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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武汉都市类报纸中，情感倾诉故事的存在是一种广泛、长期的现象。情感倾诉故事突出矛盾题材，着重呈现“非常态”且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并在语言表达上偏向流行和粗俗。这种现象及其呈现特征与武汉市民文化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关键词：情感倾诉故事；市民文化；楚风遗韵；码头文化
中圖分类号：G2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52-03
情感故事在武汉都市类报纸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专版或专刊的形式，连续地、固定地登载。《楚天金报》自创刊起便将“情感”作为其特色，率先推出“情感金刊”和“百味人生”专版。如今，情感故事已成为该报的一大品牌，赢得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受众群体。其他都市类报纸也迅速跟进，《武汉晚报》推出“百姓讲述”，《武汉晨报》推出“倾诉热线”，《楚天都市报》推出“讲述”等。此外，《武汉晨报》开办的“新苹果周刊”，也将绝大多数的篇幅用于情感故事的报道。从这一角度来讲，武汉都市类报纸都涂抹上了一层较为浓厚的“情感”色彩。
尽管这一现象存在已久，但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则较为缺乏。本研究将着眼于情感故事在武汉都市类报纸中的呈现形态，从选材、结构和话语三个方面分析其特征。同时，都市类报纸孕育于某一特定城市及其周边辐射区域，既受到市民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是该地市民文化的重要反映。因此，研究将从武汉市民文化层面切入，进一步探析这一层“情感”色彩的形成原因。
本文所说的“情感故事”主要是指情感倾诉故事，是采用口述实录的方式进行叙述，与人们的恋爱、婚姻等情感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形态。20世纪90年代，记者安顿开始关注、记录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推出《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系列。安顿成为“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其使用的口述实录体也成为纸媒报道情感故事的重要形态。在武汉市的四大都市类报纸中，情感倾诉故事主要集中于其创立的情感专版，即“百味人生”、“百姓讲述”、“倾诉热线”和“讲述”。本文笔者就以2010年9月为研究期限，从四家都市报的情感专版中共获得116个样本，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一、情感倾诉故事的题材选择：突出矛盾
顾名思义，情感倾诉故事将围绕“情感”主题展开叙述，但在题材上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综观116个样本，题材选择多样纷呈，如三角恋情、婚外恋情、师生恋情、婆媳关系、中年婚姻危机、恋情遭遇金钱、幸福婚姻、怀念初恋等。若对其进行详细统计，则显得过于繁杂，且会出现题材间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将题材划归为五大类型：情感性家庭矛盾、非情感性家庭矛盾、情感性恋爱矛盾、非情感性恋爱矛盾和幸福婚恋。
这种归类是相对而言的，主要存在三个层面的区分。首先是矛盾婚恋与幸福婚恋的区分，这在具体的文本中容易区分。其次是家庭矛盾与恋爱矛盾的区分，其依据主要在于倾诉者的婚姻状况。若倾诉者未婚，则属于恋爱矛盾；若倾诉者已婚，则属于家庭矛盾。例如《楚天金报》“寄情已婚同事复杂三角恋成不能明说的痛”一文，尽管倾诉者与已婚同事产生婚外恋情，但倾诉者是未婚，本研究仍然将其划归为恋爱矛盾。再者是情感性与非情感性的区分。情感性矛盾是指恋情是受到第三方、乃至第四方的影响。非情感性矛盾是指恋情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学历背景、距离、疾病、金钱等。需要指出的是，幸福婚恋中也存在矛盾，但更强调对矛盾的成功克服，最终指向幸福。各种题材类型在四报中的分布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看出，绝大多数情感倾诉故事聚焦于矛盾婚恋，而对幸福婚恋关注极少。在矛盾婚恋的下属四个分类中，又以情感性矛盾为多数，包括情感性家庭矛盾和情感性恋爱矛盾。在非情感性这一次级类别中，非情感性家庭矛盾的比例较之于非情感性恋爱矛盾要高。无论是情感性还是非情感性，无论是家庭矛盾还是恋爱矛盾，“矛盾”成为了题材选择的首要关键词。这种吐露“不幸”与口述实录出现时所发挥“泄压”作用是相契合的。
