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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的风雨历史，从一个侧面讲述了女性权利的变迁。从最早的《女界钟》到女权实践者秋瑾，从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到民国女子从军潮，从底层的明德英、沂蒙六姐妹到林道静，这些不同侧面的故事和案例，讲述了女性参与时代并改变时代的漫漫历程。
秋瑾的“妇解”命题：“二百兆同胞姊妹”的觉醒与崛起
1898年，维新革命失败了。两年之后，它所播下的“兴女学”、“戒缠足”的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的火种，为庚子国难激起的妇女革命热情再次点燃，形成星火燎原之势——20世纪开端的女界，便如一座洪钟被敲响了。
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来形容1900年的北京城：“更无一人是男儿！”
当年赛金花自述：“当初，庚子年国家遭难的时候，那些王孙贵族公台大人们躲到哪里去了？屁也不敢放一个。他们利用我。跟外国人谈判，还要依赖一个风尘女子，当初是救命恩人赛二爷。用完了我就加倍地侮辱我，伤害我，要我老死在监狱里，遮盖他们的丑。我偏不死！”
1904年，赛金花在世时，清末著名小说家曾朴以她为原型，写了一部著名的小说《孽海花》 列于“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首。“时无英雄，使妓女成名”。她一生喜好自由，追求情爱。一个烟花女子，适逢国家大变，偶然有了在欧洲生活几年的经历，又意外地在战火纷飞之中，成就了一场家国大戏的主角。什么老佛爷、皇帝、大臣这些清末国家的统治都成了陪衬。这样让人扼腕的传奇故事，比起那段丧权辱国的历史更加耐人寻味。
20世纪最初的15年间，涌现出了一批 “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的妇女革命领袖、活动家，特别是秋瑾式的中国苏菲亚们。
秋瑾的出现，成为一个标志。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她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
从宋美龄到吕碧城，一个时代的留声机
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倡导新生活运动。这是宋美龄首次投入的一场大规模运动，对女性产生较大影响。1934年蒋介石亲自下令：南昌妇女的妆式、头发和服装的大小长短尺寸等，应由警察制定一个标准。
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宋美龄领导下，名重一时的女界名人，张蔼贞、刘清扬、沈兹九、刘蘅静等，都在宋美龄手下，分任总务、训练、文化、生活、生产等各组组长。有名的民主人士史良，也在她手下担任联络委员会主任。
新生活妇运会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救护伤兵、开办妇运干部班、儿童保育等众多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由于兵源不足，国民党政府大规模地扩大招收女兵，根据现存的南京档案馆历史文献记载，1944年-1945年从军的数十万大中学生当中，女青年约占10%。
被称为民国第一奇女子的吕碧城，身为红粉，而有巾帼女豪之誉，与秋瑾互为知己。她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还是第一位女性撰稿人，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的首倡者、女子教育的先驱者……时人写诗赞曰：“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一个个奇女子，成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留声机”，为自己，也为女性，留下了完美的音符。
战乱中的女性“乳汁”
《红嫂》的故事经久流传，曾被刘知侠、刘玉堂等人写进小说。
1941年深秋，沂南县岸堤村的聋哑媳妇明德英正在家中奶孩子，一位与日伪军作战负伤的小战士突然闯进了她的家门。明德英把小战士隐藏到山上的一座石墓里。可是，石墓周围没有水源，明德英情急之中，毅然将自己的乳汁喂进了小战士干裂的口中。
中国女性的经典困境，即“秦香莲/花木兰”模式，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总是在“女奴”和“女战士”中做着困难的选择题。“秦香莲”们苦于自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惨淡如“祥林嫂”的那件月白色衬衫；“花木兰”们则迷失于自身的性别立场，《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是一个有力证据，当她的左颊浮现明亮的“党徽”图案，其性别也被阶级性所取代。
