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死往往是毫无预兆的。每天，约有1500个中国人猝然倒下。
　　救治他们的最佳时机，只有4分钟。然而现实是，就连救护车调度最快的城市，比如上海，平均也要12～13分钟才能抵达病人身边。此时，心脏骤停者，几乎已经到了无力回天的边缘。
　　缩短医生抵达现场的时间，自有其限度。要跑赢死亡，急救体系需要另一个思路：让普通人参与这场生死竞速。
　　深圳自2019年年末至今，AED连续救回5位心脏骤停者，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现象背后，有怎样的大启示？

“救命神器”

　　班鼓是深圳网羽中心的前台工作人员，每天下班后，他会前往网球场打一场球。2019年12月22日这天傍晚，他正在笔架山下的室外球场打得正酣。几米外的隔壁球场上，是75岁的网球迷老李和他的同伴。
　　18时26分32秒，老李晕厥倒地，伴有短暂抽搐。几秒钟后，班鼓冲了过来，拍了拍他的双肩，喊他，却无应答。老李已经失去了意识，鼻息、脉搏也停了。
　　猝死！
　　留给猝死者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每延迟1分钟，抢救成功的概率，就会降低10%。如果心脏骤停到第9分钟，存活率就只有4%。尽管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在隔壁，车程1.4公里，但等救护车赶到，自然也过了最佳救治时机。如果10分钟赶不来，老李将无力回天。
　　班鼓医学知识几乎为零，这是他人生头一回遇到人命关天的事，他和现场所有人一样，紧张不已。但接下来，这群非专业人士却完成了一场相当“专业”的救援。
　　一旁，有人拨打120，而班鼓凭借半年前简单培训的心肺复苏手法，开始给老李按压，但他知道，这样用处并不大。同时，他联系了同事，从100米外的服务台前，取来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90秒后，AED就位。班鼓取下电极片，贴在老李的胸前，接通电源后，机器做了10秒钟左右的分析，并发出了警报。班鼓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一旁，等它启动电击除颤。随后，班鼓再次手动按压。
　　救护车是在7分钟后赶到，此时，老李已经恢复了些许呼吸。一行人总算松了口气。等转移到救护车上时，老李已基本恢复了意识，乐观的他，还调侃了几句。
　　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AED，再次成了“救命神器”。
　　班鼓今年28岁，几年前，他被深圳的网球氛围吸引，高中还没毕业，就来这里工作，成为一名球场服务人员。去年，他和另外60多名同事共同参与了深圳市急救中心为期仅一天的培训，成为一名持证上岗的“初级救护员”。
　　这种培训是跟AED设备配套的。网羽中心去年安装了3台AED，按规定，需要有30名工作人员去接受培训，以便正确使用它。
　　这不是孤例。AED救命的消息，这两个月以来在深圳连续发生了四五起。今年1月3日，深圳某地铁站工作人员王晨接到信息，有人晕倒在地。王晨赶到时，发现是一名年轻的乘客倒在地铁门口，20来岁，嘴唇发紫，呼吸也趋于微弱。手机里还播放着视频，说明意外来得毫无征兆。

专业医护人员抵达前，尤其是意外发生后的前4分钟里，必须有人承担起救命的功能，要跑得过死神，这是唯一可以着力的环节。

　　在救护车赶来的10分钟里，王晨和同事给乘客持续做心肺复苏，并从几米外的墙柱上取来AED，共进行了4次电击除颤。120赶来时，倒地的乘客已经恢复了些许呼吸，转入ICU后，如今已无大碍。
　　过去一年里，类似的场景在深圳屡次上演，仅仅是深圳地铁，AED就成功救回了7名心脏骤停的乘客。有十来岁的小孩，也有二三十岁的壮年。
　　深圳地铁工作人员对《南风窗》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在200个车站里安装了557台AED，遵循3分钟可取的原则，这些设备覆盖了每一站、每一层。
　　如此大规模的AED普及，背后是深圳市急救中心的主导。2017年12月和2019年1月，深圳市采购了两批AED设备，共计1500台，已全部投放完毕，第三批的2000台，也完成了大部分的安装。急救中心主任周强告诉《南风窗》记者，2020年，深圳将再添2000台，届时共计有5500台AED，用于地铁、机场、公立养老院、体育场馆等公共场合，并向公园、学校、小区这些地方扩散。与之配套，急救中心还会培训出8万名面向普通市民的救护员。
　　心脏骤停和猝死，是一场与时间博弈的残酷竞速。周强说，深圳市救护车的平均到達时间是13分钟，属全国前列。但对于心脏骤停者来说，13分钟是漫长的，等不起。
　　专业医护人员抵达前，尤其是意外发生后的前4分钟里，必须有人承担起救命的功能，要跑得过死神，这是唯一可以着力的环节。
　　现在，AED和非专业人士扮演起了这样的角色，补上急救体系中的空窗期，参与到死亡与救治的接力赛中来。

