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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婚外情结束之后，谁更惦记那位第三者，是情人还是情敌?结果显示不是情人，而是情敌。
有些受过伤害的妻子或丈夫，不但自己对往事念念不忘，还不断提醒对方“永远不要忘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让第三者纠缠在夫妻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中，并乐此不疲，最终导致婚姻危机甚至解体。
女方：
“第三者”阴魂8年不散!
1994年10月，我和孙励勤结婚。他大我8岁，还有个7岁的女儿叫孙蕊，他的前妻早在5年前因病去世。
认识励勤时，他是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风流倜傥，年轻有为。1993年3月，在他生病住院的日子里，我是他的管床护士。爱上他不仅因为他的博学和健谈，而是他经常提起他的前妻，这让我觉得他对感情很忠诚，也因此赢得了我的好感。可结婚不到一年，励勤居然爆出婚外情，这不仅让我颜面丢尽，还让我改变了很多想法。
1995年7月，当那个叫徐珊的“第三者”得知婚外情曝光后，在我丈夫的帮助下，匆匆去了美国。盛怒之下，我逼励勤交代婚外情始末。原来，在励勤丧妻两年后，徐珊考上了励勤的硕士研究生，不久就暗恋上了励勤。或许是考虑到师生恋的禁忌，或许是作为结婚对象，我比徐珊更适合，最终励勤选择了我。
徐珊去美国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责任不在励勤，结婚之前，她和我都有平等恋爱的权利，励勤的最终选择让她无法接受。在励勤婚后她仍在主动追求励勤，而励勤一直在试图断绝这种关系，只不过因为师生关系需要必要的接触而当断未断。
徐珊消失后，我和励勤的生活归于平静，后来也很和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里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怪念头：从徐珊不惜远走高飞看，徐珊肯定与老公有过性生活，每次做爱时，一个疑问总不停地缠绕着自己，老公也是这样同徐珊做爱的吗?可能是没必要与逝去的人争风吃醋的缘故，我从没想到过励勤的前妻，却老是在性生活中想起那个漂亮的硕士才女——第三者徐珊。
我的内心常常有一种不平衡。有时我甚至幻想，如果我也同另外一个男人做爱，哪怕只有一次，也许心理就平衡了。
有一天夜里我终于忍不住了，向丈夫倾吐了这个心事。丈夫很意外，随后沉重而认真地对我说：“我同徐珊的事，那是过去，自从与你相爱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别的女人，你怎么会有这种怪想法呢?”我承认我的想法不对，但总是对丈夫与徐珊的事耿耿于怀。由于我心里有疙瘩，做爱时就配合不起来。时间一长，性爱便变得索然寡味，后来竟发展到几个月甚至半年才有一次，即使好不容易有了一次，我也感觉那是在例行公事，是在提示婚姻的存在。
尽管我和励勤相敬如宾，但我却丝毫感受不到婚姻生活的温暖，每天各忙各的工作，家几乎成了旅馆，相互的依赖也渐渐降低。
1999年10月，励勤要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因为时间比较紧，登机前一天晚上，励勤交给我一篇6000字的论文修改稿，让我晚上睡觉之前打印出来，他还要将论文翻译成英文。由于我打字速度很慢，到了晚上11点我才打了一半，而他的文章已经翻译完了。励勤非常着急，最后干脆请我让开，自己亲自动手。尽管励勤没有说什么，但我从他无奈的眼神和连声的叹气中，感受到励勤对我很失望。
那天晚上，励勤一个人忙到凌晨，我躺在床上有种莫名的沮丧。当励勤上床睡觉时，我竟鬼使神差地蹦出一句：“要是徐珊在这里，你一定会很省心，对吧?”励勤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怎么又拿徐珊说事，烦不烦哪!”励勤的眼神突然让我一阵心寒，在床上憋了几个小时的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学历低，能力差，不能帮你，你当然很烦了，你这次去美国可以去找徐珊啊!”励勤说了句：“真是无聊透顶!”就抱着被子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励勤没有跟我打招呼就走了。
