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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丽智，女，1990年9月出生，广东广州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翻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创作的《墓园挽歌》关于“生死”原型母题的理解和认识、诗歌写作的素材、创作主题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宗教经典《圣经》的影响。本文以《墓园挽歌》的“生死观”为着眼点，试图进一步探讨《圣经》对托马斯·格雷诗歌创作的影响。
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就是远古时期就存留在传统文化记忆中的神话。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中，《圣经》作为“特定的百科全书型形式”的希伯来民族的宗教经典，蕴含了“一种特定的神话，一种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都独一无二的原型结构”[1]。然而，尽管中国学界目前已经开始关注到《圣经》神话原型对西方文学创作的影響，但对于托马斯·格雷历时八年创作的《墓园挽歌》暂无相关的资料探讨其文本与《圣经》文学原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未涉猎到关涉人类切身利益的“生死观”问题。
本文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以“生死”文学母题为主要着眼点，将《墓园挽歌》与《圣经》的“生死观”进行比较，从母题书写的角度来剖析托马斯·格雷如何记忆、吸收、转化和再现《圣经》文本中周而复始、反复出现的“生死”母题的，并且试图从作家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受的家庭教育的角度寻找其对托马斯·格雷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生死”母题的书写
《墓园挽歌》以疲乏的耕地人开篇，让读者藉着耕地人的脚步，沿途看到了乡村墓园的实际景象：“苍茫的景色逐渐从眼前消退，一片肃穆的寂静盖遍了尘寰”。在墓园当中，纷飞的甲虫、昏沉的放羊铃声、向月亮诉苦的柢枭渲染了人肉身死亡后的哀伤基调：即使是晨风的呼召、燕子的呢喃、公鸡的尖叫也无法唤醒尘土底下已睡的人。这里描写的是人属肉体的死的境况：悲哀、无知觉、昏睡。
在诗歌后半部分，又写到了耕地人在世时肉体生的境况：他常在天还刚亮的时候就用匆忙的脚步把露水碰落，在婆娑的老树下看着旁边涓涓的细水躺了一整个下午，又闲逛到林边念念有词。而当“我”企图去耕地人惯去的山头、灌木丛、溪流、草地、树林去寻找这耕地人的时候，却是寻不见，即使寻见了也只是一具已死的肉体。
作者不让“我”寻见这肉体活着的耕地人一方面是出于机遇，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作是作者有意不让“我”以自己肉眼的视角、他在世上所行做的一切来观看这耕地人，因为与这耕地人生存方式相似的“耕地人”还有千千万，耕地人（the plowman）只是众多平凡人（they）中的“一个”而已。这不可寻也寻不见的结果给读者一个警示：灵上的生死是与肉体上的生死无关的。
“生死”母题在《圣经》中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母题原型，甚至可以说，整本《圣经》就是围绕着人类生死存亡而展开的。
在开篇的《创世记》当中，亚当这一“活”人的创造过程表明了上帝眼中的生死是与世人所理解的肉体上的生死是有所区别的。
因为上帝在创造亚当以先，就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第六日“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并且派给他们权柄能够管理全地并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以客观物理属性来看，上帝按着自己的形像造人，这男女是行动的、可管理全地的，理应是活的，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被称为上帝眼中的活人却是《创世记》第二章出现的亚当。亚当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灵的活人”（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3]）。在这里，产生了上帝眼中区分活人与死人的标准，即人是因上帝口中所吹的气（ the breath of life ）才活的。如果没有“气”、“灵”运行在肉体中的话，就与生命无关，即使活着，也仅仅只是一具肉体。