二、情感倾诉故事的关系模式：“非常态”与错综复杂
两性关系是情感倾诉故事展开叙述的核心线索。在116个样本总量中，只有两个样本不是以两性关系为叙述中心。其中《武汉晨报》的“媳妇只生不养、婆婆无奈接棒”关注婆媳关系，《武汉晚报》的“婚姻不幸的大姑子、住进了我家”则围绕姑媳关系。尽管如此，前者提到媳妇与儿子的婚姻状况，后者涉及大姑子的失败婚姻和婚外恋情，仍与两性关系相关。因此，笔者将“两性关系”作为一个研究角度，通过文本分析探寻情感倾诉故事的两性关系模式。
假设A代表男性，B代表女性，考察同一时间段内的两性关系。如果前一段恋情结束，后一段恋情才开始，前后两段恋情不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会相互纠葛；那么，它们则被视为处于不同的时间段内，不属于两性关系模式的考察范围。A与B的数量不同，组合方式不同，形成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四报的116个样本，一共呈现出六种关系模式：AB、ABB、AAB、ABAB、ABBB和AAAB。同样地，这种划分也是相对而言的，各个模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且时常出现交叉。六种关系模式在四报中的具体分布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AB、AAB、ABB、ABAB等四种关系模式被呈现得更为频繁，在四报的情感倾诉故事中都有出现。按照比例的高低，这四种模式在四报中的整体排序为：ABB、AB、AAB、ABAB。但是，各个报纸的具体情况又存在一些差异。就《楚天金报》和《武汉晨报》而言，这四种模式的排序与它们的整体排序相一致。《武汉晚报》和《楚天都市报》则不同，AB模式都以30多个百分点占据第一位，ABB模式仅为其次。此外，AAAB和ABBB模式显得较为特殊，占据的比例极少，且只存在于《楚天金报》。在现实的恋爱、婚姻等情感生活中，AB是最为正常的两性关系模式，也是社会道德和法律所提倡的两性关系模式，属于一种“常态”。但是，就四报的呈现状况来看，AB模式所占比重极为有限。其他5种类型则是非正常的模式，也是为道德所不容许，甚至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两性关系，是一种“非常态”。同时，在这种“非常态”的关系模式内部，也往往是相互交叉、难以理清的，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
三、情感倾诉故事的语言表达：流行与粗俗
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关系模式，最终都需借助一定的语言表达才得以呈现。从微观的语言表达入手，也是探求情感倾诉故事特征的重要路径。语言表达可以处于不同的位置，如大标题、小标题、导读、倾诉者印象描述、口述实录正文、记者手记或短评的标题与正文等。不同的位置，即不同的使用方式，有着不同的凸显程度和含义。由于标题是最为突出、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其语言表达直接体现了记者和媒体的选择偏向、立场观点。本研究采用提取关键词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并对标题和整篇文章中的语言表达分开统计，加以对比。
从整体上看，各流行语在四报中出现的次数相差极大。“XX男\XX女”出现的次数最多，在四报的情感倾诉故事总体中出现26次，在相关的标题中出现12次。其中，《武汉晨报》对“XX男\XX女”的运用又为最多，总体运用11次，标题运用达6次。“剩男\剩女”、“闪婚\闪恋\闪离”和“被XX”在四报中出现的次数也较多，分别以11次、10次和9次列于“XX男\XX女”之后。此外，裸婚、极品\极品XX、啃老\啃岳丈等出现了一定次数。由图也可以看出，流行语在情感倾诉故事的标题中出现得较为频繁，得到极大的凸显。
情感倾诉故事使用口述实录体，其正文是对倾诉者口头讲述的记录。由普通市民构成的倾诉者群体，其语言表达也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甚至是粗俗性。此外，这种略微粗俗的话语在标题、记者手记或短评中也偶有出现。这一类语言表达与倾诉者的情绪宣泄相关，表现出市民日常生活中打骂吵闹的粗鄙。粗俗性语言表达难以被划分归类，甚至粗俗与非粗俗之间的界限也是不太清晰的。笔者主要以市民日常生活的打骂吵闹为依据，将某些语言表达视为粗俗。粗俗性话语在情感倾诉故事整体和标题中的运用，如以图5、6所示：