励勤在美国的十多天，他居然没跟我通电话。
联想到他去了趟美国就这样对我，我觉得十分委屈，为了励勤，我舍弃了生育的机会，一直无怨无悔地爱着他的女儿。可我得到了什么?除了得到励勤制造的婚外恋，以及由此对我的鄙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凭什么要对他好?我心里开始感到不平衡，自那以后，我对他的女儿也不那么上心了。为了惩罚励勤，我经常不按时回家做饭，遇到节假日，我便以看望父母为由，干脆回娘家住几天，励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种报复的快感让我觉得很受用。我想通过这个办法，迫使励勤彻底忘记徐珊，改变励勤对我的看法，让他感受到我在这个家是多么重要。没想到这种对抗的心理，却导致我和励勤的矛盾逐步升级。
2001年9月，女儿上了初中，励勤没有和我商量，就将女儿送到学校住读，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他以承担一个国际级课题为由经常不回家，家里突然变得空荡荡的。励勤的釜底抽薪让我猝不及防。他是在用行动告诉我，没有我，他和女儿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励勤的做法让我彻底地失望了。
既然励勤能搞“婚外情”，我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三者”?何况，依我和励勤现在的状态，我对未来没有信心。更让我坐立不安的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徐珊已经不再是那个怕羞的小姑娘，她随时还可以回来，向我挥舞着“爱情至上”的旗帜，理直气壮地和励勤再续前缘。
随后的一年时间，我频繁地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参加大龄青年派对舞会。2002年10月，因我没有孩子，人看上去还不显老，我很快找到个年龄相仿、没有任何负担的新欢。在有“第三者”的日子里，尽管励勤一改往日对我的冷淡，尝试着改变现状，我也觉得有一丝愧疚，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反复考虑了一年之后，我郑重地向励勤提出离婚。
男方：
怎样才能融化那块拒绝融化的冰
我和杨丽8年的婚姻马上就要结束了，这8年，特别是刚刚结婚的那一阵，我们有过欢乐和幸福，但随后我一直被不可理喻的阴影笼罩着。这种阴影是人为制造的，来自于杨丽那种足以让人窒息的心态。
认识杨丽时，她是我的管床护士。那时，尽管我已经有了徐珊，但我和徐珊毕竟是师生关系。她聪明好学，才华横溢，很有发展前途，属于事业型的女人。而我当时有孩子，需要一个贤妻良母，一个温暖的家。
杨丽给我最初的感觉，她就是我的另一半。杨丽当时24岁，已经做了5年护士，她穿上白大褂就像天使一样美丽，爱上她不仅是因为她漂亮和单纯，而是她对病人的热情和耐心，这种品质，对于做好一个后妈太重要了。
我和杨丽确定恋爱关系后，我向徐珊提出分手，可徐珊不愿意，当时师生之间比较密切的接触，导致我和徐珊藕断丝连。和杨丽结婚时，徐珊的学业只剩最后一年。我想让徐珊毕业后离开这座城市，一切就都可以自然结束。
人最怕什么?怕天意。
杨丽意外地看到了一本笔记，那本笔记正是徐珊写给我的日记。
不久，在徐珊出国和我的解释下，杨丽原谅了我的婚外情，我和杨丽重归于好。经过这次小小的波折，我以为我和杨丽的婚姻会更加牢固，但不幸的是，“第三者”病毒已经侵入了杨丽的身体。病毒发作最开始是从性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本来我和杨丽的性生活一直很美满。一次，我和杨丽正做得高兴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问我：“你和徐珊做爱时也是这样吗?”我一听这话，差点没从她身上翻滚下来，尽管这话让我很扫兴，但我还是耐心解释，希望她不要再惦记已经过去的事。
可她仍耿耿于怀，我能理解她的感受，毕竟她和我是第一次，而我在她之前，生活中曾出现过两个女人。不管是处于好奇还是嫉妒，她想了解我以前的性生活，是因为她固执地认为这是夫妻坦诚相见的表现。
