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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14日，吉林省委、省政府召开向优秀知识分子颁发“吉林英才奖章”大会，获奖者周世红特别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他是受到世界著名的光学专家王大珩器重的科技英才，更因为他是老红军、吉林省原副省长周光的儿子。周世红感慨地说，自己之所以能获得“吉林英才奖章”，正是得益于严正的家风。
红军后代 高干家庭
周世红的父亲周光，是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人，生于1912年2月21日，原名周百根，曾用名周干民。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任红四军民运部部长，鄂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旅大市公安总局局长，长春市副市长、市长，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务。
母亲池精武，河北完县人，1922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大市公安总队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局干部管理处二科科长，中共长春市委工交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市纪检委书记，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周光、池精武夫妇，一个是老红军，一个是老八路，又长期在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府工作，德高望重，在长春和吉林是威信很高、影响很大的高级领导干部。
周世红出生于1943年，因父母都在河北冀中地区前线抗击日军，故取乳名“冀中”。父母由于工作十分紧张，顾不上他，不得不将他寄养在安平县一个老乡家，直到1946年5月，父母到东北工作前才将他接回。周世红本来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在1945年因寄养老乡家的窑洞坍塌而不幸遇难；小弟弟1947年出生，3岁时因病夭折，于是周世红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孩。1951年，池精武将时任大连市委书记傅忠海1岁多的二女儿带在身边，当作亲生女儿抚养，这样周世红又有了一个妹妹。
以身垂范 严正家风
尽管周光、池精武夫妇只有一双儿女，将他们视为掌上明珠，但他们对孩子并不娇惯，一直以来都是严格要求，正确引导，适度关爱，用严正的家风将子女培养成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为了表达自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让后代继承先辈的遗志，孩子出生后，周光夫妇给大儿子取名叫周世红，给小儿子取名叫周世旗。意在时时激励孩子在党的旗帜下成长成才，高举红旗，继续前进，当好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周世红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就常说：“孩子，一个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是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他要热爱党，热爱国家，长大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世红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回忆：当时“我有些迷惑，但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听着那充满慈爱的声音，便深深地记下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感觉父亲的正确”。
周光夫婦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正确地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坚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搞特殊，做一个有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平易近人，待人热情，他们把工作人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就连工人来家里搞维修，他们都亲自倒茶递烟，没有一点架子。他们身体力行，让孩子耳濡目染，养成尊重人、平等待人、热情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品格。
周光是南方人，有吃大米的习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大米供应很少，周光便坚持吃面和杂粮，从不开后门多买一点大米。当时食用油限量供应，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不够吃，有的人便悄悄从农村买点豆油，可周光要求家里千万不能那么做。他严肃地说，当领导干部的不能带头破坏国家的政策。
周光配有专车，但从来不允许子女乘坐。有一次，司机自作主张送了一次周世红，结果受到周光极为严厉的批评。自此，兄妹俩再也不敢乘坐父亲的专车。后来，周世红被分在沈阳工作，每次回长春都是坐夜晚的火车，当时没有出租车，尽管夜深，都是自己走着回家。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周世红和妹妹养成了习惯，从不借父母的“光”，去占公家的便宜。
对此，周世红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感慨地称自己的父亲“用他的高尚情操，教育了我。人们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我父亲就是我最好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领路人”。
孩子在少年时期主要是学习，周光夫妇用自己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影响孩子。
1952年7月，周光担任长春市市长。为了做好长春市的领导管理工作，只读过4年书、文化程度不高的周光和池精武商量，一起自学，补习数学、语文知识，同时也给孩子做出榜样。每天凌晨，他们就起床，挤出一个小时学习；晚上处理完工作后，又学习到深夜。他们还请秘书做他们学习的辅导员，虚心请教高中课本上数学应用题的做法和语文应用文的写作知识。父母的行为使周世红明白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在浓浓的家庭学习氛围的熏陶下，周世红更加自觉虚心、刻苦学习。
