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唱紅的歌有上百首,但哪首都比不上《祝酒歌》!”81岁的李光羲刚从哈尔滨演出回来,老先生挺拔硬朗,看上去顶多六十出头。退休后,单枪匹马,满世界演出,到现在一年还要参加一百多场演出,《祝酒歌》是场场必唱的保留曲目。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这首歌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被称为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流行金曲,李光羲录制的唱片一周内狂销100万张,获得首届“金唱片奖”。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25万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祝酒歌》位列榜首。
　　领导说,“你唱这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
　　李光羲开玩笑说,《祝酒歌》是他“抢”来的。
　　施光南写完这歌没给我,他按照他的处理,音色啊气质什么的,给了我们剧院(中国歌剧院)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文革之后恢复业务,正在排戏,我们俩在一个剧组。
　　别人排的时候我们俩坐那儿,她老拿一张歌片儿看。我说你看什么呀。她说,“不知这个歌好坏,施光南寄来的。”我说我看看。一看《祝酒歌》,我就哼,哼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激动起来了。哎呀!我说这歌太好了!她说,“是吗?”我说你要不唱你给我。“有这么好么?”我说有!
　　照说那是人家给苏凤娟的歌,我不能抢她的歌啊,可我喜欢这歌的程度啊……就不顾一切了!我就告诉施光南,她唱我也唱,同台的时候她唱我不唱就是了。
　　我跟施光南也合作过,《周总理,您在哪里》、《最美赞歌献给党》都是他给我写的。我就请他按照我的声音特色,给我按11个人的小乐队伴奏写个配器。他很快给我写来了,写来我就练。
　　文革之后各剧院都在抓新节目,有新歌就拿给领导审查,很活跃。我就把这歌拿出来送审,唱出来之后领导说,你这唱的什么呀?
　　“这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唱这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嘛?”
　　 还有人说,这歌里“来来来”个没完,不好不好!
　　“不管他们怎么否定这歌,我的第一印象改变不了,有机会我还得唱。”
　　有一天他接到一个演出任务,“说是李先念同志在大会堂招待国宾,要求唱一个欢快的歌”。
　　那时欢快的歌很少,多数是控诉“四人帮”、缅怀先烈、寄托哀思的。演出前李光羲跟乐队说,“今天我做主,咱们唱《祝酒歌》。”
　　“这一唱,好家伙!国家领导、外宾都猛鼓掌欢呼,这一下我心里就有底了,谁再拦我,我也不怕了!”
　　1979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组织春节联欢晚会,当时叫“迎新春文艺晚会”,播出之后,“不得了,太火了”,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央电视台接连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赞叹《祝酒歌》积极欢快、振奋人心。
　　政治与艺术
　　无论是《祝酒歌》,还是《周总理,您在哪里》、《鼓浪屿之波》、《北京颂歌》,李光羲唱的都是颇具时代特色的“红色歌曲”。
　　《祝酒歌》里有“锦绣前程党指引,万里山河尽朝晖”;《北京颂歌》里他唱道,“伟大的首都,你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啊,北京啊北京,大庆红旗向你飞舞,大寨红花向你开放……”
　　一个唱古典歌剧出身的艺术家,自然清楚艺术与政治歌曲之间的分野有多大,“但那个年代我想登台,必须依附于这样的形式。”
　　“我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歌剧院的大主演,年轻的时候演了很多外国戏,唱了很多外国歌,在这当中享受我自己享受的东西。等到艺术变成为政治服务,变成宣传之后,我唱的那些直接服务社会的政治性歌曲,都是艺术精品。词曲作家们把政治变成音乐,变成绘画,变成艺术精品,那都是功夫啊!”
　　一提到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他就激动起来。他是在天津的教会唱诗班里学会五线谱和西洋发声法的,1953年考进中央歌剧院,很快成为主演。
　　1956年,在新中国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中,他扮演男主角并一举成功。继而,又接连出演了《货郎与小姐》中的阿斯克尔,俄罗斯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事业如日中天,经常接连演出几个月,换场不换人。
　　 人前显贵,人后受罪。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饥饿。
　　三年自然灾害,北京马路上买不到一块点心。我每个星期天晚上要连演两场大歌剧,一场戏补贴两毛钱夜宵费。我让我爱人给我买两碗炒疙瘩,两毛钱一罐,四毛钱一大罐。
　　四毛钱,两个连场古典大歌剧!那个时候精神好像真是万能的,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撑下来了。
　　即便如此不要命地演出,他还是被赶下了舞台。“一夜之间,就成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毒草,被发配到天津郊区种稻子。”
　　愁闷中爱上了喝酒,“就觉得这东西好啊,顿顿都喝”。直到1972年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调回北京,为西哈努克亲王献唱祝寿。“我发现自己原来还有用,这才把酒戒了。”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都毁了!所有人都穷,一穷就卑怯,口袋穷的时候必定卑怯,你逞不了英雄,你大方不了。
　　“我生在天津,小时候就喜欢来北京。后来在这里成名,安家。古老的文化,我熟悉的环境,我的亲情都在这。生活、艺术、职业,化成一回事儿了。我唱《北京颂歌》,心里边儿自然的一种骄傲感,能唱不好吗,是吧?”
　　从艺五十多年,他唱遍北京所有剧场。
　　人民大会堂1959年国庆盖成后的第一场我就演了。那地方其实不适合演出,但是在那儿演是种政治荣誉。
　　天桥剧场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剧场,剧场里舞台、观众席、后台,三等份儿,我在那演了很多节目。
　　我们从文革一结束就呼吁要盖国家大剧院,现在终于盖起来了,那里面有个歌剧院,两千多座位。一场歌剧如果有两千观众,我敢说有一千八此前没看过歌剧,哪儿看歌剧去?可是只要一坐下来,就能感受到那种特殊的氛围,观众一进场就把他培养起来了,进入艺术欣赏的巅峰。
　　他最爱的是中山音乐堂和国图音乐厅,一千多人的“小”礼堂,不用话筒,非常舒服。
　　很多人不理解他这么大把年纪,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歇着,一年到头四处奔走,有人开玩笑说他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大金娃娃。他说自己在乎的其实是俩字儿:“自由!”
　　过去想唱什么自己做不了主,想上哪儿唱得听组织安排,业务再过硬,政治上“右倾”,出国永远轮不上你。
　　“现在我很自豪,我就靠我自己,全世界走遍了!”走到哪儿都能遇到歌迷,握手拥抱合影,“李老师,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