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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奇特另类的“政策”，如今看来，相当雷人。
官员贪污得“父子连坐”
汉朝初年，天下乱后方定，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平抑物价，汉高祖刘邦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资治通鉴》卷十六记载，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吕后当政时更是强调：“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官仕吏。”这些政策使得商人的日子过得很是憋屈，不仅“有钱没地方花”，而且，商人的子孙后代都无缘于官场，全社会都看不起商人，实在让商人很没面子。于是，当时，有骨气有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做生意，使得商业发展非常艰难，物资匮乏，连军队都缺少战马。
《资治通鉴》卷五十还记载，东汉时期，政府规定，官员如犯了贪污罪，就会连累儿子一起坐牢。“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这种连坐政策虽然也打击了当时的官场腐败，但是，使无辜之人也受到牵连，很不通情理。
于是，到了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居延都尉范复犯臧罪，朝廷欲依光（即叔孙光）比”。这时，新上任的太尉刘恺认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呼吁政策“人性化”一些，這赢得了其他官员的赞同，一起说服朝廷废除了贪污官员父子连坐的“非人性化”惯例。
高官娶妻必须看门第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记载，473年，“癸丑，魏诏守令劝课农事，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意思是，当时的北魏政府发布命令，号召老百姓重视农业，一个地区的富人同穷人要互相帮助，富人不能嫌弃穷人，富人有多余的耕牛，必须借给没有耕牛的穷人。假如富人不肯借耕牛给穷人耕田的话，穷人告到地方政府，那么，就要处罚富人，处罚的方式是，富人的家人子弟终身不许走仕途。有了这样的政策，哪个富户还敢不帮助穷人？这种朴素的古代“先富带后富”，在政策层面上动真格的，相当雷人。
当时，北魏政府还有一个很“拽”的政策：“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只要地方官员有真本事真能力，把自己的属地管理得好了，辖地就可以越来越广，官越做越大。这在古代官本位的体制中，确属一种根本性的保障措施，激励性很大，对促进北魏吏治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效果。
当时战乱纷争，励精图治的魏孝文帝出台了很多“创新”政策，上面两道诏书堪称为善政良策，但是，急于改革、倾心汉化的魏孝文帝拓跋宏也使了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招式，譬如，“门第婚姻”即为一例。
在当时的北魏，皇族元氏（即拓跋氏）等级最高，此外，鲜卑八个大姓与北方汉人世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政府公开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的贵族按门第互通婚姻。在这个“门第婚姻”上，拓跋宏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496年，“（北）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只要是他赏识的贵族名门世家，拓跋宏就要纳其女为后宫，以此提高皇族的高贵血统。最荒唐的是，他嫌6个皇弟以前娶的原配妻子，身世都不高贵，直接给6个皇弟下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重新给他们一一指定了婚配对象，个个都是出自当时名门望族的女子。
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很多人认为“诏诸王改纳室，则大悖于人伦”。“此诏一出，天下何观！”然而，魏孝文帝照样实施“门第婚姻”，上行下效，在北魏形成了注重门第、以门品定官位的陋习，逐渐导致北魏后期吏治的混乱腐败。
北周皇帝的“三不许”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记载，北周的天元皇帝“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国之仪典，率情变更”。他常常对大臣们说，自己就是“天”，而且，“自带绶，冠通天冠，加金附蝉”。为了突出自己，他下了道“三不许”指令：大臣们不许用绶带，不许在帽子上插金蝉，不许官员的姓名中有“天”“高”“上”“大”的字眼。假如官员的名字中有了这些字眼的话，“官名有犯，皆改之”，譬如改姓“高”的人为姓“姜”，等等。
政府还颁布圣旨：“令天下车皆以浑木为轮，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除非是皇宫里的女人，民间的女性一律不许打扮得忒漂亮了，“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车轮必须用浑木做，普通女性不许施粉黛妆。这真是太平洋上的警察——管得宽了！真不知道，这个国家政策，让公务人员怎么去监督实施？然而，历史上确确实实地存在过。
孟森的《明史讲义》中记载，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下令：“农民之家，允许穿细纱绢布，做生意的家庭，只许穿布衣裳；农民之家，只要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也不许穿细纱。”——细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穿的，只有纯粹的务农之家才能穿，商人再有钱，也只能穿布衣裳。——在那时，农民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话，还有什么能力买细纱绢布呢？农民皇帝出台的这个政策真是雷人。
其实，在封建专制的古代历史上，另类的政策，虽然层出不穷，但是，几乎都是昙花一现，只有得到百姓认同拥护、推动社会进步的政令，才是治国的长久良策。
