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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益，原名陈少卿，1914年1月9日出生于广东潮安一个普通市民家庭。这位日后成了一本著名小说的翻译者、掌管一个国家广播事业、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的人，当年竟因家境贫寒差点念不成中学。以致在大半个世纪之后，对当初“改变了一个本该当学徒的人的生活道路”的几个人，他还表示深深的感激。
梅益1929年在上海考入了由胡适当校长的中国公学。据他的回忆，由于高中没有读完，他与另外四个同学是买了伪文凭才获得了考试资格的。但因交不起学费，连吃饭也没钱，他只能中途辍学，回到家乡一所小学教书。但就是在上海，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1931年，梅益用教书积存的130元作盘缠独自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从1934年开始，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散文和译作，开始靠稿费度日。
1935年，梅益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介绍人是陈伯达。是年年底，北平“左联”遭到破坏，他的身份被供出，于是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潜赴上海，投入上海“左联”的活动，担任若干刊物的编辑。从此一生与中共文化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并于1937年8月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内围绕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一场激烈论战，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以周扬为首的一派支持前一口号，主张应把扩大团结对象的范围，争取更多的人加入统一战线行列；后一口号则是把坚持捍卫工农大众的主力军作用当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这一派由鲁迅领头。
在这场争论中，梅益始终站在周扬等人一边。由于这场笔墨之争，梅益在“文革”期间被《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两度点名批判，从此梅益反对鲁迅之说不胫而走。梅益对此甚感忿然，因为反对鲁迅的观点这件事本身，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鲁迅的尊重和敬意。就在他与鲁迅等人就两个口号谁是谁非激烈论辩之时，他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宣称：“鲁迅是我们最进步、最有战斗性的作家的一员。”
有一段往事鲜为人知。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因长期患病，解放后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鲁迅夫人许广平为此向梅益求助。几经周折，梅益终于在他本人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为周海婴物色到一份工作，后周海婴在这个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文革”期间，在一次声讨会上曾有人试图逼梅益承认过去反对过鲁迅，梅益气愤地反斥道：“要是我真的反对鲁迅，许广平还会把她的儿子托付给我照管吗？”
梅益是中国广大读者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中译者。1938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译本交给梅益，并告以上级党组织认为此书译出后对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将会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要求他作为党组织交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把它翻译出来。由于梅益当时肩负的工作异常繁重（时任《译报》——后易名为《每日译报》总编辑），翻译一事只能忙里偷闲，一点一滴地进行，故前后历时五年之久始将全书译毕付印。中译本出版后，果然如预期的那样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连续影响了以后的几代人。
在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前，梅益还参与了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状况的《西行漫记》的翻译，是12个译者之一。后来，他又参与翻译了斯诺夫人韦尔斯所写的《续西行漫记》。
梅益从事广播事业始于1947年。这一年，他来到延安，在新华社任编委、副总编辑，分管广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开国大典的转播。同月，政务院决定成立广播事业局，任命他为副局长。从1952年起，他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直至1964年。他在此一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最为人们所熟悉和称道的，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开创性或永久性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和普及有线广播网，使得身居农村，与外界近乎完全隔绝的很大一部分农民有条件了解到本乡本土以外所发生的事情，能够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获得娱乐。
第二件事是建立并初步完善中国的对外广播系统，终使中国在1962年成为继美苏之后的第三个对外广播大国。
第三件事是建成中国第一座电视台。梅益带领着广播局科研技术人员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59年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并录播了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实况。
1966年，正在广东参加“四清”的梅益被一个电报召回北京，从而成为“文革”中最早被斗争的对象之一。“我一回北京，就缴了我的手枪，剪了我的红电话线，并要我去看大字报。”他回忆说。