明德英更多的是展现了一名母亲的本能，而非家国情仇。电影《沂蒙六姐妹》的副标题是“战争中的女人”，女性对于战争的付出，更多的是间接的方式。她们利用性别，又超越于性别。比如《沂蒙六姐妹》中，男人缺席的村庄，女性独自面对战争，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战场输送阴柔的血液。
而另一个层面上的革命女性，比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作为“五四女儿”和“党的女儿”的结合体，她一方面在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样的道路上挣扎；另一方面，她又回归到秋瑾式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的道路上来。
从龙应台到姚晨：大时代造就女公知
这里所说的“公知”，既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龙应台，也是微博时代被异化了的词汇。有人具备足够的社会和政治常识，有人则不具备，但她们皆对公共事件保持强烈兴趣且愿意发声。不同的发声质量，表达的却是相似的女性权利和义务。
□吴越
从中国梦到乳房战争：
台湾伸向大陆的两根橄榄枝
尽管上世纪80年代她奋起抗争之时已坐享了民主斗争的成果，在威权政治中未曾受到牢狱之灾，似乎有损“勇士”称号，但却正是由于这种幸运，使她没有走上从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的台湾知识分子大多选择的两条道路，或与社会为敌、见谁骂谁，或被吓破了胆，从此卸下盔甲。
这是龙应台。她阐述自己的中国梦：“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
这是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叫：《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从乡愁到美丽岛》。
龙应台是台湾伸向大陆的一个符号，她的书至今还在各大书店热销。而另一个符号，是陈文茜。 狂妄自大的李敖很少盛赞他人，但他却称陈文茜为“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在台湾，陈文茜是个特殊人物，她横跨政治、商业与媒体界，是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爱她者赞她“观察深刻、机锋犀利”，恨她者大骂其为“泼妇”。
陈文茜向来特立独行，2003年，她被怀疑患上乳癌，可能需要动手术切掉一边乳房，曝出一句名言：乳房只是女人的社交工具。她还专门发表一篇题为《只剩一个乳房》的文章，表示要利用乳房的剩余价值，以300万元新台币的价格为《花花公子》拍裸照。还笑问道：“身体上下，每处肥胖都得减，为何独独胸前这两坨肥胖，却是令人骄傲的双峰？”
于丹、刘瑜的时事评论：
“浑身正能量、满血是鸡汤”
最近，“大陆龙应台”萧淑贞也进行了一场演讲，她说：“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被割裂被切断，社会信息的碎片化湮没了存在的意义，进而觉得人生无聊乏味。”
而另一位“斗士”于丹，则沉浸在心灵鸡汤里，不能自拔。近日，面对雾霾，于丹告诉大家，可以“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这种“不管世界多丑恶，我坚持心里美”的腔调，是最常见的心灵鸡汤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有走心的小清新，有所谓的正能量，貌似很有哲理。
面对雾霾版的心灵鸡汤，李承鹏说于丹“浑身正能量、满血是鸡汤”。
相对于于丹，刘瑜显得更加沉着，这位备受推崇的女公知，用“种子”一词来描述每个人天性中的特质，于她自身，这颗“种子”可能就是“不甘命运的摆布、不甘平庸和混沌的状态，往高处和远处够的一股劲”。
“看不得人欺负人”、“从小就有民主参与意识”，还有对“美的敏感”，刘瑜如此辨析自己的天性。
“母知”天下：
泛娱乐化时代的大嘴们
一段时间以来，娱乐圈似乎患上了“公知病”，尤其是女性。
姚晨，最为著名的“微博女王”，一度引领网上舆论。近日，她对昆明事件的无知言论，再次被取笑为“姚大嘴”。
在泛物质和娱乐化的时代，成功商人和光鲜的艺人自然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拢聚资源，以什么方式走向前台，以什么言论说教，他们总会有没完没了的拥趸，掌声和鲜花如影随形。
情绪和立场主导判断，他们常用的词汇是人民、良心、自由、民主，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却时时背诵一两句他的名言。此时，“母知”一词横空出世，一众女星被网罗其中。
伊能静也成为“母知”的一员。“一个人内心很强大，她还在乎别人说她是不是知识分子吗？”她反问道。南方某媒体竟然说：“伊能静的最大优势在于台湾艺人的身份，可以自由发声的同时让封杀措施屡屡投鼠忌器；而她的劣势在于之前与公知的互动不多，这些年没能积攒多少跟微博大神的互粉情谊，好在这个缺点很容易弥补。”
“母知”的落脚点，似乎要在胡紫薇身上。这个曾大闹央视，屡屡出言不逊的女人，前些天又在微博上怒斥董路一身贱骨头、专业甜菊搏出位、没人教的蠢货……
