作品。在她的笔下，这些复杂、智慧而又困惑的女性对她们身份的归属产生疑问。为确认她们的社会地位，这些勇敢的女性竭力反抗已有的社会秩序。”（Islam，2008）
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以战后殖民主义盛行的南非大陆为背景呈现了一个家庭的悲剧，刻画了玛丽这个“穷苦白人妇女”的悲惨命运，阐释了由于“男权社会、经济贫困、种族隔阂”而最终导致玛丽精神的分裂与崩溃的过程。她不仅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家庭的悲剧、时代的悲剧、种族的悲剧，也展示了一个女人的悲剧。
注：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青年专项基金项目“殖民悲歌——对《青草在歌唱》中女性内心世界的探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QF200913。
参考文献：
[1] Bloom,Harold.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Oxford:Oxford Press, 1997.
[2] Connolly,Cyril.& Burgess,A.The Modern Movement,One Hundrd Key books; 99Novels: The Best in English since 1939.Trans.Li Wenjun,et al.Guilin Lijiang Press,1988.
[3] Gale （Detroit,MI）.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Doris Lessig.Entry updated: Nov.2,2007.
[4] Islam,S.Mohammad.“Doris Lessing Led the Divided Civilization to Security”. 2008.
[5] 多丽丝·莱辛，一蕾译：《野草在歌唱》，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6] 将承勇：《英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卢静：《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多丽丝·莱辛研究评述》，《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
[8] 陆建德：《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9] 张和龙：《战后英国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 王丽丽、伊迎：《权力下的生存——解读〈野草在歌唱〉，《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丹，女，1978—，山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关键词：《野草在歌唱》 疯癫 男权 经济 种族隔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她几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及多个世界级文学奖项，并于2007年以其多变的风格、深邃的思想以及丰富的创造成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莱辛幼年随父亲在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一个农场生活，并在这里成长。南非的生活经历对莱辛的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早期作品大多取材于此。作为英国殖民统治在非洲的见证者，她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殖民者在非洲犯下的滔天罪行。
作为一个多产、睿智而又多才多艺的作家，莱辛几乎书写了从英国殖民主义形成到这种意识形态宣告失败之间的所有进程（Gale,2007）。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1950）是她在殖民地生活期间创作的。该书以19世纪中期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歧视和穷苦白人的艰辛生活，揭露了种族偏见和男权至上的社会现实。在莱辛看来，男权社会、经济贫困、种族隔阂是导致玛丽心理变化与扭曲的重要因素，也是她自我错乱与分裂的主要原因。本文试通过分析小说中导致女主人公玛丽疯癫的原因，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女性与他人、与社会以及自我之间的种种关系。
一 男权社会留下的童年阴影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莱辛一直以来都关注着白人社会中存在着的性别问题、肤色问题和两性价值体系碰撞等女性问题。小说《野草在歌唱》关注的是一个试图与殖民地男权社会抗争却以失败收场的女性的尝试。