因此，虽然亚当、夏娃听信了蛇的引诱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肉体并没有死去，并且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还生儿生女，亚当在地上甚至活了九百三十岁才死去，但是在神看来，亚当因着犯罪，吃善恶果的那日就已经死了，这说明世人眼中的生死和神眼中的生死是不一样的概念。神眼中的“生”是人遵守上帝所立下的约，听从他口中所出的话。亚当的死不是肉体上的死，而是因不听从神口中所说的“话”、不遵守与神所立的约，没有了灵而死的。因此，灵是真正区分上帝眼中生死的标准。有“灵”的得活，没有“灵”的就是上帝眼中的“活着的死人”。
《圣经》中关于“生死”这一历史性母题的讨论在《墓园挽歌》中既得到了延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墓园挽歌》提出了灵上的生死与肉体无关。这与上述讨论关于《圣经》“生死”母题原型的观点是吻合的。
而格雷对于如何“得生”给出的答案是：心灵诚实，持守正道。贫穷的农人（the poor）与骄傲人（the proud）相比，虽然无世上的知识、生活贫寒困苦而没有什么名声，但是犹如潜藏海底的珠宝、安静吐艳的鲜花，不放纵私欲，不犯罪杀戮，远离了人世纷杂的勾心斗角，以一颗警醒的心持守在真道上，因心灵诚实而得生，即使肉体死了，最终也能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上帝的怀抱中得着安息和平安，诗歌中的耕地人就是这一类人。与贫穷人相对的是沉溺在世俗的荣耀和权贵的享乐（Luxury and Pride）当中的心中自是的人，他们追求的是雄心（ambition）、豪华（grandeur）、门第（heraldry）、权势（power）、美（beauty）、财富（wealth）。而这光亮绚丽的康庄大道指向的也只是坟墓而已（lead but to the grave）。诗歌在此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在世时追求的一切荣华的最终结局只是死亡。因为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是归属魔鬼的[4]，而魔鬼就只有地狱、硫磺、火湖、咒诅、死亡。犹如路加福音中无知的财主一样，当今夜灵魂被夺去的时候，财主所预备的又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诗歌第十、十一节更进一步说明，即使为所谓的尊贵人建立豪华、尊贵的纪念堂、廊道、拱顶，雕刻半身像和墓碑，唱起了洪亮的赞美诗，也无法软化死神的耳朵，被打入恒久的死亡和地狱当中去。这说明远离心灵诚实和正道的人，即使肉身活着，也注定要奔向死亡，即使建造华美的圣所、雕像，也无法从死寂的尘土（the silent dust）中复活得生。这又再一次呼应了创世记中亚当因不持守义路而落到“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for dust you are and to dust you will return）的宿命。 在此，格雷提出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命题，世上一切的荣誉、享乐在死亡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唯独高贵、正直的心灵能够得到上帝的眷顾和看守，并最终在审判的时候得以在上帝的怀抱中得以承受永远的生命。
二、时代背景及家庭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墓园挽歌》对于《圣经》“生死”母题往人类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进行延伸和发展，与作者格雷当时的时代创作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英国社会日趋严重的城乡对立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促使格雷对生命尤其是永生和“彼岸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而肉体死后能否得活与社会身份无关，心灵诚实、艰难持守真道才是上帝眼中看为贵重的。当然，探讨肉体生死与灵魂生死问题的前提，是以西方文化深厚的基督教文明为宗教背景的。而《墓园挽歌》无疑是格雷对当今时代社会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反思和理解。
《墓园挽歌》最初是为哀悼其在伊顿公学读书时的好友里查德·韦斯特而作的，不过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已超过对好友的悼亡，延伸至对整个社会工业文明的走向、对人生生命价值的思考上。诗歌从最初的由一个耕地人的背影引向凄怆悲凉的墓地，到开始想象墓地躺着的平凡朴素的百姓那简单、忍耐的生平，再写到受着生活的逼迫却仍愿意持守正路的、仰首盼望、在世上只留下墓碑上的少许经文的耕地人，再到“我”试图去耕地人惯常停留的山丘、大树、溪流、草地寻找他的脚综，最后诗歌末尾又以墓碑上的墓志铭作为结束语。这样诗歌的叙事策略表现的是一种螺旋反复的结构：从农人的背影由墓地的死引入生，再从耕地人的生写到他的死，又从“我”的叙事视角从耕地人的生又写到了耕地人的入土，迂回婉转，到最后格雷为当时工业文明时代发展提出的警告就是要远离尘嚣，如耕地人一般安安静静地回到义道上去，持守正路（keep the noiseless tenor of their way，保持一颗真诚慷慨正义的心（large was his bounty， and his soul sincere）。