胡紫薇说：“不管承认与否，每个女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妖孽梦。暗暗希望自己成为一只摇曳生姿、 丽绝一世、色艺双修、顾盼神飞的妖孽，总之能让我爱的男人欲罢不能就好了。……任何女人都可以成为刘晓庆式的妖孽。”
是的，而今妖孽纵横。
秋瑾的“妇解”命题：“二百兆同胞姊妹”的觉醒与崛起
1898年，维新革命失败了。两年之后，它所播下的“兴女学”、“戒缠足”的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的火种，为庚子国难激起的妇女革命热情再次点燃，形成星火燎原之势——20世纪开端的女界，便如一座洪钟被敲响了。
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来形容1900年的北京城：“更无一人是男儿！”
当年赛金花自述：“当初，庚子年国家遭难的时候，那些王孙贵族公台大人们躲到哪里去了？屁也不敢放一个。他们利用我。跟外国人谈判，还要依赖一个风尘女子，当初是救命恩人赛二爷。用完了我就加倍地侮辱我，伤害我，要我老死在监狱里，遮盖他们的丑。我偏不死！”
1904年，赛金花在世时，清末著名小说家曾朴以她为原型，写了一部著名的小说《孽海花》 列于“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首。“时无英雄，使妓女成名”。她一生喜好自由，追求情爱。一个烟花女子，适逢国家大变，偶然有了在欧洲生活几年的经历，又意外地在战火纷飞之中，成就了一场家国大戏的主角。什么老佛爷、皇帝、大臣这些清末国家的统治都成了陪衬。这样让人扼腕的传奇故事，比起那段丧权辱国的历史更加耐人寻味。
20世纪最初的15年间，涌现出了一批 “张女界之革命军，立于锦绣旗前，桃花马上，琅琅吐辞”的妇女革命领袖、活动家，特别是秋瑾式的中国苏菲亚们。
秋瑾的出现，成为一个标志。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她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
从宋美龄到吕碧城，一个时代的留声机
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倡导新生活运动。这是宋美龄首次投入的一场大规模运动，对女性产生较大影响。1934年蒋介石亲自下令：南昌妇女的妆式、头发和服装的大小长短尺寸等，应由警察制定一个标准。
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宋美龄领导下，名重一时的女界名人，张蔼贞、刘清扬、沈兹九、刘蘅静等，都在宋美龄手下，分任总务、训练、文化、生活、生产等各组组长。有名的民主人士史良，也在她手下担任联络委员会主任。
新生活妇运会在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救护伤兵、开办妇运干部班、儿童保育等众多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由于兵源不足，国民党政府大规模地扩大招收女兵，根据现存的南京档案馆历史文献记载，1944年-1945年从军的数十万大中学生当中，女青年约占10%。
被称为民国第一奇女子的吕碧城，身为红粉，而有巾帼女豪之誉，与秋瑾互为知己。她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还是第一位女性撰稿人，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的首倡者、女子教育的先驱者……时人写诗赞曰：“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一个个奇女子，成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留声机”，为自己，也为女性，留下了完美的音符。
战乱中的女性“乳汁”
《红嫂》的故事经久流传，曾被刘知侠、刘玉堂等人写进小说。
1941年深秋，沂南县岸堤村的聋哑媳妇明德英正在家中奶孩子，一位与日伪军作战负伤的小战士突然闯进了她的家门。明德英把小战士隐藏到山上的一座石墓里。可是，石墓周围没有水源，明德英情急之中，毅然将自己的乳汁喂进了小战士干裂的口中。
中国女性的经典困境，即“秦香莲/花木兰”模式，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总是在“女奴”和“女战士”中做着困难的选择题。“秦香莲”们苦于自己对男性的依附地位，惨淡如“祥林嫂”的那件月白色衬衫；“花木兰”们则迷失于自身的性别立场，《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是一个有力证据，当她的左颊浮现明亮的“党徽”图案，其性别也被阶级性所取代。
明德英更多的是展现了一名母亲的本能，而非家国情仇。电影《沂蒙六姐妹》的副标题是“战争中的女人”，女性对于战争的付出，更多的是间接的方式。她们利用性别，又超越于性别。比如《沂蒙六姐妹》中，男人缺席的村庄，女性独自面对战争，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战场输送阴柔的血液。
