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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档案馆保存着一部珍贵的方志古籍——《深州风土记》。这部古籍，为蓝布匣面包装，匣内是八册线装本，每册封面均刻有“歙朱颖署检”。第一册，在第二页正面，刻有大字号“深州风土记”五个字，反面刻有“光绪廿有六年冬十一月文瑞书院栞”。光绪廿有六年，即1900年，可见该部书刊刻至今已有117年历史了。
方志，“方”即地方，“志”就是“记”。方志，就是关于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人物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素有“博物之书”“地方百科全书”之称，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章实斋称方志为“一方之全史”。民国文史学家瞿宣颖《方志考稿》序中讲方志有益于研史的六大功用——“社会制度之委屈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登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逸闻轶事散见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宜，可以窥见经济状况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这六大功用，在《深州风土记》可以集中体现。
《深州风土记》是清代深州的地方志、深州的全史。当时的深州，相当于今天的深州市以及武强、饶阳、安平三县。这部书，被称为清【同治】《深州风土记》，从开始修纂到刊刻成功，费时将近30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二十二篇，依次为：历代疆域、河渠、赋役、学校、历代兵事、历代官制、职官、名宦、艺文、古迹、金石、人谱、荐绅、名臣、文学、武节、吏绩、孝义、流寓、列女、物产、叙录。该志相较其他志书，比较重视人物，分类细，记载详，篇幅几乎占了全志一半；结构上，门目清楚并且有独到之处；内容上，考证详博，字字有本；语言上，逻辑严密，辞藻文雅。瞿宣颖高度评价《深州风土记》，认为它富有才情，“物产”一篇，论农商状况、士女风俗，有《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的风格，而且“近代方志寂寂少佳構”，而《深州风土记》为后世修志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模式，堪称清代方志中的佳作。
《深州风土记》由清同治四年进士、晚期桐城派代表人物、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吴汝纶纂修。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今属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祢衡相拟。”（《清史稿·吴汝纶传》）。1864年中举，1865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与黎庶昌、薛福成、张裕钊师事曾国藩，被誉为“曾门四大弟子之首”，“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曾先后出任深州、冀州知州、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雍乾几个皇帝都非常重视各级志书的修纂，各地督抚以及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所以清代志书不仅数量大，质量也比较高。我国现存8500多种地方志中，清代就占了5000多种。同治十年（1871年），吴汝纶就任深州知州，正值直隶总督李鸿章修《畿辅通志》，令各州县修志备览。吴汝纶奉檄修州志，他亲自拟定了《采访志书条例十六则》，包括应采书目，采本境名贤著述，采传状碑志诗书，采石碑刻，采旧志，采邻境志书，考村庄道路，采河道迁徙，采民间习俗，采物产货值，采族姓迁流所自，考核舆图、采方言、采人物、采旧事、采古迹等。这“十六则”，对今天的志书编纂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他还强调编写地方志要坚持“详独略同”原则，要写出地方特色，“今宜择他处所无而此独有，他处不如此处之佳作者，始行详载。如深州之桃，饶阳之绣之类，其土产所生，应查明某物最多，某物最少。又宜记耕种、禾稼之工，以考民力之勤情；记载植树木之法，以考物产之兴耗。”并且要“一洗敝国方志陈陈相因之故习”，立足调查基础；在《深州风土记》的结构上，吴汝纶首创了“人谱”一门，细细梳理了深州境内各大家族的谱系脉络，例如安平崔氏家族，该书将其自西汉至五代一千多年的繁衍、分支进行了详细记载，为后世考证汉唐门阀士族的兴衰提供了非常系统的、宝贵历史资料。吴汝纶还特别重视搜集金石碑刻等原始资料的全面性，对刻石“即村民琐事，土音俚语，既行刻石，亦必有事可考。今无论何项碑刻，但金石上一字，均应广为搜求，大者摹拓，小者抄录”。这些原始碑刻资料，价值颇高，被后人称道，“所录明洪武学校格式碑，足证明代地方教育制度，且补《明史·选举志》之疏阔，至为可珍”。他还特别重视地方风土人情的采录，“旧志多采摭史书，略论风俗，寥寥数语，既嫌简少，且史氏所言，多一方大概，不仅为一州一县而言，此不切之陈言也”。而且冠婚丧祭、日用饮食、土地庙祭神、赛会等”“虽俚鄙不经，究系俗尚所系，皆应胪列志书”。他还极为重视地方志舆图的绘制，强调亲自勘查绘制，批评“历来志书舆图极鲜精本、而图独疏简”，“舆图之学最重目验，足迹未经，据载籍而摹绘之，其合于旧说而背于今地者多矣”。他还力主调查河道的变迁，并将考察结果载入志书。吴汝纶还强调州县志书应该详载村庄，对每一个村庄的人口、土地、四至八到的官道、小道皆应详录。总之，吴汝纶科学、严谨、务实、求全的治学态度和桐城才子的文学才情在《深州风土记》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部书对研究深州地域文化和吴汝纶的写作风格有一定价值。
1873年，吴汝纶因丁忧去官，志未完稿。他在家乡时，受到州绅敦请，深州负责修志的官吏拿着文稿远赴桐城让他审定，十年后，吴汝纶先后到天津、冀州和保定，修志工作也断断续续，吴汝纶在为官之暇纂成志稿，但未能及时刊刻。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江苏吴县人朱璋达来知深州，求得吴志稿本，召集州绅谋求付梓，当时吴汝纶正任莲池书院院长，于是集资置局，采取辑缀近年事迹，请吴汝纶整齐削定。1900年，吴汝纶从保定莲池书院到深州躲避八国联军之乱，在深州盈亿义仓住了几个月，在这里终于最后完成《深州风土记》的通纂，并于当年在深州文瑞书院刊刻。