可以看出，除《楚天都市报》外，其他三报的情感倾诉故事都对粗俗性话语做了不同程度的使用。《武汉晨报》使用次数为最高，为11次。《楚天金报》仅次之，为5次。《武汉晚报》对粗俗性话语的使用相对较少，为2次。粗俗性话语绝大多数地被运用于口述实录的正文中；但也存在例外，《武汉晨报》情感故事的小标题运用了3条粗俗性话语，如“狗血的反转剧”、“初恋可耻地结束”、“猩猩还是那个猩猩”等。其中，“猩猩還是那个猩猩”将某人的外形形容为“猩猩”，具有人身攻击的嫌疑。《武汉晨报》将该类语言表达运用于小标题和口述实录的正文中，运用次数达2次。无论是从运用类型还是运用次数来看，该条粗俗性话语都被突出、强化。
四、情感倾诉故事与武汉市民文化
如上所述，武汉都市类报纸中的情感倾诉故事呈现出一定特征：在题材选择上突出矛盾、反映“非常态”且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语言表达则偏向流行与粗俗。这些特征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如媒体的内部逻辑和经济逻辑、媒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受众的接受心理等。对这类因素的揭示较为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武汉都市类报纸对情感倾诉故事的重视是一种广泛、长久的现象。探寻情感倾诉故事的广泛存在与武汉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强对该现象的理解。
武汉市民文化不仅具有市民文化的共性，更有武汉这一特定区域的个性。这种个性首先表现为其对历史积淀、即楚风遗韵的继承，其次表现在由特殊地理位置而形成的码头文化上。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探析武汉市民文化对于情感的倚重，及其流露出的粗俗性。
（一）楚风遗韵：浪漫与狂野
武汉地处南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楚文化是以情感为底色的，注重对感情的浪漫抒发，贴近人性的自然显露。另一方面，楚文化的情感底色并不是温和的，而是热烈的、狂野的。它凸显出人的旺盛生命力，展现出自然生命的无限魅力；但毫无克制的感情和情绪迸发，也容易滑向粗俗的一端。
武汉市民文化中沉淀着以情感为底色的楚风遗韵。这样一种情感底色培育出市民注重情感的文化心理，也为情感倾诉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生存土壤。同时，情感底色中的热烈和狂放成分若无克制，也使得情感倾诉故事容易流于粗俗。
（二）码头文化：流动与赌狠
武汉赖以生存的码头及其码头文化则是其市民文化中最为浓重的一笔。码头的流动性既包括商品和社会人口的流动，更包括以商品和人为载体的文化的流动。流动是多个方向的、快速的，使码头成为一个“文化漩涡”。
处于“文化漩涡”中的市民具开放兼容的社会心态，和趋新善变的行为取向。当口述实录式的情感倾诉故事以一股强劲之风吹过全国各大城市时，媒体和市民都很容易感知到这一新鲜事物，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同时，“文化漩涡”拥有多元驳杂的成分。五方杂处的人口在其原携带的文化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需要寻求某种同一性，而情感是众多同一中最为基本的。情感故事具有的消闲性也能满足其需求。
同时，码头文化也促成了武汉市民好“赌狠”的行为方式，也逐渐融入武汉市民的社会生活，形成了武汉人一种独特的性格。表现在口述实录式的情感倾诉故事中，语言表达也就难免出现粗俗化的倾向了。
楚地沉淀的楚风遗韵和中转贸易形成的码头文化，使得处于该文化环境中的媒体和市民格外注重情感。情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贴近于自然的生命和人性。武汉都市类报纸对于当代市民情感的重视，体现了其一定的人文关怀。以《楚天金报》为代表的“情定漂流瓶”、“情感课堂高校行”等大型公益活动，在缓解当代人生活压力、解决情感问题上走出了具体实践的一步。
另一方面，楚文化中的狂放和野性，码头文化和武汉市民性格中的“赌狠”，也使得市民文化的表达形式具有滑向粗俗的潜在可能。在选取的四家都市类报纸中，其情感倾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粗俗化倾向。同时，在题材选择和两性关系的呈现上，四报也着重于矛盾题材和“非常态”的关系模式，对于幸福的、“常态”的情感生活呈现极少。都市类报纸在发挥“环境监测”作用时，应该尽力做到平衡，平衡地反映当代市民的情感生活，并加以正确的引导。