而另一个层面上的革命女性，比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作为“五四女儿”和“党的女儿”的结合体，她一方面在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样的道路上挣扎；另一方面，她又回归到秋瑾式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的道路上来。
从龙应台到姚晨：大时代造就女公知
这里所说的“公知”，既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龙应台，也是微博时代被异化了的词汇。有人具备足够的社会和政治常识，有人则不具备，但她们皆对公共事件保持强烈兴趣且愿意发声。不同的发声质量，表达的却是相似的女性权利和义务。
□吴越
从中国梦到乳房战争：
台湾伸向大陆的两根橄榄枝
尽管上世纪80年代她奋起抗争之时已坐享了民主斗争的成果，在威权政治中未曾受到牢狱之灾，似乎有损“勇士”称号，但却正是由于这种幸运，使她没有走上从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的台湾知识分子大多选择的两条道路，或与社会为敌、见谁骂谁，或被吓破了胆，从此卸下盔甲。
这是龙应台。她阐述自己的中国梦：“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
这是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叫：《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从乡愁到美丽岛》。
龙应台是台湾伸向大陆的一个符号，她的书至今还在各大书店热销。而另一个符号，是陈文茜。 狂妄自大的李敖很少盛赞他人，但他却称陈文茜为“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在台湾，陈文茜是个特殊人物，她横跨政治、商业与媒体界，是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爱她者赞她“观察深刻、机锋犀利”，恨她者大骂其为“泼妇”。
陈文茜向来特立独行，2003年，她被怀疑患上乳癌，可能需要动手术切掉一边乳房，曝出一句名言：乳房只是女人的社交工具。她还专门发表一篇题为《只剩一个乳房》的文章，表示要利用乳房的剩余价值，以300万元新台币的价格为《花花公子》拍裸照。还笑问道：“身体上下，每处肥胖都得减，为何独独胸前这两坨肥胖，却是令人骄傲的双峰？”
于丹、刘瑜的时事评论：
“浑身正能量、满血是鸡汤”
最近，“大陆龙应台”萧淑贞也进行了一场演讲，她说：“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被割裂被切断，社会信息的碎片化湮没了存在的意义，进而觉得人生无聊乏味。”
而另一位“斗士”于丹，则沉浸在心灵鸡汤里，不能自拔。近日，面对雾霾，于丹告诉大家，可以“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这种“不管世界多丑恶，我坚持心里美”的腔调，是最常见的心灵鸡汤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有走心的小清新，有所谓的正能量，貌似很有哲理。
面对雾霾版的心灵鸡汤，李承鹏说于丹“浑身正能量、满血是鸡汤”。
相对于于丹，刘瑜显得更加沉着，这位备受推崇的女公知，用“种子”一词来描述每个人天性中的特质，于她自身，这颗“种子”可能就是“不甘命运的摆布、不甘平庸和混沌的状态，往高处和远处够的一股劲”。
“看不得人欺负人”、“从小就有民主参与意识”，还有对“美的敏感”，刘瑜如此辨析自己的天性。
“母知”天下：
泛娱乐化时代的大嘴们
一段时间以来，娱乐圈似乎患上了“公知病”，尤其是女性。
姚晨，最为著名的“微博女王”，一度引领网上舆论。近日，她对昆明事件的无知言论，再次被取笑为“姚大嘴”。
在泛物质和娱乐化的时代，成功商人和光鲜的艺人自然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拢聚资源，以什么方式走向前台，以什么言论说教，他们总会有没完没了的拥趸，掌声和鲜花如影随形。
情绪和立场主导判断，他们常用的词汇是人民、良心、自由、民主，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却时时背诵一两句他的名言。此时，“母知”一词横空出世，一众女星被网罗其中。
伊能静也成为“母知”的一员。“一个人内心很强大，她还在乎别人说她是不是知识分子吗？”她反问道。南方某媒体竟然说：“伊能静的最大优势在于台湾艺人的身份，可以自由发声的同时让封杀措施屡屡投鼠忌器；而她的劣势在于之前与公知的互动不多，这些年没能积攒多少跟微博大神的互粉情谊，好在这个缺点很容易弥补。”
“母知”的落脚点，似乎要在胡紫薇身上。这个曾大闹央视，屡屡出言不逊的女人，前些天又在微博上怒斥董路一身贱骨头、专业甜菊搏出位、没人教的蠢货……
胡紫薇说：“不管承认与否，每个女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妖孽梦。暗暗希望自己成为一只摇曳生姿、 丽绝一世、色艺双修、顾盼神飞的妖孽，总之能让我爱的男人欲罢不能就好了。……任何女人都可以成为刘晓庆式的妖孽。”
是的，而今妖孽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