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和分配的问题与连队里的“小金库”

　　士兵们只有先吃饱肚子才有力气上阵厮杀，对于这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任何一方都不能不慎重对待。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准看，联邦军队在开战之初发布的口粮供应标准慷慨大方，而南方叛军的标准也算中规中矩。毕竟美国人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已经过惯了安逸日子，平时每天都是有酒有肉，把人拉到军队里忆苦思甜是万万做不到的。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发现，娇生惯养的美国人吃不得一点儿苦头，早在1818年，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约翰·卡尔霍恩就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在忍受困苦的能力方面，我们远不及大多数民族。同样的条件下，一个鞑靼人能过得很安逸，一个美国人可能会饿死。”陆军部长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的观点即便现在也依然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而内战时期南北双方的政府对于自家民众的品行秉性也心知肚明，所以展示给外面看的口粮供应标准都不会让人觉得太过寒酸，至少不会把那些被拉来卖命的汉子吓得落荒而逃。不过，正如人们通常所熟知的那样，写在纸面上的规章条例在付诸执行时往往会变得面目全非，士兵们最终吃到嘴里的口粮也不例外。虽然双方负责军需后勤的军官们都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已经尽职尽责，为士兵们的福祉使出了看家的本领，但是当时的“官兵”与“叛匪”依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比较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口粮所能提供的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先天不足，尤其是维生素A、C、D、E、叶酸和钙的摄入量都比较低。

　　主要原因还是军队无法得到足够数量的新鲜蔬菜，而南北双方所能提供的蔬菜品种都比较单一，联邦军队的供应状况相对来说已经是高端大气令人羡慕了，但是他们最容易得到的蔬菜也只有爱尔兰土豆，对于改善士兵们的营养状况、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起到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土豆之外，其他蔬菜的供应并未包含在规定的口粮之内，至于士兵们喜闻乐见的洋葱和其他新鲜蔬菜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额外的惊喜。
　　以联邦军队的波托马克军团为例，他们的主要战场在东部地区，虽然周边可供利用的铁路网和内河航道四通八达，但是蔬菜的供应同样面临僧多粥少的尴尬境地。军官们和给养部门在工作期间的疏忽大意也进一步加剧了供应中的混乱局面。1863年1月，在弗吉尼亚州的斯塔福德县，波托马克军团的医务主任乔纳森·莱特曼发现，又有人把供应土豆的事情给搞砸了——“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尽管已经向给养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土豆，但是部队在通常情况下接收到的数量却非常少，某些时候甚至一点儿也得不到”。军队缺少足够的土豆这个问题，出身于医学世家的乔纳森·莱特曼显然比其他人更加重视，毕竟事关士兵们的饮食健康，这也是他作为波托马克军团医务主任的职责所在，因此他不仅提请军医署关注此事，还设法让新接任波托马克军团指挥官的约瑟夫·胡克少将了解部队缺乏蔬菜的现状。受到医务主任的影响，胡克少将确实在改善部队饮食方面花了不少力气，从1863年2月开始，波托马克军团的蔬菜和其他口粮供应大有改观，他还多次强调军官们有责任向士兵们发放合适的口粮，土豆和洋葱等蔬菜与士兵们见面的机会才慢慢多了一些。波托马克军团的历任长官其实对于军需后勤方面都比较在意，不过，口粮和蔬菜的实际供应情况与士兵们的期望仍然有较大的差距。1864年6月下旬，威斯康星州第6志愿步兵团接收到一批蔬菜，团里的士兵们为此乐得合不拢嘴，年轻的士兵菲利普·奇克兴奋地说：“土豆、德国酸泡菜和圆白菜一起作为新的口粮发给我们，这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前所未有的好事！”德国酸泡菜和圆白菜从来都不属于联邦政府规定的口粮，而土豆尽管供应标准上写得是人人有份，可实际上直到1864年5月中旬，所有的部队才逐渐开始对蔬菜不再进行限量供应。原本单调的餐桌突然之间就冒出來3种蔬菜，简直有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也难怪菲利普·奇克会把这段经历铭记于心，作为来自英格兰萨姆塞特郡的新移民，又酸又臭的德意志风味食品未必适合他的胃口，不过充足的供应以及受到官方重视的感觉依然极大地鼓舞了像他这样渴望得到尊重的年轻人。
　　与南方叛军相比，联邦军队的日子总体上过得还算舒坦，虽然他们也难以避免在供应方面出现这些问题，但是给养局和其他相关部门在通常情况下还称得上恪尽职守，不至于让大家饿着肚子去寻南方佬的晦气。以美国卫生委员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教会和各州政府也为士兵提供了一些额外的食品，尽管数量上有些杯水车薪，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口粮中存在的某些缺陷。
　　同样的问题在叛军这里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作为传统的农业地区，南方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在工农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难以弥补的短板，战争中所需的各种物资和叛军的给养供应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组成南方邦联的共有11个州，这些地区在工业生产领域长期以来落后于北方，除此之外，各州之间的物资进行长距离大批量的运输也是困难重重——叛乱地区拥有的铁路运营里程仅为8783英里（14134.9km），只有北方的大约1/3，而一直引以为豪的奴隶种植园经济虽然多年以来获得了表面上的繁荣，但是畸形发展的主要是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无法直接用于改善南方叛军的饮食供应。战争开始之前，南方主要的畜牧业和粮食产地大部分集中在上南部地区（美国建立以来逐渐形成的地理历史概念，包括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肯塔基、田纳西、密苏里和阿肯色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在战争时期要么沦为双方的交战地域，要么被联邦政府所掌控，而南方叛军真正能控制的下南部地区（与上南部地区相对应的地理概念，范围包括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以及得克萨斯州）则是传统的棉花产地。也许是沉浸在“棉花才是王”的荣光里自我陶醉的时间太久了，也许是战争初期南方叛军在战场上还没受到太大的挫折，盲目乐观的情绪在南方到处蔓延，许多南方人已经有点儿忘乎所以，甚至飘飘然地认为可以通过棉花贸易把英法等国和自己捆绑在一条船上，借助外部势力的干涉迫使北方佬在短时间内知难而退。