参考文献：
[1] 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 彭万廷,冯万林.巴楚文化源流[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情感倾诉故事；市民文化；楚风遗韵；码头文化
中圖分类号：G2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6-0052-03
情感故事在武汉都市类报纸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专版或专刊的形式，连续地、固定地登载。《楚天金报》自创刊起便将“情感”作为其特色，率先推出“情感金刊”和“百味人生”专版。如今，情感故事已成为该报的一大品牌，赢得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受众群体。其他都市类报纸也迅速跟进，《武汉晚报》推出“百姓讲述”，《武汉晨报》推出“倾诉热线”，《楚天都市报》推出“讲述”等。此外，《武汉晨报》开办的“新苹果周刊”，也将绝大多数的篇幅用于情感故事的报道。从这一角度来讲，武汉都市类报纸都涂抹上了一层较为浓厚的“情感”色彩。
尽管这一现象存在已久，但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则较为缺乏。本研究将着眼于情感故事在武汉都市类报纸中的呈现形态，从选材、结构和话语三个方面分析其特征。同时，都市类报纸孕育于某一特定城市及其周边辐射区域，既受到市民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是该地市民文化的重要反映。因此，研究将从武汉市民文化层面切入，进一步探析这一层“情感”色彩的形成原因。
本文所说的“情感故事”主要是指情感倾诉故事，是采用口述实录的方式进行叙述，与人们的恋爱、婚姻等情感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形态。20世纪90年代，记者安顿开始关注、记录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推出《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系列。安顿成为“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其使用的口述实录体也成为纸媒报道情感故事的重要形态。在武汉市的四大都市类报纸中，情感倾诉故事主要集中于其创立的情感专版，即“百味人生”、“百姓讲述”、“倾诉热线”和“讲述”。本文笔者就以2010年9月为研究期限，从四家都市报的情感专版中共获得116个样本，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一、情感倾诉故事的题材选择：突出矛盾
顾名思义，情感倾诉故事将围绕“情感”主题展开叙述，但在题材上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综观116个样本，题材选择多样纷呈，如三角恋情、婚外恋情、师生恋情、婆媳关系、中年婚姻危机、恋情遭遇金钱、幸福婚姻、怀念初恋等。若对其进行详细统计，则显得过于繁杂，且会出现题材间相互交叉重叠的现象。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将题材划归为五大类型：情感性家庭矛盾、非情感性家庭矛盾、情感性恋爱矛盾、非情感性恋爱矛盾和幸福婚恋。
这种归类是相对而言的，主要存在三个层面的区分。首先是矛盾婚恋与幸福婚恋的区分，这在具体的文本中容易区分。其次是家庭矛盾与恋爱矛盾的区分，其依据主要在于倾诉者的婚姻状况。若倾诉者未婚，则属于恋爱矛盾；若倾诉者已婚，则属于家庭矛盾。例如《楚天金报》“寄情已婚同事复杂三角恋成不能明说的痛”一文，尽管倾诉者与已婚同事产生婚外恋情，但倾诉者是未婚，本研究仍然将其划归为恋爱矛盾。再者是情感性与非情感性的区分。情感性矛盾是指恋情是受到第三方、乃至第四方的影响。非情感性矛盾是指恋情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学历背景、距离、疾病、金钱等。需要指出的是，幸福婚恋中也存在矛盾，但更强调对矛盾的成功克服，最终指向幸福。各种题材类型在四报中的分布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看出，绝大多数情感倾诉故事聚焦于矛盾婚恋，而对幸福婚恋关注极少。在矛盾婚恋的下属四个分类中，又以情感性矛盾为多数，包括情感性家庭矛盾和情感性恋爱矛盾。在非情感性这一次级类别中，非情感性家庭矛盾的比例较之于非情感性恋爱矛盾要高。无论是情感性还是非情感性，无论是家庭矛盾还是恋爱矛盾，“矛盾”成为了题材选择的首要关键词。这种吐露“不幸”与口述实录出现时所发挥“泄压”作用是相契合的。