据《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统计，《深州风土记》光绪二十六年文瑞书院刻本存世较广，在河北省图书馆、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博物馆、衡水市档案馆、河北省地理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保定市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浙江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全国各地88家图书馆、档案馆有存。另外，河北省方志办存有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等3家存有清宣统年间石印本。
吴汝纶一生“以振兴教育为己任”，主张“以文立教”，革新教育，救亡图存。知深州、冀州期间，大力兴办书院，将被豪民侵占的书院、学堂的田地彻底清查夺回，曾“遍查境内庙产，为豪巨寺僧所狼据者，尽没入书院”，保证了教育经费。他还经常出入书院，亲自讲授，发现并悉心培养人才，被百姓尊为“大师”。更为可贵的是，吴汝纶参与过洋务运动，思想进步，“力戒科举空疏之陋”，积极探求西学、求实致用，主张“学问与事业合而为一，启发民智以自立自强”。他更将桐城派（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的“清真雅正”文风注入深、冀文坛，强调文章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词句精练，记叙扼要，平易清新。“张（张裕钊）、吴（吴汝纶）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为深州、冀州培养了大量人才，使“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其开明、先进、科学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对近代深州、冀州以至当今的衡水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吴汝纶知冀州期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力陈兴修水利对发展冀州农业的意义，争取了巨款，用3年时间疏浚扩挖一条30公里长的排水渠，“将冀衡洼地”的积水引入滏阳河，新开良田40余万亩，夏秋时节，滏阳河上、下游的货船可以直抵冀州，繁荣了冀州经济。这条渠被老百姓尊称为“吴公渠”。吴汝纶执政深州、冀州十余年，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吴汝纶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易说》《写定尚书》《尚书故》《夏小正私笺》《深州风土记》《吴挚甫文集》《吴挚甫尺牍》《吴挚甫先生函稿》《桐城吴先生日记》《李文忠公事略》《桐城吴先生全书》《桐城吴先生遗书》等。
（作者单位：衡水市档案局）
方志，“方”即地方，“志”就是“记”。方志，就是关于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人物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性著述，素有“博物之书”“地方百科全书”之称，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章实斋称方志为“一方之全史”。民国文史学家瞿宣颖《方志考稿》序中讲方志有益于研史的六大功用——“社会制度之委屈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登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逸闻轶事散见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三也；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宜，可以窥见经济状况之变迁，四也；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这六大功用，在《深州风土记》可以集中体现。
《深州风土记》是清代深州的地方志、深州的全史。当时的深州，相当于今天的深州市以及武强、饶阳、安平三县。这部书，被称为清【同治】《深州风土记》，从开始修纂到刊刻成功，费时将近30年。该书共三十九万字，分为二十二篇，依次为：历代疆域、河渠、赋役、学校、历代兵事、历代官制、职官、名宦、艺文、古迹、金石、人谱、荐绅、名臣、文学、武节、吏绩、孝义、流寓、列女、物产、叙录。该志相较其他志书，比较重视人物，分类细，记载详，篇幅几乎占了全志一半；结构上，门目清楚并且有独到之处；内容上，考证详博，字字有本；语言上，逻辑严密，辞藻文雅。瞿宣颖高度评价《深州风土记》，认为它富有才情，“物产”一篇，论农商状况、士女风俗，有《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的风格，而且“近代方志寂寂少佳構”，而《深州风土记》为后世修志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模式，堪称清代方志中的佳作。