作品一开始以倒叙的手法向读者展示了故事的结局——一个黑人奴仆杀死了他的白人女主人玛丽·特纳。然后再叙述玛丽的童年、青年和婚姻生活。玛丽对于男人、婚姻和家庭的恐惧可以归因于她童年的记忆。玛丽的童年是不幸的，父亲终日酗酒，母亲为贫困的生活喋喋不休，最后在憔悴中去世。对于“父权”的恐惧和对母亲的同情使玛丽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16岁时，玛丽离开寄宿学校去城里工作。经济上的独立，使她摆脱了童年时代的艰苦环境，摆脱了父母不和的不幸家庭。在城里的秘书工作给了她一个相对稳定和独立富足的生活。然而，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社会环境造成了玛丽封闭内向的性格，“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震动；一想到结婚，就记起父亲生前回家来那种醉得眼睛通通红的模样；一想起孩子，就记起哥哥姐姐死了时，母亲那副哭丧着脸的样子——既悲痛，又那样冷若冰霜。”（35）幼小时期心中对“家”和对男性的恐惧使她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使她压抑了正常的人类感情。因此，虽然她“年纪已经三十，竟然没有恋爱的烦恼”（34），“有时她的确感到不安，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满，以致失去了娱乐后的快感”（35），但她的心态仍然处于幼稚单纯的孩童时期，穿着打扮也像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单身的玛丽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可是出了办公室，出了俱乐部，她的生活便完全依靠男人”。玛丽身边不乏男性朋友，她却不愿谈婚论嫁。但是社会和自我的双重压力使玛丽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一方面，玛丽意识到一种微妙而强大的压力——结婚；另一方面，母亲在婚姻中的悲惨结局在她心中留下了巨大阴影。在家庭中，母亲把她而不是她的父亲作为精神的寄托。母亲“常常一面缝衣服一面就哭起来，玛丽伤心地安慰她，心里既想走开，又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时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玛丽不愿过母亲那样的生活，但现实的情景具体了她童年时模糊的记忆。在新婚之夜，她似乎回到了母亲身边，看到母亲在无休止地筹划家务，缝衣补袜；又好像觉得自己的父亲从坟墓中送出了遗嘱，逼迫她去过她母亲的生前非过不可的那种生活。此时，玛丽内心中对于男权至上前提下的婚姻生活的恐惧彻底迸发，婚姻并没有成为她回归“自然”的渡船，而是她通向分裂疯癫的快艇。
二 经济贫困加速婚姻瓦解
从迪克与玛丽结婚开始到玛丽自愿受死和迪克发疯，他们从来没有过过一天舒服的日子。他们也多次尝试过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解决一直困扰着他们并影响着他们夫妻关系的经济问题。但不幸的是，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得以改善，还导致了他们精神上的分裂与崩溃。经济因素作为导致玛丽最终悲剧的外因，在玛丽与迪克的生命旅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父权社会的约束最终使玛丽决定结婚。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对女孩来说，婚姻是她们融入社会的唯一方法，如果她们一直没人要的话，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她们是废物”。然而对于玛丽来说，她与迪克的婚姻是出于需要而不是感情。玛丽结婚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摆脱父权社会传统与规范的压力；另一方面她也想换个环境，安安静静地生活，她要“接近自然”。但事实上，结婚后，玛丽发觉她正努力逃离现在的这种生活。矮小的铁皮房子，简陋的家具使她想起了她母亲的“木头盒子”，她和她的母亲一样陷入了令人绝望的贫困之中；滚烫的白铁皮房顶使她发出似乎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母亲以及所有正在遭受痛苦的女人的抱怨声。此时，玛丽正被南非白人社会置于一种“双失”的境地：一方面，迪克经营农场的失败使他们被当地的白人同胞藐视；另一方面，经济贫困又使他们失去自尊和社会认可。当玛丽第一次见到查理·斯莱特夫妇时，“她注意到斯莱特太太目光犀利地望着整个房间，把每个坐垫都做了估价”（75）。经济上的成功才能确保种族优势，没有这种成功，他们就被称作“穷苦白人”，其地位也不比当地的土著人的地位好到哪儿去。经济上的拮据使玛丽生活困苦，羞于见人，完全不能融入斯莱特夫妇所代表的白人社会。此时，玛丽梦想着重新回到城里去，去过那种“美好宁静的生活”。而迫使玛丽把这种梦想付诸行动的是迪克开店的计划。玛丽仿佛看到了她童年噩梦的重复，她唯一能够逃离这噩梦的方法就是重新回到城里去工作，去做一个经济上“独立的”人。然而，那自由自在的世界已经不属于她了，过去无处寻觅，自我完全失落，她的精神也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迪克的病似乎暂时遏制了玛丽心理上的崩溃。当迪克与疟疾抗争时，玛丽终于暂时地体会到了她是一个被需要的人，同时也看到了她地位上的“优越性”。玛丽可以在迪克的农场上行使“男性的权力”。拥有这种权力时，玛丽觉得自己过去那种精力似乎又回来了。她精心计划着改善农场的现状，希望通过农场的盈利来还清所有的债务。“那样他们就可以过称心如意的日子，就可以离开农场，重新享受文明生活。”（128）而“现在他们每花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此外还有债务的重负，使他们受尽良心的煎熬……，这实在比挨饿还要难受。”（128）然而，干旱彻底打碎了玛丽的美梦，他们又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苦白人”。自此，玛丽的精神支柱彻底被打垮。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在这对贫苦夫妻的生活模式和婚姻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资的匮乏直接或间接地侵蚀着他们的精神，并在故事的结尾最终彻底地摧毁了他们。
三 种族隔阂扼杀逾界感情
1978年，迈克尔·索普写到：“罗得西亚自1903年以来就规定，一个黑人男子和白人女子性交是刑事罪行；而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的法规适用于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妇女之间发生的同类事件。”该法规认为，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紧张的，任何的逾越都将是殖民地文化中的缺憾。然而，这条殖民地白人妇女必须遵守的规则却被玛丽无意中破坏。