　　虽然粮食才是军队和民众真正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南方的里士满政府和许多顽固的种植园主依旧没能认清自己今后面临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用一根棉线就能勒死北方佬”的童话依然充斥在许多南方人的脑海中，哪怕是联邦军队的大炮也无法把他们从自己营造的梦境中惊醒。除此之外，棉花相对较高的经济价值也让种植园主们难以割舍，要让他们放弃种植棉花转而从事粮食作物的生产可不那么容易。1862年春，大部分下南部地区的种植园主还是像往年那样云淡风轻，仍然继续从事利润更高的棉花种植业，而不愿意过分干涉各州权力的里士满政府对此无计可施，只能呼吁种植园主们转产粮食作物，减少棉花和烟草的种植。1863年4月4日，里士满当局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广大土地经营者们发出倡议，言辞恳切地要求他们“不要种植棉花和烟草，把主要的劳动用于生产粮食，以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得到充足的食物”。南方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也在这一年的春季发出公告，再次要求人们放弃棉花和烟草，把地里种上粮食作物，同时他还呼吁人们不要再抱有那种“战争很快就能结束”的幻想。反复的呼吁起到了一些效果，更重要的是残酷的现实起到了最好的教育作用，即便是为了让自己的种植园或者农场能够自给自足，种植谷物尤其是玉米也是十分必要的。在1863年的播种季节，南方的确有不少土地种上了玉米，但是已经于事无补：随着战事久拖不决，战火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南方邦联拥有的粮食产区不断缩小，而南方的铁路和内河运输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将各种物资包括粮食进行跨地域调运的能力逐渐丧失殆尽。南方地区的通货膨胀也弄得人心惶惶，那些手中有存粮的农场主也把自家仓库当成是命根子，轻易不肯对外出售粮食。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叛军的粮秣物资供应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困境，很难稳定在令人满意的水准，提供给士兵们的粗玉米面和咸牛肉本来就少得可怜，恶劣的天气、泥泞的道路，乃至双方战局的变化都有可能让士兵们原本并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即便是打算自掏腰包改善伙食，那也得先看看驻地的情况再说：当地居民如果日子已经过得紧紧巴巴，肯定拿不出多少食品物资和士兵们作交易;遭到联邦军队洗劫的地区就更没什么指望，北方佬所到之处跟蝗虫过境差不多;哪怕是有幸待在一个交通便利、物资相对也比较宽裕的地区，南方邦联政府滥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也会让士兵们手里仅有的一点儿钞票大大缩水。物价一天天水涨船高，花点儿钱吃顿好的也成为从军生涯中一种难得的快乐经历，值得费一番笔墨写进日记里念叨一辈子。在众人眼中软弱无能的军需部门几乎成了大家拿来出气的沙包，南方叛军的老老少少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对军需官们大加嘲讽，连本应宽容仁慈的牧师也忍不住踩上一脚。弗吉尼亚州第4志愿步兵团的牧师为了通俗易懂地向士兵们传道，非常机智地把军需官和出卖耶稣的犹大相提并论：“弟兄们啊，当我告诉你们可恶的犹大就是连里的军需官时，你们就能很好地理解犹大与其他使徒的关系了。”军需官们在南方叛军中的名声可见一斑。