《深州风土记》由清同治四年进士、晚期桐城派代表人物、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吴汝纶纂修。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今属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祢衡相拟。”（《清史稿·吴汝纶传》）。1864年中举，1865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与黎庶昌、薛福成、张裕钊师事曾国藩，被誉为“曾门四大弟子之首”，“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曾先后出任深州、冀州知州、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雍乾几个皇帝都非常重视各级志书的修纂，各地督抚以及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所以清代志书不仅数量大，质量也比较高。我国现存8500多种地方志中，清代就占了5000多种。同治十年（1871年），吴汝纶就任深州知州，正值直隶总督李鸿章修《畿辅通志》，令各州县修志备览。吴汝纶奉檄修州志，他亲自拟定了《采访志书条例十六则》，包括应采书目，采本境名贤著述，采传状碑志诗书，采石碑刻，采旧志，采邻境志书，考村庄道路，采河道迁徙，采民间习俗，采物产货值，采族姓迁流所自，考核舆图、采方言、采人物、采旧事、采古迹等。这“十六则”，对今天的志书编纂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他还强调编写地方志要坚持“详独略同”原则，要写出地方特色，“今宜择他处所无而此独有，他处不如此处之佳作者，始行详载。如深州之桃，饶阳之绣之类，其土产所生，应查明某物最多，某物最少。又宜记耕种、禾稼之工，以考民力之勤情；记载植树木之法，以考物产之兴耗。”并且要“一洗敝国方志陈陈相因之故习”，立足调查基础；在《深州风土记》的结构上，吴汝纶首创了“人谱”一门，细细梳理了深州境内各大家族的谱系脉络，例如安平崔氏家族，该书将其自西汉至五代一千多年的繁衍、分支进行了详细记载，为后世考证汉唐门阀士族的兴衰提供了非常系统的、宝贵历史资料。吴汝纶还特别重视搜集金石碑刻等原始资料的全面性，对刻石“即村民琐事，土音俚语，既行刻石，亦必有事可考。今无论何项碑刻，但金石上一字，均应广为搜求，大者摹拓，小者抄录”。这些原始碑刻资料，价值颇高，被后人称道，“所录明洪武学校格式碑，足证明代地方教育制度，且补《明史·选举志》之疏阔，至为可珍”。他还特别重视地方风土人情的采录，“旧志多采摭史书，略论风俗，寥寥数语，既嫌简少，且史氏所言，多一方大概，不仅为一州一县而言，此不切之陈言也”。而且冠婚丧祭、日用饮食、土地庙祭神、赛会等”“虽俚鄙不经，究系俗尚所系，皆应胪列志书”。他还极为重视地方志舆图的绘制，强调亲自勘查绘制，批评“历来志书舆图极鲜精本、而图独疏简”，“舆图之学最重目验，足迹未经，据载籍而摹绘之，其合于旧说而背于今地者多矣”。他还力主调查河道的变迁，并将考察结果载入志书。吴汝纶还强调州县志书应该详载村庄，对每一个村庄的人口、土地、四至八到的官道、小道皆应详录。总之，吴汝纶科学、严谨、务实、求全的治学态度和桐城才子的文学才情在《深州风土记》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部书对研究深州地域文化和吴汝纶的写作风格有一定价值。
1873年，吴汝纶因丁忧去官，志未完稿。他在家乡时，受到州绅敦请，深州负责修志的官吏拿着文稿远赴桐城让他审定，十年后，吴汝纶先后到天津、冀州和保定，修志工作也断断续续，吴汝纶在为官之暇纂成志稿，但未能及时刊刻。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江苏吴县人朱璋达来知深州，求得吴志稿本，召集州绅谋求付梓，当时吴汝纶正任莲池书院院长，于是集资置局，采取辑缀近年事迹，请吴汝纶整齐削定。1900年，吴汝纶从保定莲池书院到深州躲避八国联军之乱，在深州盈亿义仓住了几个月，在这里终于最后完成《深州风土记》的通纂，并于当年在深州文瑞书院刊刻。
据《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统计，《深州风土记》光绪二十六年文瑞书院刻本存世较广，在河北省图书馆、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博物馆、衡水市档案馆、河北省地理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保定市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浙江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全国各地88家图书馆、档案馆有存。另外，河北省方志办存有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等3家存有清宣统年间石印本。
吴汝纶一生“以振兴教育为己任”，主张“以文立教”，革新教育，救亡图存。知深州、冀州期间，大力兴办书院，将被豪民侵占的书院、学堂的田地彻底清查夺回，曾“遍查境内庙产，为豪巨寺僧所狼据者，尽没入书院”，保证了教育经费。他还经常出入书院，亲自讲授，发现并悉心培养人才，被百姓尊为“大师”。更为可贵的是，吴汝纶参与过洋务运动，思想进步，“力戒科举空疏之陋”，积极探求西学、求实致用，主张“学问与事业合而为一，启发民智以自立自强”。他更将桐城派（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的“清真雅正”文风注入深、冀文坛，强调文章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词句精练，记叙扼要，平易清新。“张（张裕钊）、吴（吴汝纶）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为深州、冀州培养了大量人才，使“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其开明、先进、科学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对近代深州、冀州以至当今的衡水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吴汝纶知冀州期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力陈兴修水利对发展冀州农业的意义，争取了巨款，用3年时间疏浚扩挖一条30公里长的排水渠，“将冀衡洼地”的积水引入滏阳河，新开良田40余万亩，夏秋时节，滏阳河上、下游的货船可以直抵冀州，繁荣了冀州经济。这条渠被老百姓尊称为“吴公渠”。吴汝纶执政深州、冀州十余年，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吴汝纶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易说》《写定尚书》《尚书故》《夏小正私笺》《深州风土记》《吴挚甫文集》《吴挚甫尺牍》《吴挚甫先生函稿》《桐城吴先生日记》《李文忠公事略》《桐城吴先生全书》《桐城吴先生遗书》等。
（作者单位：衡水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