后来，我和杨丽的性生活越来越少。有一次，我提出要求，她跟我说：“尽管你解释得有道理，但我一想到你和徐珊做过那事，我就恶心!”从那以后，我没有向她提出过要求。
渐渐地，我发现那个清纯有爱心的杨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徐珊阴影左右得猜忌多疑的女人。
不久，杨丽以各种理由不回家，不再心甘情愿承担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我一气之下，将女儿送到学校住读。我也因为承担课题研究忙而很少回家。婚姻裂痕就此越来越大。
去年12月，一天晚上，我拉开床头柜却发现原来放在这里的避孕套没了，只有一个被撕破的避孕套包装纸!我脑子嗡的一下，随即马上清醒过来。
自那以后，我停掉了手头的一切工作。杨丽上白班时，我每天准时下班，做好饭菜等她回来，上夜班时，我打电话说去接她，可她却说：“我习惯一个人回家!”有一次，我没有听她的，我去了医院，就在医院门口，我发现杨丽钻进了一辆黑色轿车，然后绝尘而去。
事到如今，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家里的东西随便她拿，毕竟她为我付出了很多，为了我和女儿，她没要孩子，耽搁了她最好的年华。 姜伟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让爸爸妈妈破镜重圆，就有办法保住他们的婚姻。为了让父母彻底打消离婚的念头，姜伟决定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来。2006年3月的一天，姜伟从电视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因为父母闹离婚，绝望的她染上了毒品，父母发现后，在为女儿戒毒的过程中，他们重归于好。
这件事对姜伟触动很大，他也决定采取这种方式来让父母回心转意。在校外一个“大哥”的帮助下，姜伟花300元钱买了一点白粉。回到家后他给父亲打电话说：“爸爸，你再不回家我就吸毒。”姜高文以为儿子在吓唬他，就没有理会。一气之下，姜伟把吸管插进白粉里，用鼻子嗅起来。这时吴桂兰回来了，见此情景，她尖叫一声，一把将儿子手中的毒品打到地上，哭着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糟蹋自己！”
吴桂兰哭哭啼啼地打电话把儿子吸毒的事告诉了姜高文。第二天，夫妻俩便把儿子送到戒毒所。看着姜伟苍白憔悴的脸，夫妇俩痛心疾首。姜伟幽幽地说：“爸爸妈妈，只要你们不离婚，我再也不沾毒品了。”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告诉吴桂兰和姜高文：“孩子刚接触毒品，还没有上瘾，过几天就可以出去了。”夫妇俩长长地吁了口气。
3天后，他们把儿子带回了家。为了不让儿子伤心，吴桂兰和姜高文不再争吵，也不再提离婚的事。姜伟欣慰不已。
尽管如此，吴桂兰和姜高文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他们没有了夫妻生活，同床异梦。丈夫的鼾声和他睡梦中嘴角的涎水，让吴桂兰厌恶不已；而白天，她还要在孩子面前与丈夫装作恩爱的样子。这种貌合神离的日子让吴桂兰生不如死。渐渐地，吴桂兰患上了抑郁症，晚上头痛欲裂，整夜难以合眼。
刚开始，吴桂兰还能依靠镇静类药物睡两三个小时，后来这类药物不管用了，她整夜失眠。2006年7月，因为吴桂兰负责的账目经常出差错，她被单位辞退了。一系列的变故让吴桂兰几近绝望，她整天目光呆滞地坐在窗前。抑郁症一发作，她就拼命把头往墙上撞……
姜伟很为母亲的状况担忧，他一遍遍地问母亲：“妈，你这是怎么了？”吴桂兰数次欲言又止，她怎么能告诉儿子自己心病的症结所在呢？她只能轻描淡写地敷衍儿子：“妈妈没事，过段时间就好了。”
吴桂兰的这副样子让姜高文越来越看不顺眼，晚上一睡觉，他就用最恶毒的语言数落她。婚姻如此糟糕，工作也没了，身体又每况愈下，这一切让吴桂兰万念俱灰，死亡的阴影笼罩住了她的心。2006年9月14日，姜伟上学去了，姜高文去了单位，吴桂兰一个人待在家里。上午10时，她的抑郁症又发作了，难捱的头痛阵阵向她袭来，此时的她只有一个念头：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这样想着，吴桂兰爬到窗台上，纵身从7楼跳了下去……