周光夫妇不仅对孩子严格要求，而且用特殊的关爱，教育感动孩子上进。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们仍然要挤出时间或偶尔利用某个星期天带着孩子在家或者出去玩玩，满足孩子的愿望，增进与孩子的交流，让孩子快乐成长，建立起家庭成员间亲密无间的感情。
高中毕业后，周世红寄宿在学校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十分紧张。就在高考的前一天，周光和池精武来到学校，接儿子回家。周世红不解地问：“你们工作那么忙，接我回去干什么？”周光、池精武说：“你现在学习一直很紧张，明天就是考期，应放松放松。”周世红心中顿时感觉暖暖的，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也松弛了很多，减轻了压力，增加了动力和考取的信心。
经过努力，周世红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当时校址在北京）。周光到北京开会办事就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儿子，了解他的情况。一次，周世红因为说话不注意，受到领导的批评，结果一连几天情绪不佳。正好周光来到学校，周世红心里感到委屈，便向父亲诉苦。周光慈爱地看着儿子，认真地听他把话讲完，等周世红平静下来，又耐心地开导他，告诉他要勇于承认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不可因小事而产生埋怨。周世红听完父亲的教诲，心中豁然开朗，心情顿时舒畅起来，脸上露出了笑容。周光见此，也高兴地笑了。 1965年，周世红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工作。他写信给当吉林省副省长的父亲，要求回到长春父母身边工作。周光立即回信，明确告诉他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周世红只好安心在沈阳工作，直至6年后，组织上按政策解决周世红长期夫妻分居困难，才将他调到长春。这6年，周世红收获很多，感慨良多。他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子女在身边，父亲那样做，是一种更深的爱，更伟大的爱。”
临终嘱托 永励后人
由于在战争年代负伤，周光头颅中一直残存着弹片，之后又长期超负荷工作，结果积劳成疾，病情愈加严重，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教育后代。1977年4月，周光在临终前对妻子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造就了我们，只知奉献，而不求索取。当我们已无力奉献，生命力枯竭的时候，就坦然地走吧。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付出的一切，是为了后代的幸福，可以说是死而无憾。只是希望树下的乘凉人不要只图舒适，不去耕耘，甚而砍倒大树当柴烧，那才是悲哀的事。你要时刻告诫我们的子女，不要做乘凉人，要做耕耘者。”
这是周光对妻子的临终嘱托，也是对子女的期望，令人动容。池精武激动地应答道：“你安心养病，我们的孩子绝不会做愧对先人的事。”
1977年4月24日，周光溘然离世。他的子女亲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直严守家教，不求荫蔽，朴实勤劳，遵纪守法。
周光、池精武抱养的女儿初中毕业，时逢“文化大革命”，她和千百万青年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参军，复员，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随周光一家生活的侄儿周世明，在20世纪50年代企事业单位大招工时，被设计院招收为描图员，后调到汽车厂水箱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劳作一生，于1993年病故，年仅61岁。
池精武的弟弟池精沛，孤苦无依，从河北投奔姐姐、姐夫，后招工进厂当了一名汽修工，继而开车当司机，娶妻成家后，另立门户，自食其力。
唯一上了大學、成为科技人员的周世红，谨记父母的教导，奋发努力，自强不息，辛勤耕耘，成长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英才。
在长春光机研究所，周世红先后参与数种科研项目，完成了3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课题，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的科学家王大珩的看重，王大珩亲自写推荐书推荐周世红为研究员。推荐书全文为：
周世红同志在长春光机所期间（1991年11月离所），一直从事有关圆光栅精密测角工作。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电子电路方面，实现了莫尔条纹的细分，从而使测角分辨率达到0.001"，测角精度达到0.05"，使这项设备能作为国家角度测量的最高基准。这项工作，以光机为主，而电学工作的比重绝不亚于光机工作。因此，周世红同志的工作，和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是并驾齐驱的，应该在学术上给予同样的评价（最后国家基准的工作，我估计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按照周世红同志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水平，我觉得可考虑提升为研究员，特别是他现在已离所，为今后工作上的发展使用，以能及时给予提升似是合适的。
王大珩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名誉所长
1992年7月21日
能得到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的推荐，是一项殊荣。
周世红不负众望，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了国家和省里的表彰和奖励。1993年3月19日的《长春日报》刊登了周世红的照片和事迹介绍：“周世红，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副总工程师、副研究员。长期在线纹计量和电子工程科学技术第一线工作，参与研制的线纹计量仪器已检测圆光栅盘2000余件，价值200多万元。其中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三等奖两项，在同行中享有盛誉。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贴100元。”
周世红用自己的进步和成绩告慰了父亲的英灵。他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几十年在科学上的奋斗，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父亲教诲的影响。”“现在，我捧着国家高级奖励证书，心潮起伏，父亲如果知道，他会多么高兴。像父亲一样的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们，当他们看到后代成才，为国家做出贡献时，他们一定会像父亲一样的笑，一样的欣慰。”周世红的感受，给人们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启示。