二、情感倾诉故事的关系模式：“非常态”与错综复杂
两性关系是情感倾诉故事展开叙述的核心线索。在116个样本总量中，只有两个样本不是以两性关系为叙述中心。其中《武汉晨报》的“媳妇只生不养、婆婆无奈接棒”关注婆媳关系，《武汉晚报》的“婚姻不幸的大姑子、住进了我家”则围绕姑媳关系。尽管如此，前者提到媳妇与儿子的婚姻状况，后者涉及大姑子的失败婚姻和婚外恋情，仍与两性关系相关。因此，笔者将“两性关系”作为一个研究角度，通过文本分析探寻情感倾诉故事的两性关系模式。
假设A代表男性，B代表女性，考察同一时间段内的两性关系。如果前一段恋情结束，后一段恋情才开始，前后两段恋情不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会相互纠葛；那么，它们则被视为处于不同的时间段内，不属于两性关系模式的考察范围。A与B的数量不同，组合方式不同，形成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四报的116个样本，一共呈现出六种关系模式：AB、ABB、AAB、ABAB、ABBB和AAAB。同样地，这种划分也是相对而言的，各个模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且时常出现交叉。六种关系模式在四报中的具体分布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AB、AAB、ABB、ABAB等四种关系模式被呈现得更为频繁，在四报的情感倾诉故事中都有出现。按照比例的高低，这四种模式在四报中的整体排序为：ABB、AB、AAB、ABAB。但是，各个报纸的具体情况又存在一些差异。就《楚天金报》和《武汉晨报》而言，这四种模式的排序与它们的整体排序相一致。《武汉晚报》和《楚天都市报》则不同，AB模式都以30多个百分点占据第一位，ABB模式仅为其次。此外，AAAB和ABBB模式显得较为特殊，占据的比例极少，且只存在于《楚天金报》。在现实的恋爱、婚姻等情感生活中，AB是最为正常的两性关系模式，也是社会道德和法律所提倡的两性关系模式，属于一种“常态”。但是，就四报的呈现状况来看，AB模式所占比重极为有限。其他5种类型则是非正常的模式，也是为道德所不容许，甚至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两性关系，是一种“非常态”。同时，在这种“非常态”的关系模式内部，也往往是相互交叉、难以理清的，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
三、情感倾诉故事的语言表达：流行与粗俗
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关系模式，最终都需借助一定的语言表达才得以呈现。从微观的语言表达入手，也是探求情感倾诉故事特征的重要路径。语言表达可以处于不同的位置，如大标题、小标题、导读、倾诉者印象描述、口述实录正文、记者手记或短评的标题与正文等。不同的位置，即不同的使用方式，有着不同的凸显程度和含义。由于标题是最为突出、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其语言表达直接体现了记者和媒体的选择偏向、立场观点。本研究采用提取关键词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并对标题和整篇文章中的语言表达分开统计，加以对比。
从整体上看，各流行语在四报中出现的次数相差极大。“XX男\XX女”出现的次数最多，在四报的情感倾诉故事总体中出现26次，在相关的标题中出现12次。其中，《武汉晨报》对“XX男\XX女”的运用又为最多，总体运用11次，标题运用达6次。“剩男\剩女”、“闪婚\闪恋\闪离”和“被XX”在四报中出现的次数也较多，分别以11次、10次和9次列于“XX男\XX女”之后。此外，裸婚、极品\极品XX、啃老\啃岳丈等出现了一定次数。由图也可以看出，流行语在情感倾诉故事的标题中出现得较为频繁，得到极大的凸显。
情感倾诉故事使用口述实录体，其正文是对倾诉者口头讲述的记录。由普通市民构成的倾诉者群体，其语言表达也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甚至是粗俗性。此外，这种略微粗俗的话语在标题、记者手记或短评中也偶有出现。这一类语言表达与倾诉者的情绪宣泄相关，表现出市民日常生活中打骂吵闹的粗鄙。粗俗性语言表达难以被划分归类，甚至粗俗与非粗俗之间的界限也是不太清晰的。笔者主要以市民日常生活的打骂吵闹为依据，将某些语言表达视为粗俗。粗俗性话语在情感倾诉故事整体和标题中的运用，如以图5、6所示：