对于妻子吴桂兰的跳楼身亡，姜高文既痛心又遗憾。而姜伟更是痛不欲生，他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机撮合父母复婚，一家三口好不容易重新生活在一起，母亲为何还要走上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婚姻家庭研究室研究员王震宇点评：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逐年攀升，由于父母离婚而引发的孩子教育、心理健康等问题日益突出。父母离异，受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孩子，他们年龄小，心理承受能力差，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包袱，在单亲或再婚家庭里艰难地生活着。
姜伟要求一个完整的家，渴望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极端地将离异的父母撮合在一起，这种行为是自私的，更是不负责任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把母亲逼上了绝路。
同时应该看到，吴桂兰和姜高文不论是离婚还是后来的复合，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做好孩子的心理调适工作，导致正处于青春期的姜伟不能正确地对待父母的离异。而且，吴桂兰和姜高文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因为孩子的一厢情愿而复婚，这本身就是对婚姻的不慎重。复婚不同于初婚，比初婚需要更多的忍耐、宽容和磨合，需要夫妻双方摆正心态，从零开始。只有这样，婚姻之舟才不至于再度颠覆。
单亲孩子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父母应与学校、亲属、朋友等多方合作，为单亲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和人际交往环境，让他们脆弱的心变得坚强，让他们孤僻的性格变得开朗，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快乐地沐浴在阳光下。
责编/毕春晖
E-mail:bchaa@163.com
有些受过伤害的妻子或丈夫，不但自己对往事念念不忘，还不断提醒对方“永远不要忘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让第三者纠缠在夫妻感情生活和性生活中，并乐此不疲，最终导致婚姻危机甚至解体。
女方：
“第三者”阴魂8年不散!
1994年10月，我和孙励勤结婚。他大我8岁，还有个7岁的女儿叫孙蕊，他的前妻早在5年前因病去世。
认识励勤时，他是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风流倜傥，年轻有为。1993年3月，在他生病住院的日子里，我是他的管床护士。爱上他不仅因为他的博学和健谈，而是他经常提起他的前妻，这让我觉得他对感情很忠诚，也因此赢得了我的好感。可结婚不到一年，励勤居然爆出婚外情，这不仅让我颜面丢尽，还让我改变了很多想法。
1995年7月，当那个叫徐珊的“第三者”得知婚外情曝光后，在我丈夫的帮助下，匆匆去了美国。盛怒之下，我逼励勤交代婚外情始末。原来，在励勤丧妻两年后，徐珊考上了励勤的硕士研究生，不久就暗恋上了励勤。或许是考虑到师生恋的禁忌，或许是作为结婚对象，我比徐珊更适合，最终励勤选择了我。
徐珊去美国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责任不在励勤，结婚之前，她和我都有平等恋爱的权利，励勤的最终选择让她无法接受。在励勤婚后她仍在主动追求励勤，而励勤一直在试图断绝这种关系，只不过因为师生关系需要必要的接触而当断未断。
徐珊消失后，我和励勤的生活归于平静，后来也很和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里不知不觉产生了一种怪念头：从徐珊不惜远走高飞看，徐珊肯定与老公有过性生活，每次做爱时，一个疑问总不停地缠绕着自己，老公也是这样同徐珊做爱的吗?可能是没必要与逝去的人争风吃醋的缘故，我从没想到过励勤的前妻，却老是在性生活中想起那个漂亮的硕士才女——第三者徐珊。