（责任编辑：吴玫）
红军后代 高干家庭
周世红的父亲周光，是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人，生于1912年2月21日，原名周百根，曾用名周干民。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任红四军民运部部长，鄂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旅大市公安总局局长，长春市副市长、市长，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务。
母亲池精武，河北完县人，1922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大市公安总队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局干部管理处二科科长，中共长春市委工交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市纪检委书记，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周光、池精武夫妇，一个是老红军，一个是老八路，又长期在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府工作，德高望重，在长春和吉林是威信很高、影响很大的高级领导干部。
周世红出生于1943年，因父母都在河北冀中地区前线抗击日军，故取乳名“冀中”。父母由于工作十分紧张，顾不上他，不得不将他寄养在安平县一个老乡家，直到1946年5月，父母到东北工作前才将他接回。周世红本来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在1945年因寄养老乡家的窑洞坍塌而不幸遇难；小弟弟1947年出生，3岁时因病夭折，于是周世红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孩。1951年，池精武将时任大连市委书记傅忠海1岁多的二女儿带在身边，当作亲生女儿抚养，这样周世红又有了一个妹妹。
以身垂范 严正家风
尽管周光、池精武夫妇只有一双儿女，将他们视为掌上明珠，但他们对孩子并不娇惯，一直以来都是严格要求，正确引导，适度关爱，用严正的家风将子女培养成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为了表达自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让后代继承先辈的遗志，孩子出生后，周光夫妇给大儿子取名叫周世红，给小儿子取名叫周世旗。意在时时激励孩子在党的旗帜下成长成才，高举红旗，继续前进，当好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周世红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就常说：“孩子，一个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是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他要热爱党，热爱国家，长大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世红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回忆：当时“我有些迷惑，但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听着那充满慈爱的声音，便深深地记下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感觉父亲的正确”。
周光夫婦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正确地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坚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搞特殊，做一个有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平易近人，待人热情，他们把工作人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就连工人来家里搞维修，他们都亲自倒茶递烟，没有一点架子。他们身体力行，让孩子耳濡目染，养成尊重人、平等待人、热情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品格。
周光是南方人，有吃大米的习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大米供应很少，周光便坚持吃面和杂粮，从不开后门多买一点大米。当时食用油限量供应，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不够吃，有的人便悄悄从农村买点豆油，可周光要求家里千万不能那么做。他严肃地说，当领导干部的不能带头破坏国家的政策。
周光配有专车，但从来不允许子女乘坐。有一次，司机自作主张送了一次周世红，结果受到周光极为严厉的批评。自此，兄妹俩再也不敢乘坐父亲的专车。后来，周世红被分在沈阳工作，每次回长春都是坐夜晚的火车，当时没有出租车，尽管夜深，都是自己走着回家。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周世红和妹妹养成了习惯，从不借父母的“光”，去占公家的便宜。
对此，周世红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感慨地称自己的父亲“用他的高尚情操，教育了我。人们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我父亲就是我最好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领路人”。
孩子在少年时期主要是学习，周光夫妇用自己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影响孩子。
1952年7月，周光担任长春市市长。为了做好长春市的领导管理工作，只读过4年书、文化程度不高的周光和池精武商量，一起自学，补习数学、语文知识，同时也给孩子做出榜样。每天凌晨，他们就起床，挤出一个小时学习；晚上处理完工作后，又学习到深夜。他们还请秘书做他们学习的辅导员，虚心请教高中课本上数学应用题的做法和语文应用文的写作知识。父母的行为使周世红明白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在浓浓的家庭学习氛围的熏陶下，周世红更加自觉虚心、刻苦学习。
周光夫妇不仅对孩子严格要求，而且用特殊的关爱，教育感动孩子上进。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们仍然要挤出时间或偶尔利用某个星期天带着孩子在家或者出去玩玩，满足孩子的愿望，增进与孩子的交流，让孩子快乐成长，建立起家庭成员间亲密无间的感情。