可以看出，除《楚天都市报》外，其他三报的情感倾诉故事都对粗俗性话语做了不同程度的使用。《武汉晨报》使用次数为最高，为11次。《楚天金报》仅次之，为5次。《武汉晚报》对粗俗性话语的使用相对较少，为2次。粗俗性话语绝大多数地被运用于口述实录的正文中；但也存在例外，《武汉晨报》情感故事的小标题运用了3条粗俗性话语，如“狗血的反转剧”、“初恋可耻地结束”、“猩猩还是那个猩猩”等。其中，“猩猩還是那个猩猩”将某人的外形形容为“猩猩”，具有人身攻击的嫌疑。《武汉晨报》将该类语言表达运用于小标题和口述实录的正文中，运用次数达2次。无论是从运用类型还是运用次数来看，该条粗俗性话语都被突出、强化。
四、情感倾诉故事与武汉市民文化
如上所述，武汉都市类报纸中的情感倾诉故事呈现出一定特征：在题材选择上突出矛盾、反映“非常态”且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语言表达则偏向流行与粗俗。这些特征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如媒体的内部逻辑和经济逻辑、媒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受众的接受心理等。对这类因素的揭示较为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武汉都市类报纸对情感倾诉故事的重视是一种广泛、长久的现象。探寻情感倾诉故事的广泛存在与武汉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强对该现象的理解。
武汉市民文化不仅具有市民文化的共性，更有武汉这一特定区域的个性。这种个性首先表现为其对历史积淀、即楚风遗韵的继承，其次表现在由特殊地理位置而形成的码头文化上。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探析武汉市民文化对于情感的倚重，及其流露出的粗俗性。
（一）楚风遗韵：浪漫与狂野
武汉地处南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楚文化是以情感为底色的，注重对感情的浪漫抒发，贴近人性的自然显露。另一方面，楚文化的情感底色并不是温和的，而是热烈的、狂野的。它凸显出人的旺盛生命力，展现出自然生命的无限魅力；但毫无克制的感情和情绪迸发，也容易滑向粗俗的一端。
武汉市民文化中沉淀着以情感为底色的楚风遗韵。这样一种情感底色培育出市民注重情感的文化心理，也为情感倾诉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生存土壤。同时，情感底色中的热烈和狂放成分若无克制，也使得情感倾诉故事容易流于粗俗。
（二）码头文化：流动与赌狠
武汉赖以生存的码头及其码头文化则是其市民文化中最为浓重的一笔。码头的流动性既包括商品和社会人口的流动，更包括以商品和人为载体的文化的流动。流动是多个方向的、快速的，使码头成为一个“文化漩涡”。
处于“文化漩涡”中的市民具开放兼容的社会心态，和趋新善变的行为取向。当口述实录式的情感倾诉故事以一股强劲之风吹过全国各大城市时，媒体和市民都很容易感知到这一新鲜事物，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同时，“文化漩涡”拥有多元驳杂的成分。五方杂处的人口在其原携带的文化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需要寻求某种同一性，而情感是众多同一中最为基本的。情感故事具有的消闲性也能满足其需求。
同时，码头文化也促成了武汉市民好“赌狠”的行为方式，也逐渐融入武汉市民的社会生活，形成了武汉人一种独特的性格。表现在口述实录式的情感倾诉故事中，语言表达也就难免出现粗俗化的倾向了。
楚地沉淀的楚风遗韵和中转贸易形成的码头文化，使得处于该文化环境中的媒体和市民格外注重情感。情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贴近于自然的生命和人性。武汉都市类报纸对于当代市民情感的重视，体现了其一定的人文关怀。以《楚天金报》为代表的“情定漂流瓶”、“情感课堂高校行”等大型公益活动，在缓解当代人生活压力、解决情感问题上走出了具体实践的一步。
另一方面，楚文化中的狂放和野性，码头文化和武汉市民性格中的“赌狠”，也使得市民文化的表达形式具有滑向粗俗的潜在可能。在选取的四家都市类报纸中，其情感倾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粗俗化倾向。同时，在题材选择和两性关系的呈现上，四报也着重于矛盾题材和“非常态”的关系模式，对于幸福的、“常态”的情感生活呈现极少。都市类报纸在发挥“环境监测”作用时，应该尽力做到平衡，平衡地反映当代市民的情感生活，并加以正确的引导。
参考文献：
[1] 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 彭万廷,冯万林.巴楚文化源流[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