如果说玛丽短暂的一生中存在过爱情的话，那应该是与摩西模糊的情感。这份感情为她暂时提供了忘却痛苦的避风港。玛丽在努力地寻找自我。然而，以斯莱特夫妇为代表的“白人社区”和玛丽已经内化了的种族偏见无情地扼杀了这份逾界的感情。当查理发现玛丽竟用对他那种“羞答答的调情的声音”同土人说话时，他感到非常恼火，并马上劝说迪克离开。他必须“遵循南非白人的第一条行为法则办事，那就是‘你不应当是你的白人兄弟败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你们白人一样高贵了’”。（192）冷酷贪婪的查理为了遵循这“白人的第一条行为法则”，甚至答应请迪克做农场的经理并出钱让他们夫妇去海滨度假，以免让他们做出让他们更不堪的事情。
除了以斯莱特夫妇为代表的“白人社区”的激烈反应，玛丽自身也经历着激烈的冲突。这是她的情感渴望与种族意识在内心的激烈冲突，“两者之间的冲突毁灭了她那完美的幻想”。这种外在种族歧视的标准的侵入有时是无声无息的，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充满种族歧视：她的母亲告诫她要远离那些黑人孩子；在迪克的农场里，说教的话“自然”地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她用不着费神多想。因为，“当年她父亲教诲土著佣人的时候，这种说教她听得够多了，因此它们很自然地从她最早的记忆里涌现了出来。”（119）玛丽在摩西的身上找到了真正的感情，确立了真实的自我。但是当托尼发现她与摩西的暧昧关系时，她却认同了“白人标准”，如托尼一样向摩西大声呵斥并凶狠地将他赶走。内心中无法平衡的情感和种族偏见使玛丽几近崩溃，而在她临死前感到的愧疚与悔恨也似乎来得“太晚了”。玛丽被杀前的“愧疚”只是女性意识有限度的觉醒，但终觉摆脱不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最终成为了可悲可叹的牺牲品。
作为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中所体现的玛丽的女性意识觉醒是有限度的，但正是这短暂而又朦胧的觉醒却揭开了莱辛后来无数作品中对于女性生存状况的探知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诉求。埃伦·布鲁克斯曾评价过：
“莱辛在她小说中无与伦比的，彻底而精准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实生活中她亲身经历的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在女性身份认同方面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其他同类作品。在她的笔下，这些复杂、智慧而又困惑的女性对她们身份的归属产生疑问。为确认她们的社会地位，这些勇敢的女性竭力反抗已有的社会秩序。”（Islam，2008）
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以战后殖民主义盛行的南非大陆为背景呈现了一个家庭的悲剧，刻画了玛丽这个“穷苦白人妇女”的悲惨命运，阐释了由于“男权社会、经济贫困、种族隔阂”而最终导致玛丽精神的分裂与崩溃的过程。她不仅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家庭的悲剧、时代的悲剧、种族的悲剧，也展示了一个女人的悲剧。
注：本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青年专项基金项目“殖民悲歌——对《青草在歌唱》中女性内心世界的探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QF200913。
参考文献：
[1] Bloom,Harold.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Oxford:Oxford Press, 1997.
[2] Connolly,Cyril.& Burgess,A.The Modern Movement,One Hundrd Key books; 99Novels: The Best in English since 1939.Trans.Li Wenjun,et al.Guilin Lijiang Press,1988.
[3] Gale （Detroit,MI）.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Doris Lessig.Entry updated: Nov.2,2007.
[4] Islam,S.Mohammad.“Doris Lessing Led the Divided Civilization to Security”. 2008.
[5] 多丽丝·莱辛，一蕾译：《野草在歌唱》，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6] 将承勇：《英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卢静：《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多丽丝·莱辛研究评述》，《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
[8] 陆建德：《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9] 张和龙：《战后英国小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 王丽丽、伊迎：《权力下的生存——解读〈野草在歌唱〉，《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丹，女，1978—，山东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