走出“不敢救”困境

　　2016年，周强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学习，经波士顿转机时，他被机场里的AED设备吸引，好奇心驱使，他走上前去，拉了一下箱门。顿时一声巨响，吸引了警卫和附近的工作人员。
　　他英语不太好，努力地说，我是中国的医生，想学习学习这样的设备。周围人点点头，任由他琢磨。周强意识到一种观念：当地是很鼓励人们使用并打开AED的，这给了他不小的触动。
　　更早前，周强还考察过拉斯维加斯。那里赌场遍地，赌徒们个个亢奋、紧张，高落差的情绪，让猝死成了家常便饭。但保安们和服务员却个个熟练掌握AED和心肺复苏技巧，因为反应够快，拉斯维加斯的心脏骤停院外抢救率世界最高，高达70%以上。其他发达城市和国家的成功率，也有15%～20%左右。 　　相反，在中国，这个比例仅1%。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设备不够普及，还有“不会救”“不敢救”。而这个问题，一度是深圳人心中的隐痛。
　　2014年2月17日上午10时27分，IBM深圳公司的高管梁娅晕倒在水湾地铁站的出口台阶上。倒下后，梁娅发出了求救的动作。但接下来的46分钟里发生的事情，一度成了全网舆论的焦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先是地铁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但并未采取任何急救措施，而是上下走动、观察和喊话。报警是在 13分钟后的10时40分，拨打120则拖到了10时46分30秒。其间，有7名路人经过了梁娅身边，并未出手相救，而是望而却步。等到46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赶来时，早已延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当日，深圳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宣告梁娅死亡。
　　彼时，“不敢扶”还是全社会争执不休的道德困境。一来，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造成了客观上的“不会救”。二来，南京彭宇案的社会后遗症仍未消退，担心被讹、担心承担责任，这些顾虑，抹掉了救助陌生人的主观意愿。
　　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急救中心被梁娅的家属起诉至法院，尽管法院最后认定急救中心无责，但“这件事对急救中心的震动是很大的”，周强说，“我们开始反思，能不能做得更好”。
　　院前急救的空窗期，专业人员缺席的情况下，“必须由普通人来做点事情”。这起偶然的事件，让周强发现，当前的急救体系，已经到了变革的关键节点。
　　当周强在回溯和反思的时候，另一件原本不太起眼的小事，引起了他和同事们的注意。那是更早前的2012年，蛇口一位小女孩正写着作业，发现洗澡间没了动静，原本在洗澡的家长，此时已经晕倒在地。小女孩赶紧关了煤气，并向邻居求救。

每年我国心源性猝死发病人数超过54万，相当于每天约1500人因心源性猝死离世。不争的事实是，心源性猝死正走向年轻化。

　　周强得知，小女孩的老师接受过急救中心的培训，而这位老师无意中在课堂上讲起了应对煤气中毒的常识。这让周强和同事们意识到，必须把普通市民纳入进来，成为公共急救体系下的接力者，而且这是可行的。
　　AED就这样走进了他们的日程。2017年，他们把提案递交到市政府，原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市政府大力支持，把它纳入民生工程，要大力推广，这让周强喜出望外。
　　但工作开展起来困难重重，周强和同事们一开始也吃了很多闭门羹， “不装不装”“走走走”，如同对待传销分子一般。
　　转折点是2018年6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它以立法的形式，不仅规定了深圳市的公共场所应逐步配置AED，还在院前急救中设置了“医疗救护员”的“岗位”，学历在高中以上的普通市民，均可接受免费的培训，考试通过后，便成为一名持证的初级救护员。
　　2019年以来，周强发现，此时，培训名额一经放出，几乎是秒抢。由此可见，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出现了。