我的内心常常有一种不平衡。有时我甚至幻想，如果我也同另外一个男人做爱，哪怕只有一次，也许心理就平衡了。
有一天夜里我终于忍不住了，向丈夫倾吐了这个心事。丈夫很意外，随后沉重而认真地对我说：“我同徐珊的事，那是过去，自从与你相爱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别的女人，你怎么会有这种怪想法呢?”我承认我的想法不对，但总是对丈夫与徐珊的事耿耿于怀。由于我心里有疙瘩，做爱时就配合不起来。时间一长，性爱便变得索然寡味，后来竟发展到几个月甚至半年才有一次，即使好不容易有了一次，我也感觉那是在例行公事，是在提示婚姻的存在。
尽管我和励勤相敬如宾，但我却丝毫感受不到婚姻生活的温暖，每天各忙各的工作，家几乎成了旅馆，相互的依赖也渐渐降低。
1999年10月，励勤要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因为时间比较紧，登机前一天晚上，励勤交给我一篇6000字的论文修改稿，让我晚上睡觉之前打印出来，他还要将论文翻译成英文。由于我打字速度很慢，到了晚上11点我才打了一半，而他的文章已经翻译完了。励勤非常着急，最后干脆请我让开，自己亲自动手。尽管励勤没有说什么，但我从他无奈的眼神和连声的叹气中，感受到励勤对我很失望。
那天晚上，励勤一个人忙到凌晨，我躺在床上有种莫名的沮丧。当励勤上床睡觉时，我竟鬼使神差地蹦出一句：“要是徐珊在这里，你一定会很省心，对吧?”励勤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怎么又拿徐珊说事，烦不烦哪!”励勤的眼神突然让我一阵心寒，在床上憋了几个小时的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学历低，能力差，不能帮你，你当然很烦了，你这次去美国可以去找徐珊啊!”励勤说了句：“真是无聊透顶!”就抱着被子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励勤没有跟我打招呼就走了。
励勤在美国的十多天，他居然没跟我通电话。
联想到他去了趟美国就这样对我，我觉得十分委屈，为了励勤，我舍弃了生育的机会，一直无怨无悔地爱着他的女儿。可我得到了什么?除了得到励勤制造的婚外恋，以及由此对我的鄙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凭什么要对他好?我心里开始感到不平衡，自那以后，我对他的女儿也不那么上心了。为了惩罚励勤，我经常不按时回家做饭，遇到节假日，我便以看望父母为由，干脆回娘家住几天，励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种报复的快感让我觉得很受用。我想通过这个办法，迫使励勤彻底忘记徐珊，改变励勤对我的看法，让他感受到我在这个家是多么重要。没想到这种对抗的心理，却导致我和励勤的矛盾逐步升级。
2001年9月，女儿上了初中，励勤没有和我商量，就将女儿送到学校住读，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他以承担一个国际级课题为由经常不回家，家里突然变得空荡荡的。励勤的釜底抽薪让我猝不及防。他是在用行动告诉我，没有我，他和女儿照样可以过得很好。励勤的做法让我彻底地失望了。
既然励勤能搞“婚外情”，我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三者”?何况，依我和励勤现在的状态，我对未来没有信心。更让我坐立不安的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徐珊已经不再是那个怕羞的小姑娘，她随时还可以回来，向我挥舞着“爱情至上”的旗帜，理直气壮地和励勤再续前缘。
随后的一年时间，我频繁地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参加大龄青年派对舞会。2002年10月，因我没有孩子，人看上去还不显老，我很快找到个年龄相仿、没有任何负担的新欢。在有“第三者”的日子里，尽管励勤一改往日对我的冷淡，尝试着改变现状，我也觉得有一丝愧疚，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反复考虑了一年之后，我郑重地向励勤提出离婚。
