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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北京的交通状况在被人们戏称为“首堵”之后,似乎变得更加无力招架。难道首都交通就真如所说?难道城市交通规划和建设者们真的束手无良策?
示范容易普及难
“饭总要一口一口吃,问题总要一个一个解决。解决首都拥堵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记者:我们曾经在上海看到地铁站可以预告下一班车的到达时间;杭州公交可以预报等待时间。但目前北京好像还没这样先进?
全永棠:其实在地铁上实行预告下一班车的到达时间很容易,只要单纯地把信息发布出来就可以了,这算不上什么先进技术。只是北京地铁修建较早,当时是用于战备而不是用于公共服务,所以在方便乘客方面考虑不周全。相比之下,上海、广州等城市地铁修建的时间较晚,新技术应用的比较多。
公交进站预报相对来说要有一些难度,需要进行各方面的数据采集、整合与分析,但要想在某个地方做示范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
记者:数据采集与整合在ITS系统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全永燊:ITS的基础是共用信息平台,共用信息平台的基础是数据的采集、整合与分析,其中采集数据信息是前提。目前来看,实时路况数据采集的手段很多,浮动车(Floating Car)也是一种好方法。公共汽车与地铁客流信息的采集则更为困难些,采用IC卡(“一卡通”)售票方式后,为实时采集客流信息提供了科学的手段。
实行一卡通不单纯是在形式上取代了纸制月票,而是在于它可以采集到实时信息,反过来能为乘客提供信息,最大限度地方便乘客,减少换乘的麻烦。比如,出门前,可以使用ITS系统,用网络或手机等方式来选择最佳的出行方式。
记者:浮动车通过怎样的方式来采集信息呢?
全永燊:如可以在出租车上安装GPS系统,让出租车成为浮动车。这样,除方便调度外,还能通过对连续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动态跟踪采集,反映出某一时间某个路段的车流速度。但目前北京只有几千部出租车安装了GPS系统,这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把采集的样本扩大。
记者:北京ITS系统目前可以看到成效的建设项目有哪些?
全永燊:在北京ITS系统建设中,交通管理工作起步较早、进展较快,从起步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
但由于北京ITS系统规划工作到2004年才完成,因此其余的项目起步较晚,只是在局部做了示范应用,像停车诱导在西单做了示范线,公共客运枢纽服务在六里桥客运站做了示范、高速公路联网自动收费在八达岭高速公路上有应用。
记者:您预计要等到何时,北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普及ITS?
全永燊:建设ITS系统,示范工作容易做,但要真想让其成为一个系统普及开,则需要做大量的信息采集、整合与分析。北京交通的困难还很多、压力也很大。
ITS系统任重道远,刚开始建设阶段,老百姓感觉不到真正的便利与实惠。但当技术、体制、信息标准化等基础工作做好后,要想普及、实现就会显得相对容易多了。乐观看,2010年前,智能交通系统中有一部分功能,像基本的出行服务、乘客信息服务等是可实现的。
为何北京这样难
“一些媒体竟然称首都是‘首堵’。其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城市,都存在或重或轻的堵车现象,不只是在北京这样;而且,同样的政策,在其他城市可以顺利实行,在北京就要困难些,这是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记者:作为城市交通规划方面的专家,您认为城市交通问题的产生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全永燊:城市交通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这个矛盾的解决要伴随着城市发展步伐逐步调整。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在相当一段时期中,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
人口、产业布局、城市结构、土地的使用状况与布局、城市的开发模式……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影响着城市交通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所以,要想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并不是说,光靠不断地增加道路和交通设施、开发ITS系统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拥堵。
记者:您能否举例说明这些因素对交通所产生的影响?
全永燊:比如,北京市天通苑、回龙观、望京这三个地区之所以严重出行不便,既有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和管理上的问题,也与城市功能布局和开发模式有一定关系。
望京当初在规划时是既有居住区又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但由于开发商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把原来规划用于二产和三产的大部分地区也都盖了楼。这样,望京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卧城。天通苑和回龙观也差不多。
由于居住与就业岗位的比例失衡,这些地区就出现了潮汐式交通,早晨大量的人流与车流拥向市中心,晚上则反过来,给交通造成了很大压力,这种城市布局对交通设施的利用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解决城市交通设施紧张也要和解决电荒一样,削峰填谷,做均衡化处理。这是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交通本身的问题。
记者:在交通建设中,是否也有各方面的协调问题?
全永燊:不同部门间做好协调工作,对交通建设合理、顺利地实施尤为重要。比如,铁道部要建城际铁路,这本是好事,但由于缺乏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密切协调,当轨道延伸到城市中时与城市的整体规划产生了矛盾。这例子很典型。
记者:北京是首都,这种特殊性本应是促进交通更快发展的吧?