官员贪污得“父子连坐”
汉朝初年，天下乱后方定，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平抑物价，汉高祖刘邦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资治通鉴》卷十六记载，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吕后当政时更是强调：“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官仕吏。”这些政策使得商人的日子过得很是憋屈，不仅“有钱没地方花”，而且，商人的子孙后代都无缘于官场，全社会都看不起商人，实在让商人很没面子。于是，当时，有骨气有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做生意，使得商业发展非常艰难，物资匮乏，连军队都缺少战马。
《资治通鉴》卷五十还记载，东汉时期，政府规定，官员如犯了贪污罪，就会连累儿子一起坐牢。“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锢二世”。——这种连坐政策虽然也打击了当时的官场腐败，但是，使无辜之人也受到牵连，很不通情理。
于是，到了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居延都尉范复犯臧罪，朝廷欲依光（即叔孙光）比”。这时，新上任的太尉刘恺认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呼吁政策“人性化”一些，這赢得了其他官员的赞同，一起说服朝廷废除了贪污官员父子连坐的“非人性化”惯例。
高官娶妻必须看门第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记载，473年，“癸丑，魏诏守令劝课农事，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意思是，当时的北魏政府发布命令，号召老百姓重视农业，一个地区的富人同穷人要互相帮助，富人不能嫌弃穷人，富人有多余的耕牛，必须借给没有耕牛的穷人。假如富人不肯借耕牛给穷人耕田的话，穷人告到地方政府，那么，就要处罚富人，处罚的方式是，富人的家人子弟终身不许走仕途。有了这样的政策，哪个富户还敢不帮助穷人？这种朴素的古代“先富带后富”，在政策层面上动真格的，相当雷人。
当时，北魏政府还有一个很“拽”的政策：“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只要地方官员有真本事真能力，把自己的属地管理得好了，辖地就可以越来越广，官越做越大。这在古代官本位的体制中，确属一种根本性的保障措施，激励性很大，对促进北魏吏治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效果。
当时战乱纷争，励精图治的魏孝文帝出台了很多“创新”政策，上面两道诏书堪称为善政良策，但是，急于改革、倾心汉化的魏孝文帝拓跋宏也使了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招式，譬如，“门第婚姻”即为一例。
在当时的北魏，皇族元氏（即拓跋氏）等级最高，此外，鲜卑八个大姓与北方汉人世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政府公开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的贵族按门第互通婚姻。在这个“门第婚姻”上，拓跋宏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496年，“（北）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只要是他赏识的贵族名门世家，拓跋宏就要纳其女为后宫，以此提高皇族的高贵血统。最荒唐的是，他嫌6个皇弟以前娶的原配妻子，身世都不高贵，直接给6个皇弟下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重新给他们一一指定了婚配对象，个个都是出自当时名门望族的女子。
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很多人认为“诏诸王改纳室，则大悖于人伦”。“此诏一出，天下何观！”然而，魏孝文帝照样实施“门第婚姻”，上行下效，在北魏形成了注重门第、以门品定官位的陋习，逐渐导致北魏后期吏治的混乱腐败。
北周皇帝的“三不许”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记载，北周的天元皇帝“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国之仪典，率情变更”。他常常对大臣们说，自己就是“天”，而且，“自带绶，冠通天冠，加金附蝉”。为了突出自己，他下了道“三不许”指令：大臣们不许用绶带，不许在帽子上插金蝉，不许官员的姓名中有“天”“高”“上”“大”的字眼。假如官员的名字中有了这些字眼的话，“官名有犯，皆改之”，譬如改姓“高”的人为姓“姜”，等等。
政府还颁布圣旨：“令天下车皆以浑木为轮，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除非是皇宫里的女人，民间的女性一律不许打扮得忒漂亮了，“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车轮必须用浑木做，普通女性不许施粉黛妆。这真是太平洋上的警察——管得宽了！真不知道，这个国家政策，让公务人员怎么去监督实施？然而，历史上确确实实地存在过。
孟森的《明史讲义》中记载，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下令：“农民之家，允许穿细纱绢布，做生意的家庭，只许穿布衣裳；农民之家，只要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也不许穿细纱。”——细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穿的，只有纯粹的务农之家才能穿，商人再有钱，也只能穿布衣裳。——在那时，农民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的话，还有什么能力买细纱绢布呢？农民皇帝出台的这个政策真是雷人。
其实，在封建专制的古代历史上，另类的政策，虽然层出不穷，但是，几乎都是昙花一现，只有得到百姓认同拥护、推动社会进步的政令，才是治国的长久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