开斗争大会的第一天，梅益受到的第一个指控是他一贯不敬重江青：她要谭鑫培的唱片他不给，她要80盘进口磁带他要她付外汇，她到广播局七次他都没见她。
“文革”中，梅益除被剃阴阳头、罚跪沙盘，还被当众以木棒连续重击颈部及腰部等处。
梅益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与他顽强不屈的态度有关。他不肯低头认罪。当时曾有人出于好心劝他不要执意同群众对抗，因为鸡蛋总是碰不过石头的。还有人劝他替家人考虑，低头服罪，最后可能会换得从轻发落，子女们出去寻找生活出路也会容易些。但他横下一条心，为维护自己最后一点人格的尊严而奋斗到底。
梅益在“文革”中另一凸显其为人的表现是，他从没出卖过任何一个人。他后来曾向人表示，由于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曾说错过一些话，做错过一些事，结果伤害到一些同志，为此内心常感愧疚。“文革”期间他记取了过去的失误教训，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再做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
“文革”将近尾声时，开始有一部分老干部陆续得到解放，重新出来工作。梅益本人也强烈希望自己的问题早日解决，但他始终不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违心地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或者登门拜访那些在“文革”中崛起、当时仍在台上的权要。曾有一位与梅益相识多年的老同事亲自向他展示自己的一封悔过书，并且告诉他只要如法炮制一份递交上去，保证几个月内问题得到全部解决。朋友开导梅益：“你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一些人的面子也不能不顾及。你写一份检讨书，人家解放你就不会有失面子，而你也可以早日出来工作，这对双方都有利，何乐而不为之？”最后又劝说梅益务必以大局为重，越早写出检讨越好。梅益感谢朋友的好意，但依然故我拒绝服罪。事隔多年后，他对家人谈及此事时说：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顾全大局乃天经地义，但也要讲一点进退出处之道。在有些时候，例如 “文革”时期那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善恶混淆的局面下，严守进退出处之道恰恰是顾全大局的表现。若明知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事情到了全然不可为的地步，则决不可为了一己之私，泯灭良知，去与恶势力同流合污。
梅益是最后一批获得解放的受“文革”冲击的老干部之一。1977年5月，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6年初，73岁的梅益从原来任职的社会科学院被调往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任该社总编辑，同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主任为胡乔木），由此开始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在大百科任职的十年期间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的高峰期与完成期。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有病，怀着满腔的热忱全力以赴地投入大百科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的激励带动之下，大百科出版社的全体员工们不分昼夜地加紧工作，终于在计划的日期内将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全部出齐，填补了中国辞书出版方面一个重大空白。
梅益1929年在上海考入了由胡适当校长的中国公学。据他的回忆，由于高中没有读完，他与另外四个同学是买了伪文凭才获得了考试资格的。但因交不起学费，连吃饭也没钱，他只能中途辍学，回到家乡一所小学教书。但就是在上海，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1931年，梅益用教书积存的130元作盘缠独自来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从1934年开始，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散文和译作，开始靠稿费度日。
1935年，梅益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介绍人是陈伯达。是年年底，北平“左联”遭到破坏，他的身份被供出，于是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潜赴上海，投入上海“左联”的活动，担任若干刊物的编辑。从此一生与中共文化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并于1937年8月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内围绕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一场激烈论战，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以周扬为首的一派支持前一口号，主张应把扩大团结对象的范围，争取更多的人加入统一战线行列；后一口号则是把坚持捍卫工农大众的主力军作用当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这一派由鲁迅领头。
在这场争论中，梅益始终站在周扬等人一边。由于这场笔墨之争，梅益在“文革”期间被《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两度点名批判，从此梅益反对鲁迅之说不胫而走。梅益对此甚感忿然，因为反对鲁迅的观点这件事本身，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鲁迅的尊重和敬意。就在他与鲁迅等人就两个口号谁是谁非激烈论辩之时，他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宣称：“鲁迅是我们最进步、最有战斗性的作家的一员。”
有一段往事鲜为人知。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因长期患病，解放后一直找不到适当的工作。鲁迅夫人许广平为此向梅益求助。几经周折，梅益终于在他本人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为周海婴物色到一份工作，后周海婴在这个系统一直工作到退休。“文革”期间，在一次声讨会上曾有人试图逼梅益承认过去反对过鲁迅，梅益气愤地反斥道：“要是我真的反对鲁迅，许广平还会把她的儿子托付给我照管吗？”