全永燊:也不尽然。在北京,要想顺利推行一项变革,会听到来自 好多方面的不同声音,特别是媒体的反对声音太大。比如,出租车调价的事反对声音很多;但同一个方案在上海实行,就没多大反响。
再比如,前些日子争论的停车收费问题,有一家电视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他们采访路边开饭馆的小老板,问实行停车收费是否会影响生意;采访开私家车的人,问是否赞同停车收费;采访在医院门口等人的出租车司机,问停车收费是否合理……可是,为什么不去采访路边的行人或是骑自行车的人,问问他们的感受。这些媒体有利用职权的嫌疑。
还有一些城市可实行公路通行年费统收政策,但北京却不行。再有,曾经北京要实行对汽车总量的控制,但同样也是胎死腹中。
北京的拥墙并不特殊
“据我所知,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文明城市都无一例外的对小汽车的使用量进行了控制。”
记者:那么,在世界上,北京的交通问题是不是比较特殊呢?其它 国家的首都也如此吗?
全永燊: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城市,都会存在或重或轻的堵车现象。北京的汽车业发展极快,每年净增车辆20多万,这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会城市的汽车保有辆。
从“九五”到“十一五”,北京每年用于交通建设方面的投资要达到300多亿元,占GDP的5%~6%,这在世界交通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这一数字远远高出了学者们公认的“交通建设投资宜占城市GDF的2%~3%”。
记者:就世界范围看,新加坡、香港等城市都对汽车保有量进行了限制,难道北京不可以用这种办法来缓解压力吗?
全永燊:之所以新加坡、香港可以限制汽车保有量,是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完全靠进口,这个特殊性决定了其可以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限制。
但北京作为首都,要带头支持国家的汽车产业发展。确实,对于汽车造成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不利的因素;汽车毕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它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城市机动化水平。作为现代文明的大都市来讲,没有汽车化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不要对汽车保有量进行控制?退一步说,如果不对小汽车的保有量进行任何控制,那么是否应该对小汽车的使用量进行控制。据我所知,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城市都无一例外的对小汽车的使用量进行了控制。
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城市,他们小汽车的拥有率比我们高的多。我们每个家庭小汽车的拥有率不到0.3,他们的拥有率已经达到了1.5甚至到2。但他们选择小汽车通勤的比率还不到10%,有70%到8 0%都选择公交通勤。我们小汽车与公交各占20%,而且从发展势头看,小汽车所占比重超过公交。
记者:“要想使交通畅就要多修路”的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性?
全永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源,除了财政资源外,还包括土地、空间等其他不可再生资源。能够把多少空间留下来用于修建交通道路设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极而言之,如果把一个城市的所有空间都用来修路了,那么这个路也就没人走了。
当然,也有人说可以建高架路,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高架路对城市环境的破坏程度。解决交通问题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油价上涨帮了忙
“从某种程度上讲,油价上涨算是在消极的层面上帮了北京交通一把忙。但这毕竟不是有效而积极的解决之道。要想让北京交通变得更畅达、更方便,必须脚踏实地做事,寻求长远的解决之法。”
记者:最近的油价上涨和交通有关系吗?
全永燊:近期的油价上涨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交通的忙。因为这样一来,就从经济利益驱使上合理地压制了一些人的开车欲望。
记者:北京的交通问题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缓解?
全永燊:现在北京政府每年给公交和地铁补贴十个亿,这个负担确实不轻。为增强公交企业经营活力和发展活力,公交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必须坚持公交经营的社会公益性原则,这是着眼于城市交通结构的改善,是城市交通发展全局利益的需要。 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解决:一是用于通勤的,要政府补帖,是政府的公益行为;二是用于怍通勤的,要改善乘车环境,做到尤质、优价,提高舒适度,吸引更多的乘客,经营模式可多些商业化色彩,是市场的商业行为。
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采取恰当的方式,不能重蹈上海公交的覆辙。上海2003年取消公交车的月票,发给个人公交补贴,这一政策公布当天,上海乘坐公交车的人次从1000万锐减一半。
此外,还要对出租车公司进行整合,加大规模化、规范化经营。香港的出租车有18000辆,实行特许经营。政府对出租车实行严格管理,牌照一旦被掉销,就意味着损失上百万的资产,他们没有人敢随便违章闹事。
记者:您最近进行的研究课题是什么?预计会取得哪些成果?
全永燊:最近,我在针对未来两三年北京应当着手解决几个热点问题做些调研,包括:出租车空驶问题、智能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公共交通服务系统的改善、调整停车价格、实行停车诱导、合理安排可利用的停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