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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吴文化又有了新的进取和突破，本文从认识吴文化的主流层面出发，综述近年来吴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和有关特征，并涉及的许多重要项目和课题，为今后吴文化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吴文化；研究；现代化
吴文化研究在上世纪就高潮迭起，吴文化的深邃内涵不断被挖掘，并逐步趋向深入。苏州大学王卫平已专文介绍（《80年代吴文化研究概要》），载《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吴学研究专辑”），嗣后，王卫平、戴卫东又有力作《近十年来吴文化研究术要》（载《吴文化与现代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江苏古迹出版社，2002.5）。本文在此基础上，在时间上再作延伸。纵观近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吴文化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兹根据已公开发表的专著和论文加以整理和综述如下：
吴国的建立仍是吴文化研究的聚焦之处：“太伯、仲雍奔荆蛮”所涉地望在近年吴文化研究中又有新观点，武进博物馆王岳群根据一直和佘城遗址的考古报告，花山遗址距今40000-3300年左右，佘城遗址距今3600-3000年左右，两者文化内涵基本一致，且均不同程度受周围文化的影响，加之考虑江阴遗址文物古迹众多的特点，在《太伯、仲雍奔荆蛮地望考〈《东南文化》，2003.3〉文中提出地望在今江苏江阴。同时，他还从考证“句吴”名称的来源；根据太伯、仲雍所奔之地有“文身断发”习俗的史载，认为《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记载与花山、佘城遗址情况基本吻合。关于“吴王余味墓葬遗址：的探讨在近年研究中也更深入，根据大港北山顶发现余味的墓葬以及出土文物，镇江严其林，程建著《京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认为吴王余味死后葬在丹徒大港。苏州博物馆钱公麟、徐亦鹏著《苏州考古》（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8）则认为“即使在墓中出土带有吴国王者的铭文青铜器，也不能仅以作为依据，断定其墓一定是吴王墓。”“大港至谏壁一线山顶上的春秋时期大墓，达不到吴国王陵的水准。”“从其墓的形制、规格、时代来看，作为庆封墓有一定的可能性，”同时指出，春秋时齐国逃臣庆封曾被吴国于此作奉邑之地。此外，南京大学戴宁汝《太湖地区同时代文化初探》，载《南京大学历史学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5.1）、南京博物院耕夫在《略论苏南土墩墓》（《东南文化》，2001.3）等亦撰文进行相关探讨。
农史研究是近年吴文化研究取得进展的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从经济生产、自然环境分析太湖地区以晚稻为主的原因，他在《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1）中指出：宋代政府采纳政策是太湖地区种植晚稻重要原因，在自然条件方面，水旱变化比气候转冷则对太湖地区晚稻种植影响更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在《大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5）文中认为太湖平原保持以晚粳为主的格局，除了自然条件和经济方面原因外，与稻麦复种的推广不无关系。中国农业博物馆闵宗殿《晚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发展》（《中国农史》，2002.3）文中分析苏湖地区稻麦二熟制常年的产量后，阐述当时人口增长快，人均耕地下降，这是晚清南方水田复种指数提速的原因。在棉业方面，马万旺《宋代以后太湖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劳力充裕、政府倡导、纺具革新、种植得法，得出棉业兴旺的结论。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02.1）文中从耕地充分开垦、水利普遍建成和经营方式完善等方面详析繁盛原因。曾雄生著《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的缩影》（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3.3）则在农用生产工具作了深入的探讨。
商业研究也有推陈出新的成果。陈国灿在《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3.4）文中认为宋代民间系统的物资供应有民间生产和民间商业两种形式。苏州博物馆吴琴《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文中，分析收藏家厚古却不薄今，收藏家兼学者、艺术家等这些特点都与苏州城市商业经济环境之风开放、观念领先息息相关。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在《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江海学刊》，2002.1）文中认为明清时期的各区地域商人在江南刻书印书，贩书贩纸，收藏书画器，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
吴文化素有“尚文好学”之风，近年的研究也显示出这样的特色。张敏、李海生《顾炎武：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1）文中认为顾炎武是开启朴学思潮大师，他把为人和为学统一起来，力开朴实学风。任桐《晚清苏南改良思想群落的地域成因》（《江海学刊》，2001.1）一文探讨地域因素对于人们文化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内在影响，并由此揭示这批苏南改良思想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上海师范大学张庆翔《从吴语的浊辅音看清浊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3）解释吴语清浊的语音学机制，并引入紧松的概念，认为在吴语音系中使用紧松代替清浊更加科学合理。少先一《论清代吴中声律词派的形成具特色》（《江海学刊》，2001.2）从乾嘉学风、家庭熏染和词史风会等方面探讨其形成及其特色。苏州大学方汉文、杨露祎在《吴文学和外来文学的汇通与比较》文中彰显吴文学的独特的地理个性，对吴文学与其它周边文学，以及海外文学的汇通和比较进行综述。苏州大学许周鹣撰文《吴地世族兴衰辨》（《苏州大学学报》，2002.4），在剖析大量史实后，论述吴地世家大族兴衰的历史变迁原因及影响。