梅益是中国广大读者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中译者。1938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译本交给梅益，并告以上级党组织认为此书译出后对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将会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要求他作为党组织交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把它翻译出来。由于梅益当时肩负的工作异常繁重（时任《译报》——后易名为《每日译报》总编辑），翻译一事只能忙里偷闲，一点一滴地进行，故前后历时五年之久始将全书译毕付印。中译本出版后，果然如预期的那样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连续影响了以后的几代人。
在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前，梅益还参与了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状况的《西行漫记》的翻译，是12个译者之一。后来，他又参与翻译了斯诺夫人韦尔斯所写的《续西行漫记》。
梅益从事广播事业始于1947年。这一年，他来到延安，在新华社任编委、副总编辑，分管广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开国大典的转播。同月，政务院决定成立广播事业局，任命他为副局长。从1952年起，他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直至1964年。他在此一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最为人们所熟悉和称道的，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开创性或永久性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和普及有线广播网，使得身居农村，与外界近乎完全隔绝的很大一部分农民有条件了解到本乡本土以外所发生的事情，能够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获得娱乐。
第二件事是建立并初步完善中国的对外广播系统，终使中国在1962年成为继美苏之后的第三个对外广播大国。
第三件事是建成中国第一座电视台。梅益带领着广播局科研技术人员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59年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并录播了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实况。
1966年，正在广东参加“四清”的梅益被一个电报召回北京，从而成为“文革”中最早被斗争的对象之一。“我一回北京，就缴了我的手枪，剪了我的红电话线，并要我去看大字报。”他回忆说。
开斗争大会的第一天，梅益受到的第一个指控是他一贯不敬重江青：她要谭鑫培的唱片他不给，她要80盘进口磁带他要她付外汇，她到广播局七次他都没见她。
“文革”中，梅益除被剃阴阳头、罚跪沙盘，还被当众以木棒连续重击颈部及腰部等处。
梅益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与他顽强不屈的态度有关。他不肯低头认罪。当时曾有人出于好心劝他不要执意同群众对抗，因为鸡蛋总是碰不过石头的。还有人劝他替家人考虑，低头服罪，最后可能会换得从轻发落，子女们出去寻找生活出路也会容易些。但他横下一条心，为维护自己最后一点人格的尊严而奋斗到底。
梅益在“文革”中另一凸显其为人的表现是，他从没出卖过任何一个人。他后来曾向人表示，由于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曾说错过一些话，做错过一些事，结果伤害到一些同志，为此内心常感愧疚。“文革”期间他记取了过去的失误教训，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再做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
“文革”将近尾声时，开始有一部分老干部陆续得到解放，重新出来工作。梅益本人也强烈希望自己的问题早日解决，但他始终不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违心地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或者登门拜访那些在“文革”中崛起、当时仍在台上的权要。曾有一位与梅益相识多年的老同事亲自向他展示自己的一封悔过书，并且告诉他只要如法炮制一份递交上去，保证几个月内问题得到全部解决。朋友开导梅益：“你的问题固然要解决，一些人的面子也不能不顾及。你写一份检讨书，人家解放你就不会有失面子，而你也可以早日出来工作，这对双方都有利，何乐而不为之？”最后又劝说梅益务必以大局为重，越早写出检讨越好。梅益感谢朋友的好意，但依然故我拒绝服罪。事隔多年后，他对家人谈及此事时说：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顾全大局乃天经地义，但也要讲一点进退出处之道。在有些时候，例如 “文革”时期那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善恶混淆的局面下，严守进退出处之道恰恰是顾全大局的表现。若明知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事情到了全然不可为的地步，则决不可为了一己之私，泯灭良知，去与恶势力同流合污。
梅益是最后一批获得解放的受“文革”冲击的老干部之一。1977年5月，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6年初，73岁的梅益从原来任职的社会科学院被调往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任该社总编辑，同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主任为胡乔木），由此开始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在大百科任职的十年期间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的高峰期与完成期。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有病，怀着满腔的热忱全力以赴地投入大百科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的激励带动之下，大百科出版社的全体员工们不分昼夜地加紧工作，终于在计划的日期内将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全部出齐，填补了中国辞书出版方面一个重大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