尽管在世上有苦难（he gave to Misery all he had， a tear），但在上帝的怀中有平安（there they alike in trembling hope repose）。正如《圣经·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而得胜的结局就是《圣经·启示录》21章4节中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而格雷提出的这个乌托邦想象，又与其所受的宗教文明教育有很大的联系。在少年时期就读于伊頓公学，接受良好的文明教育和宗教熏陶[5]，自然对于基督教宗教经典《圣经》也是尤为熟识的了。而诗人的宗教文化背景尤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造出想象的无限空间，其对生之价值、死之归宿的乌托邦想象更是根植于《圣经》中对人类美好家园——没有了眼泪、哭号、疼痛、死亡的天国的描绘。
三、结语
《墓园挽歌》对“生死”母题原型的书写源自于西方宗教经典——《圣经》，采用螺旋式反复的叙事结构来对“生死”母题进行歌咏和思考，认为灵上的生死与肉体无关，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持守高贵、正直心灵并且忍耐到底的才能最终收获没有眼泪、疼痛的善果，在天国里承受永远的生命。格雷对于人生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既是激发于对好友早逝的悲恸惋惜之情，同时也对后人提供了实践性的鉴戒和提醒。当然，这种实践性的鉴戒和提醒是离不开格雷所身处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的。
注释：
[1]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出版社，2002，417.
[2]《创世记》1：27，详见：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1.
[3]英文版圣经，第3页。这里需要注意，英文版《圣经》中的a living being 在中文版《圣经》翻译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气”等于“灵”.
[4]马太福音4：8-9中魔鬼试探耶稣，将耶稣带到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5]《超然豁达，淡泊名利：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郭炜峰、宁云中，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8），9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创作的《墓园挽歌》关于“生死”原型母题的理解和认识、诗歌写作的素材、创作主题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宗教经典《圣经》的影响。本文以《墓园挽歌》的“生死观”为着眼点，试图进一步探讨《圣经》对托马斯·格雷诗歌创作的影响。
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就是远古时期就存留在传统文化记忆中的神话。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中，《圣经》作为“特定的百科全书型形式”的希伯来民族的宗教经典，蕴含了“一种特定的神话，一种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都独一无二的原型结构”[1]。然而，尽管中国学界目前已经开始关注到《圣经》神话原型对西方文学创作的影響，但对于托马斯·格雷历时八年创作的《墓园挽歌》暂无相关的资料探讨其文本与《圣经》文学原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未涉猎到关涉人类切身利益的“生死观”问题。
本文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以“生死”文学母题为主要着眼点，将《墓园挽歌》与《圣经》的“生死观”进行比较，从母题书写的角度来剖析托马斯·格雷如何记忆、吸收、转化和再现《圣经》文本中周而复始、反复出现的“生死”母题的，并且试图从作家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受的家庭教育的角度寻找其对托马斯·格雷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生死”母题的书写
《墓园挽歌》以疲乏的耕地人开篇，让读者藉着耕地人的脚步，沿途看到了乡村墓园的实际景象：“苍茫的景色逐渐从眼前消退，一片肃穆的寂静盖遍了尘寰”。在墓园当中，纷飞的甲虫、昏沉的放羊铃声、向月亮诉苦的柢枭渲染了人肉身死亡后的哀伤基调：即使是晨风的呼召、燕子的呢喃、公鸡的尖叫也无法唤醒尘土底下已睡的人。这里描写的是人属肉体的死的境况：悲哀、无知觉、昏睡。