总之，近年吴文化研究启迪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深入研究的力度。近年召开的各类吴文化学术讨论会更起了推波动澜的重要作用，坚信今后吴文化研究一定会更结硕果，更富特色。
责任编辑：王轶萌
【关键词】吴文化；研究；现代化
吴文化研究在上世纪就高潮迭起，吴文化的深邃内涵不断被挖掘，并逐步趋向深入。苏州大学王卫平已专文介绍（《80年代吴文化研究概要》），载《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增刊“吴学研究专辑”），嗣后，王卫平、戴卫东又有力作《近十年来吴文化研究术要》（载《吴文化与现代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江苏古迹出版社，2002.5）。本文在此基础上，在时间上再作延伸。纵观近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吴文化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兹根据已公开发表的专著和论文加以整理和综述如下：
吴国的建立仍是吴文化研究的聚焦之处：“太伯、仲雍奔荆蛮”所涉地望在近年吴文化研究中又有新观点，武进博物馆王岳群根据一直和佘城遗址的考古报告，花山遗址距今40000-3300年左右，佘城遗址距今3600-3000年左右，两者文化内涵基本一致，且均不同程度受周围文化的影响，加之考虑江阴遗址文物古迹众多的特点，在《太伯、仲雍奔荆蛮地望考〈《东南文化》，2003.3〉文中提出地望在今江苏江阴。同时，他还从考证“句吴”名称的来源；根据太伯、仲雍所奔之地有“文身断发”习俗的史载，认为《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记载与花山、佘城遗址情况基本吻合。关于“吴王余味墓葬遗址：的探讨在近年研究中也更深入，根据大港北山顶发现余味的墓葬以及出土文物，镇江严其林，程建著《京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认为吴王余味死后葬在丹徒大港。苏州博物馆钱公麟、徐亦鹏著《苏州考古》（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8）则认为“即使在墓中出土带有吴国王者的铭文青铜器，也不能仅以作为依据，断定其墓一定是吴王墓。”“大港至谏壁一线山顶上的春秋时期大墓，达不到吴国王陵的水准。”“从其墓的形制、规格、时代来看，作为庆封墓有一定的可能性，”同时指出，春秋时齐国逃臣庆封曾被吴国于此作奉邑之地。此外，南京大学戴宁汝《太湖地区同时代文化初探》，载《南京大学历史学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5.1）、南京博物院耕夫在《略论苏南土墩墓》（《东南文化》，2001.3）等亦撰文进行相关探讨。
农史研究是近年吴文化研究取得进展的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从经济生产、自然环境分析太湖地区以晚稻为主的原因，他在《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1）中指出：宋代政府采纳政策是太湖地区种植晚稻重要原因，在自然条件方面，水旱变化比气候转冷则对太湖地区晚稻种植影响更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在《大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5）文中认为太湖平原保持以晚粳为主的格局，除了自然条件和经济方面原因外，与稻麦复种的推广不无关系。中国农业博物馆闵宗殿《晚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发展》（《中国农史》，2002.3）文中分析苏湖地区稻麦二熟制常年的产量后，阐述当时人口增长快，人均耕地下降，这是晚清南方水田复种指数提速的原因。在棉业方面，马万旺《宋代以后太湖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劳力充裕、政府倡导、纺具革新、种植得法，得出棉业兴旺的结论。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02.1）文中从耕地充分开垦、水利普遍建成和经营方式完善等方面详析繁盛原因。曾雄生著《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的缩影》（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3.3）则在农用生产工具作了深入的探讨。
商业研究也有推陈出新的成果。陈国灿在《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3.4）文中认为宋代民间系统的物资供应有民间生产和民间商业两种形式。苏州博物馆吴琴《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文中，分析收藏家厚古却不薄今，收藏家兼学者、艺术家等这些特点都与苏州城市商业经济环境之风开放、观念领先息息相关。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在《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江海学刊》，2002.1）文中认为明清时期的各区地域商人在江南刻书印书，贩书贩纸，收藏书画器，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
吴文化素有“尚文好学”之风，近年的研究也显示出这样的特色。张敏、李海生《顾炎武：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1）文中认为顾炎武是开启朴学思潮大师，他把为人和为学统一起来，力开朴实学风。任桐《晚清苏南改良思想群落的地域成因》（《江海学刊》，2001.1）一文探讨地域因素对于人们文化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内在影响，并由此揭示这批苏南改良思想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上海师范大学张庆翔《从吴语的浊辅音看清浊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3）解释吴语清浊的语音学机制，并引入紧松的概念，认为在吴语音系中使用紧松代替清浊更加科学合理。少先一《论清代吴中声律词派的形成具特色》（《江海学刊》，2001.2）从乾嘉学风、家庭熏染和词史风会等方面探讨其形成及其特色。苏州大学方汉文、杨露祎在《吴文学和外来文学的汇通与比较》文中彰显吴文学的独特的地理个性，对吴文学与其它周边文学，以及海外文学的汇通和比较进行综述。苏州大学许周鹣撰文《吴地世族兴衰辨》（《苏州大学学报》，2002.4），在剖析大量史实后，论述吴地世家大族兴衰的历史变迁原因及影响。
总之，近年吴文化研究启迪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深入研究的力度。近年召开的各类吴文化学术讨论会更起了推波动澜的重要作用，坚信今后吴文化研究一定会更结硕果，更富特色。
责任编辑：王轶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