高中毕业后，周世红寄宿在学校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十分紧张。就在高考的前一天，周光和池精武来到学校，接儿子回家。周世红不解地问：“你们工作那么忙，接我回去干什么？”周光、池精武说：“你现在学习一直很紧张，明天就是考期，应放松放松。”周世红心中顿时感觉暖暖的，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也松弛了很多，减轻了压力，增加了动力和考取的信心。
经过努力，周世红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当时校址在北京）。周光到北京开会办事就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儿子，了解他的情况。一次，周世红因为说话不注意，受到领导的批评，结果一连几天情绪不佳。正好周光来到学校，周世红心里感到委屈，便向父亲诉苦。周光慈爱地看着儿子，认真地听他把话讲完，等周世红平静下来，又耐心地开导他，告诉他要勇于承认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不可因小事而产生埋怨。周世红听完父亲的教诲，心中豁然开朗，心情顿时舒畅起来，脸上露出了笑容。周光见此，也高兴地笑了。 1965年，周世红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工作。他写信给当吉林省副省长的父亲，要求回到长春父母身边工作。周光立即回信，明确告诉他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周世红只好安心在沈阳工作，直至6年后，组织上按政策解决周世红长期夫妻分居困难，才将他调到长春。这6年，周世红收获很多，感慨良多。他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天下父母谁不希望子女在身边，父亲那样做，是一种更深的爱，更伟大的爱。”
临终嘱托 永励后人
由于在战争年代负伤，周光头颅中一直残存着弹片，之后又长期超负荷工作，结果积劳成疾，病情愈加严重，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教育后代。1977年4月，周光在临终前对妻子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造就了我们，只知奉献，而不求索取。当我们已无力奉献，生命力枯竭的时候，就坦然地走吧。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付出的一切，是为了后代的幸福，可以说是死而无憾。只是希望树下的乘凉人不要只图舒适，不去耕耘，甚而砍倒大树当柴烧，那才是悲哀的事。你要时刻告诫我们的子女，不要做乘凉人，要做耕耘者。”
这是周光对妻子的临终嘱托，也是对子女的期望，令人动容。池精武激动地应答道：“你安心养病，我们的孩子绝不会做愧对先人的事。”
1977年4月24日，周光溘然离世。他的子女亲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直严守家教，不求荫蔽，朴实勤劳，遵纪守法。
周光、池精武抱养的女儿初中毕业，时逢“文化大革命”，她和千百万青年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参军，复员，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随周光一家生活的侄儿周世明，在20世纪50年代企事业单位大招工时，被设计院招收为描图员，后调到汽车厂水箱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劳作一生，于1993年病故，年仅61岁。
池精武的弟弟池精沛，孤苦无依，从河北投奔姐姐、姐夫，后招工进厂当了一名汽修工，继而开车当司机，娶妻成家后，另立门户，自食其力。
唯一上了大學、成为科技人员的周世红，谨记父母的教导，奋发努力，自强不息，辛勤耕耘，成长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英才。
在长春光机研究所，周世红先后参与数种科研项目，完成了3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课题，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的科学家王大珩的看重，王大珩亲自写推荐书推荐周世红为研究员。推荐书全文为：
周世红同志在长春光机所期间（1991年11月离所），一直从事有关圆光栅精密测角工作。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电子电路方面，实现了莫尔条纹的细分，从而使测角分辨率达到0.001"，测角精度达到0.05"，使这项设备能作为国家角度测量的最高基准。这项工作，以光机为主，而电学工作的比重绝不亚于光机工作。因此，周世红同志的工作，和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是并驾齐驱的，应该在学术上给予同样的评价（最后国家基准的工作，我估计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按照周世红同志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水平，我觉得可考虑提升为研究员，特别是他现在已离所，为今后工作上的发展使用，以能及时给予提升似是合适的。
王大珩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名誉所长
1992年7月21日
能得到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的推荐，是一项殊荣。
周世红不负众望，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了国家和省里的表彰和奖励。1993年3月19日的《长春日报》刊登了周世红的照片和事迹介绍：“周世红，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副总工程师、副研究员。长期在线纹计量和电子工程科学技术第一线工作，参与研制的线纹计量仪器已检测圆光栅盘2000余件，价值200多万元。其中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三等奖两项，在同行中享有盛誉。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贴100元。”
周世红用自己的进步和成绩告慰了父亲的英灵。他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几十年在科学上的奋斗，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父亲教诲的影响。”“现在，我捧着国家高级奖励证书，心潮起伏，父亲如果知道，他会多么高兴。像父亲一样的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前辈们，当他们看到后代成才，为国家做出贡献时，他们一定会像父亲一样的笑，一样的欣慰。”周世红的感受，给人们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启示。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