在诗歌后半部分，又写到了耕地人在世时肉体生的境况：他常在天还刚亮的时候就用匆忙的脚步把露水碰落，在婆娑的老树下看着旁边涓涓的细水躺了一整个下午，又闲逛到林边念念有词。而当“我”企图去耕地人惯去的山头、灌木丛、溪流、草地、树林去寻找这耕地人的时候，却是寻不见，即使寻见了也只是一具已死的肉体。
作者不让“我”寻见这肉体活着的耕地人一方面是出于机遇，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作是作者有意不让“我”以自己肉眼的视角、他在世上所行做的一切来观看这耕地人，因为与这耕地人生存方式相似的“耕地人”还有千千万，耕地人（the plowman）只是众多平凡人（they）中的“一个”而已。这不可寻也寻不见的结果给读者一个警示：灵上的生死是与肉体上的生死无关的。
“生死”母题在《圣经》中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母题原型，甚至可以说，整本《圣经》就是围绕着人类生死存亡而展开的。
在开篇的《创世记》当中，亚当这一“活”人的创造过程表明了上帝眼中的生死是与世人所理解的肉体上的生死是有所区别的。
因为上帝在创造亚当以先，就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第六日“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并且派给他们权柄能够管理全地并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行动的活物。以客观物理属性来看，上帝按着自己的形像造人，这男女是行动的、可管理全地的，理应是活的，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被称为上帝眼中的活人却是《创世记》第二章出现的亚当。亚当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灵的活人”（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3]）。在这里，产生了上帝眼中区分活人与死人的标准，即人是因上帝口中所吹的气（ the breath of life ）才活的。如果没有“气”、“灵”运行在肉体中的话，就与生命无关，即使活着，也仅仅只是一具肉体。
因此，虽然亚当、夏娃听信了蛇的引诱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肉体并没有死去，并且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还生儿生女，亚当在地上甚至活了九百三十岁才死去，但是在神看来，亚当因着犯罪，吃善恶果的那日就已经死了，这说明世人眼中的生死和神眼中的生死是不一样的概念。神眼中的“生”是人遵守上帝所立下的约，听从他口中所出的话。亚当的死不是肉体上的死，而是因不听从神口中所说的“话”、不遵守与神所立的约，没有了灵而死的。因此，灵是真正区分上帝眼中生死的标准。有“灵”的得活，没有“灵”的就是上帝眼中的“活着的死人”。
《圣经》中关于“生死”这一历史性母题的讨论在《墓园挽歌》中既得到了延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墓园挽歌》提出了灵上的生死与肉体无关。这与上述讨论关于《圣经》“生死”母题原型的观点是吻合的。
而格雷对于如何“得生”给出的答案是：心灵诚实，持守正道。贫穷的农人（the poor）与骄傲人（the proud）相比，虽然无世上的知识、生活贫寒困苦而没有什么名声，但是犹如潜藏海底的珠宝、安静吐艳的鲜花，不放纵私欲，不犯罪杀戮，远离了人世纷杂的勾心斗角，以一颗警醒的心持守在真道上，因心灵诚实而得生，即使肉体死了，最终也能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上帝的怀抱中得着安息和平安，诗歌中的耕地人就是这一类人。与贫穷人相对的是沉溺在世俗的荣耀和权贵的享乐（Luxury and Pride）当中的心中自是的人，他们追求的是雄心（ambition）、豪华（grandeur）、门第（heraldry）、权势（power）、美（beauty）、财富（wealth）。而这光亮绚丽的康庄大道指向的也只是坟墓而已（lead but to the grave）。诗歌在此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在世时追求的一切荣华的最终结局只是死亡。因为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是归属魔鬼的[4]，而魔鬼就只有地狱、硫磺、火湖、咒诅、死亡。犹如路加福音中无知的财主一样，当今夜灵魂被夺去的时候，财主所预备的又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诗歌第十、十一节更进一步说明，即使为所谓的尊贵人建立豪华、尊贵的纪念堂、廊道、拱顶，雕刻半身像和墓碑，唱起了洪亮的赞美诗，也无法软化死神的耳朵，被打入恒久的死亡和地狱当中去。这说明远离心灵诚实和正道的人，即使肉身活着，也注定要奔向死亡，即使建造华美的圣所、雕像，也无法从死寂的尘土（the silent dust）中复活得生。这又再一次呼应了创世记中亚当因不持守义路而落到“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for dust you are and to dust you will return）的宿命。 在此，格雷提出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命题，世上一切的荣誉、享乐在死亡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唯独高贵、正直的心灵能够得到上帝的眷顾和看守，并最终在审判的时候得以在上帝的怀抱中得以承受永远的生命。