男方：
怎样才能融化那块拒绝融化的冰
我和杨丽8年的婚姻马上就要结束了，这8年，特别是刚刚结婚的那一阵，我们有过欢乐和幸福，但随后我一直被不可理喻的阴影笼罩着。这种阴影是人为制造的，来自于杨丽那种足以让人窒息的心态。
认识杨丽时，她是我的管床护士。那时，尽管我已经有了徐珊，但我和徐珊毕竟是师生关系。她聪明好学，才华横溢，很有发展前途，属于事业型的女人。而我当时有孩子，需要一个贤妻良母，一个温暖的家。
杨丽给我最初的感觉，她就是我的另一半。杨丽当时24岁，已经做了5年护士，她穿上白大褂就像天使一样美丽，爱上她不仅是因为她漂亮和单纯，而是她对病人的热情和耐心，这种品质，对于做好一个后妈太重要了。
我和杨丽确定恋爱关系后，我向徐珊提出分手，可徐珊不愿意，当时师生之间比较密切的接触，导致我和徐珊藕断丝连。和杨丽结婚时，徐珊的学业只剩最后一年。我想让徐珊毕业后离开这座城市，一切就都可以自然结束。
人最怕什么?怕天意。
杨丽意外地看到了一本笔记，那本笔记正是徐珊写给我的日记。
不久，在徐珊出国和我的解释下，杨丽原谅了我的婚外情，我和杨丽重归于好。经过这次小小的波折，我以为我和杨丽的婚姻会更加牢固，但不幸的是，“第三者”病毒已经侵入了杨丽的身体。病毒发作最开始是从性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本来我和杨丽的性生活一直很美满。一次，我和杨丽正做得高兴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问我：“你和徐珊做爱时也是这样吗?”我一听这话，差点没从她身上翻滚下来，尽管这话让我很扫兴，但我还是耐心解释，希望她不要再惦记已经过去的事。
可她仍耿耿于怀，我能理解她的感受，毕竟她和我是第一次，而我在她之前，生活中曾出现过两个女人。不管是处于好奇还是嫉妒，她想了解我以前的性生活，是因为她固执地认为这是夫妻坦诚相见的表现。
后来，我和杨丽的性生活越来越少。有一次，我提出要求，她跟我说：“尽管你解释得有道理，但我一想到你和徐珊做过那事，我就恶心!”从那以后，我没有向她提出过要求。
渐渐地，我发现那个清纯有爱心的杨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徐珊阴影左右得猜忌多疑的女人。
不久，杨丽以各种理由不回家，不再心甘情愿承担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我一气之下，将女儿送到学校住读。我也因为承担课题研究忙而很少回家。婚姻裂痕就此越来越大。
去年12月，一天晚上，我拉开床头柜却发现原来放在这里的避孕套没了，只有一个被撕破的避孕套包装纸!我脑子嗡的一下，随即马上清醒过来。
自那以后，我停掉了手头的一切工作。杨丽上白班时，我每天准时下班，做好饭菜等她回来，上夜班时，我打电话说去接她，可她却说：“我习惯一个人回家!”有一次，我没有听她的，我去了医院，就在医院门口，我发现杨丽钻进了一辆黑色轿车，然后绝尘而去。
事到如今，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家里的东西随便她拿，毕竟她为我付出了很多，为了我和女儿，她没要孩子，耽搁了她最好的年华。 姜伟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让爸爸妈妈破镜重圆，就有办法保住他们的婚姻。为了让父母彻底打消离婚的念头，姜伟决定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来。2006年3月的一天，姜伟从电视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因为父母闹离婚，绝望的她染上了毒品，父母发现后，在为女儿戒毒的过程中，他们重归于好。
这件事对姜伟触动很大，他也决定采取这种方式来让父母回心转意。在校外一个“大哥”的帮助下，姜伟花300元钱买了一点白粉。回到家后他给父亲打电话说：“爸爸，你再不回家我就吸毒。”姜高文以为儿子在吓唬他，就没有理会。一气之下，姜伟把吸管插进白粉里，用鼻子嗅起来。这时吴桂兰回来了，见此情景，她尖叫一声，一把将儿子手中的毒品打到地上，哭着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糟蹋自己！”