　　到了战争后期，南方叛军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变得更加严峻，甚至发展到士兵们每天必须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都难以得到保障，不少经历过内战的南方人不愿意让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此湮没，纷纷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弗吉尼亚州第21步兵团的约翰·沃什姆在回忆录中提到：“哪怕是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在规定的口粮供应之外得到过任何额外的补贴”。
　　其实大多数叛军士兵都很有些自知之明，他们并没有奢望自己的供应能够像北方佬那样奢侈无度，只不过经常要为吃喝而担忧的日子的确太令人沮丧。20世纪初曾经担任里士满市长的卡尔顿·麦卡锡在内战时期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他从1864年开始正式加入北弗吉尼亚军团下属的里士满榴弹炮营服役，虽然正式参军时才刚满17岁，但是此前他已经拥有在地方部队服务数年的经历了。战争结束之后，卡尔顿·麦卡锡根据自己历时5年的戎马生涯出版了一部介绍叛军士兵生活细节的著作，在书里当然少不了要抱怨一下饮食供应极不稳定的状况：“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口粮配给一直在反复摇摆，今天吃喝不愁，明天说不定就会食不果腹。”

　　战争后期的南方叛军连正常标准的粗玉米面和咸猪肉供应都难以维持，改善伙食这种“奢侈”的愿望就更不能指望自家的军需官来实现，苦命的南方佬也只能绞尽脑汁自想门路。1863年初春，在叛军路易斯安那第4步兵团服役的罗伯特·帕特里克终于有机会换一换口味了，他与战友一起合伙凑份子在外面买了一些食物，接下来几天的日子里，被粗玉米饼长期虐待的胃总算能舒服一点儿了。帕特里克在兴高采烈之余也忍不住在2月16日的日记里发了一通牢骚：“我们仅仅吃了两顿饭就花了超过10美元，可是这里面属于军粮部门提供的东西只有一丁点儿大米而已！”培根当时卖到了1磅（453.6g）60美元，面粉在某些地区甚至卖到100美元一桶，普通的南方士兵每个月名义上也只有11美元的军饷，这点儿可怜巴巴的小钱还面临着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压力，两顿饭的花销就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也难怪士兵们会一肚子的委屈。
　　南北双方的后勤部门需要供应的军队规模之大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原本正常的饮食供应经常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难以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执行，这种情况并不出人意料。不过总体来说，内战时期双方士兵们的境遇还是比独立战争时好了许多，因此士兵们也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和谅解。即便是遇到饮食供应不尽人意的情况，大家也顶多是发发牢骚，再也没有像独立战争时期那样闹得不可收拾。实在不行的话，士兵们就自己想想办法——就地筹措给养这种事真没多少技术含量，打家劫舍而已，美利坚合众国辽阔的地盘和大家耕种的土地不就是这么一路抢过来的嘛。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人们对于军队饮食供应的认知还仅仅停留在首先确保士兵们能够吃饱喝足的阶段，整个社会普遍缺乏关于食品营养与人体健康等方面的知识，况且这些比较专业的知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被极少数人所垄断，知识流传推广的范围也往往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小圈子里，例如医生、化学家和一些对于医疗卫生有所关注的社会改革者，离真正需要这些知识的民众还有很远的距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