二、时代背景及家庭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墓园挽歌》对于《圣经》“生死”母题往人类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进行延伸和发展，与作者格雷当时的时代创作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英国社会日趋严重的城乡对立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促使格雷对生命尤其是永生和“彼岸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而肉体死后能否得活与社会身份无关，心灵诚实、艰难持守真道才是上帝眼中看为贵重的。当然，探讨肉体生死与灵魂生死问题的前提，是以西方文化深厚的基督教文明为宗教背景的。而《墓园挽歌》无疑是格雷对当今时代社会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反思和理解。
《墓园挽歌》最初是为哀悼其在伊顿公学读书时的好友里查德·韦斯特而作的，不过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已超过对好友的悼亡，延伸至对整个社会工业文明的走向、对人生生命价值的思考上。诗歌从最初的由一个耕地人的背影引向凄怆悲凉的墓地，到开始想象墓地躺着的平凡朴素的百姓那简单、忍耐的生平，再写到受着生活的逼迫却仍愿意持守正路的、仰首盼望、在世上只留下墓碑上的少许经文的耕地人，再到“我”试图去耕地人惯常停留的山丘、大树、溪流、草地寻找他的脚综，最后诗歌末尾又以墓碑上的墓志铭作为结束语。这样诗歌的叙事策略表现的是一种螺旋反复的结构：从农人的背影由墓地的死引入生，再从耕地人的生写到他的死，又从“我”的叙事视角从耕地人的生又写到了耕地人的入土，迂回婉转，到最后格雷为当时工业文明时代发展提出的警告就是要远离尘嚣，如耕地人一般安安静静地回到义道上去，持守正路（keep the noiseless tenor of their way，保持一颗真诚慷慨正义的心（large was his bounty， and his soul sincere）。尽管在世上有苦难（he gave to Misery all he had， a tear），但在上帝的怀中有平安（there they alike in trembling hope repose）。正如《圣经·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而得胜的结局就是《圣经·启示录》21章4节中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而格雷提出的这个乌托邦想象，又与其所受的宗教文明教育有很大的联系。在少年时期就读于伊頓公学，接受良好的文明教育和宗教熏陶[5]，自然对于基督教宗教经典《圣经》也是尤为熟识的了。而诗人的宗教文化背景尤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造出想象的无限空间，其对生之价值、死之归宿的乌托邦想象更是根植于《圣经》中对人类美好家园——没有了眼泪、哭号、疼痛、死亡的天国的描绘。
三、结语
《墓园挽歌》对“生死”母题原型的书写源自于西方宗教经典——《圣经》，采用螺旋式反复的叙事结构来对“生死”母题进行歌咏和思考，认为灵上的生死与肉体无关，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持守高贵、正直心灵并且忍耐到底的才能最终收获没有眼泪、疼痛的善果，在天国里承受永远的生命。格雷对于人生生命价值的深度思考既是激发于对好友早逝的悲恸惋惜之情，同时也对后人提供了实践性的鉴戒和提醒。当然，这种实践性的鉴戒和提醒是离不开格雷所身处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的。
注释：
[1]弗莱著，陈慧、袁宪军、吴伟仁，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出版社，2002，417.
[2]《创世记》1：27，详见：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1.
[3]英文版圣经，第3页。这里需要注意，英文版《圣经》中的a living being 在中文版《圣经》翻译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气”等于“灵”.
[4]马太福音4：8-9中魔鬼试探耶稣，将耶稣带到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5]《超然豁达，淡泊名利：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郭炜峰、宁云中，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