生死接力赛

　　2017年的5月，刘岚的丈夫张坤晕倒在深圳龙华区的家里。那是晚上11时，她刚加完班回来，走进家门。
　　推开门，便见刚洗完澡的张坤倒在客厅的沙发前，嘴角发紫，瞳孔散大。刘岚吓哭了，她浑身颤抖，呼唤他，拍打他。没有反应。
　　拨完120的8分钟里，是她人生最漫长的时间。她手足无措，只好按照网上的教程，给张坤做心肺复苏，但她胆战心惊，生怕按出了问题。
　　34岁的张坤抢救回来了，但医生告知，可能会留下了脑损伤等后遗症。事后，她第一次知道AED这个词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年后，她花了10000多元的大价钱，自己购置了一台家用AED。刘岚和丈夫张坤，也正在等待救护员的培训，期待着成为正式的志愿者。猝死曾经是同事间的调侃，这之后，她对此格外严肃起来。
　　在以效率著称的深圳，猝死成了一个显著的现象。根据深圳市120调度系统统计，2014年，深圳猝死人数为1897人；2015年为2058人；2016年，攀升至2567人；到了2017年，超过了3000人。

　　放眼全国，猝死人数也是骇人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显示，每年我国心源性猝死发病人数超过54万，相当于每天约1500人因心源性猝死离世。不争的事实是，心源性猝死正走向年轻化。
　　其中，60%的人，是院外猝死，他们在公司格子间、公共场所、家庭等地方猝然倒下，根本等不及医疗机构的及时介入，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抢救。
　　刘岚说，她和丈夫正是快节奏生活下的牺牲者，熬夜、加班，过大的压力和不规律的饮食，把人绷到了极限。猝死，是这种必然条件下的偶然事故。
　　刘岚喜欢演员高以翔，2019年11月27日，高以翔在宁波录制节目《追我吧》昏倒后心脏骤停，送医后不治，被宣告系心源性猝死。她从新闻上得知，距离高以翔倒地的300米左右，其实配备了一台AED。在她看来，如果这台AED能派上用场，配合及时抢救，不至于出现如此悲剧。

“‘经过培训的普通人 针对性的现场急救设备 120’才是救治心脏骤停的王道。这样的模式救人是可以不断复制类似起死回生场景的，救人不再靠运气，完全凭实力。”

　　多数人并不知道什么是AED。AED在2006年引进中国，过去十多年来，这个小小的箱子一直未能走入公众视野。2019年年初，央视报道称我国各地在公共场所安装AED的总数有2800台左右，维护和管理始终是个难题。当然，北京、上海占据了大部分，深圳后来居上，正在赶超。但它们大多处在“没人识”“不敢用”的尴尬境地。
　　而高以翔的悲剧，警醒了当前的急救体系和AED普及的问题。
　　广州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西富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写到：“‘经过培训的普通人 针对性的现场急救设备 120’才是救治心脏骤停的王道。这样的模式救人是可以不断复制类似起死回生场景的，救人不再靠运气，完全凭实力。”
　　在媒体采访中，王西富把除颤比作夺回心脏“司令部”而实施的必要打击，而心肺复苏只是为这项“打击”而做的准备。“用高级电流，‘嘭’一下子让所有的细胞都停下来，让‘司令部’重新夺回指挥权，让因失控而颤动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
　　实施AED除颤后，才能真正提升心脏骤停的救活率—高达70%，甚至更高。
　　过往的急救理念是让医生尽快抵达病患身边，但再快的交通，依然难以跑赢骤然而至的猝死。2018年以来，深圳还没有更新的猝死数据统计，但抛开院内猝死，死于公共场所或者住宅的群体，依然不在少数。尽管AED现在初显救命神效，但还有太多猝不及防地离去的生命，AED无法触达。
　　因此，提高覆盖率的同时，也需要提高利用率。周强希望记者能传递出两点信息：第一，AED简单、好用；第二，普通老百姓放心用，大胆用。
　　他提出了一個构想，作为志愿者的救护员群体越来越大，如果把所有人纳入急救中心的系统，如果某地有人倒下，系统在调度救护车的同时，也调度附近的救护志愿者，同时派发AED和患者的位置信息……
　　也许，这才算真正的生死接力赛。
　　（文中王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