吴桂兰哭哭啼啼地打电话把儿子吸毒的事告诉了姜高文。第二天，夫妻俩便把儿子送到戒毒所。看着姜伟苍白憔悴的脸，夫妇俩痛心疾首。姜伟幽幽地说：“爸爸妈妈，只要你们不离婚，我再也不沾毒品了。”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告诉吴桂兰和姜高文：“孩子刚接触毒品，还没有上瘾，过几天就可以出去了。”夫妇俩长长地吁了口气。
3天后，他们把儿子带回了家。为了不让儿子伤心，吴桂兰和姜高文不再争吵，也不再提离婚的事。姜伟欣慰不已。
尽管如此，吴桂兰和姜高文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他们没有了夫妻生活，同床异梦。丈夫的鼾声和他睡梦中嘴角的涎水，让吴桂兰厌恶不已；而白天，她还要在孩子面前与丈夫装作恩爱的样子。这种貌合神离的日子让吴桂兰生不如死。渐渐地，吴桂兰患上了抑郁症，晚上头痛欲裂，整夜难以合眼。
刚开始，吴桂兰还能依靠镇静类药物睡两三个小时，后来这类药物不管用了，她整夜失眠。2006年7月，因为吴桂兰负责的账目经常出差错，她被单位辞退了。一系列的变故让吴桂兰几近绝望，她整天目光呆滞地坐在窗前。抑郁症一发作，她就拼命把头往墙上撞……
姜伟很为母亲的状况担忧，他一遍遍地问母亲：“妈，你这是怎么了？”吴桂兰数次欲言又止，她怎么能告诉儿子自己心病的症结所在呢？她只能轻描淡写地敷衍儿子：“妈妈没事，过段时间就好了。”
吴桂兰的这副样子让姜高文越来越看不顺眼，晚上一睡觉，他就用最恶毒的语言数落她。婚姻如此糟糕，工作也没了，身体又每况愈下，这一切让吴桂兰万念俱灰，死亡的阴影笼罩住了她的心。2006年9月14日，姜伟上学去了，姜高文去了单位，吴桂兰一个人待在家里。上午10时，她的抑郁症又发作了，难捱的头痛阵阵向她袭来，此时的她只有一个念头：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这样想着，吴桂兰爬到窗台上，纵身从7楼跳了下去……
对于妻子吴桂兰的跳楼身亡，姜高文既痛心又遗憾。而姜伟更是痛不欲生，他不明白，自己费尽心机撮合父母复婚，一家三口好不容易重新生活在一起，母亲为何还要走上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婚姻家庭研究室研究员王震宇点评：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逐年攀升，由于父母离婚而引发的孩子教育、心理健康等问题日益突出。父母离异，受伤害的首当其冲就是孩子，他们年龄小，心理承受能力差，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包袱，在单亲或再婚家庭里艰难地生活着。
姜伟要求一个完整的家，渴望与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极端地将离异的父母撮合在一起，这种行为是自私的，更是不负责任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把母亲逼上了绝路。
同时应该看到，吴桂兰和姜高文不论是离婚还是后来的复合，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做好孩子的心理调适工作，导致正处于青春期的姜伟不能正确地对待父母的离异。而且，吴桂兰和姜高文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因为孩子的一厢情愿而复婚，这本身就是对婚姻的不慎重。复婚不同于初婚，比初婚需要更多的忍耐、宽容和磨合，需要夫妻双方摆正心态，从零开始。只有这样，婚姻之舟才不至于再度颠覆。
单亲孩子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父母应与学校、亲属、朋友等多方合作，为单亲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和人际交往环境，让他们脆弱的心变得坚强，让他们孤僻的性格变得开朗，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快乐地沐浴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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