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这更触目了：不惜毁坏一切来簇新一种制度。如果一切都可以毁坏，制度簇新又有何用
　　
　　历史上的徐志摩和鲁迅是有过节的。这次把他们两人作一比较，还没开始，两个词便已跳出：鲁迅当然“深刻”，徐志摩当然“浅薄”——我相信，这么说，大部分人都认为实至名归。不过，这里还要后续四个字：其实未必。回望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态度，的确是对自己眼界的一种考验。数昔日风流，经得起考验的能有几人？寥寥之中，徐志摩算是一个。至于鲁迅，显然交了张错卷。本来，“老了什么都见分明”（徐志摩语），人的思想也是越晚越熟。可是鲁迅晚年为苏俄迷倒，遂形成思想上的“短板”。我们知道，一只桶吃水多深，就取决于那块板。
　　迷信苏俄导致上当受骗。鲁迅是在声称《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时候受了骗。同一时期还有他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这两个文本对鲁迅的深刻构成了反讽。当然，我的不少朋友为尊者讳，说那是时代的大趋势，鲁迅未能幸免，他们抬出了俄国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但，且慢，我这里就抬出徐志摩吧。这个情场穿梭的诗人，苏俄为何骗不着他？
　　鲁迅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的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列宁格勒，莫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鲁迅对苏联信任如此、辩护如此，夫复何言。可是，这类流言（比如把托尔斯泰的书变成纸浆再改印列宁的书）传到徐志摩耳里，他却本能地感到“不安”，不安于“这样看来，苏联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
　　那么，到底是帝国主义在欺骗，还是苏联政府果然什么都能做得出？徐志摩一到莫斯科，就到处打听托尔斯泰的消息。后来终于见着了托氏的大小姐。当他端出疑问，托尔斯泰的女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
　　徐志摩揭露苏俄的文字是在20年代，鲁迅对苏俄的迷信却要晚至30年代。可是，鲁迅不会相信徐志摩，他相信的文字是林克多。“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鲁迅未能亲赴苏俄，他怎么就那么相信别人笔下的“秦川景”？何况徐志摩的《欧游漫录》，不也是一幅绝好的苏俄“画图”？这里，决定的因素是观念，是观念决定眼睛而不是相反。因为观念，徐志摩很难认同苏俄革命，认为那是毁坏文明。因为观念，鲁迅对苏俄的认同根本就是一面倒，以至谁反苏俄，就不免是帝国主义的侍从。
　　当年拿破仑攻下莫斯科时，特意下榻克里姆林宫。岂料俄国人夜半纵火，不惜毁宫驱逐。拿破仑跳起来不敢相信：什么？他们连他们祖宗的家院都不要了！以这样的例子，徐志摩要提醒国人的是“俄国人的辣手”，“忍心破坏的天才原是他们的种性”。他双脚踩在莫斯科的地上，感到“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这，其实就是徐志摩对苏俄革命的态度。然而，这种破坏在鲁迅笔下却如同壮举：“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
　　几十年后，苏俄的作为是毁害文明还是簇新制度，答案已由历史具结。面对上述徐鲁的表述，比较他俩对苏俄的态度，谁深谁浅，各人不妨见仁见智。其实，深刻与否，并非这里的主要。笔者惕惕于心的，还是以上鲁迅的话，它让我脊背发寒。没有什么比这更触目了：不惜毁坏一切来簇新一种制度。如果一切都可以毁坏，制度簇新又有何用。本来制度就是保护这一切的。何况，当宗教、家庭、财产都可以不屑，可以想象，个人，包括个人的生命，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更是草芥不如。问题并不到此，当一个制度真正是“空前”的，即它把它以前的一切文明都当粪便抛弃时，它自己的根基在哪里？历史可以剪断而延伸，制度可以凭空而独立？
　　可以把鲁迅认为的壮举化作徐志摩的描述。当徐去参观列宁遗体，一进门看到的是一具地球模型，徐惊悚：“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
　　“空前的预言”、“空前的社会制度”，为了空前，历史遍体血污。
　　
　　邵建：学者，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