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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植和培育花木是宋朝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繁盛影响着两宋的习俗和礼俗，另一方面它顺应社会习俗的发展而改变。笔记材料作为两宋盛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中不乏对于培植花木与社会习俗的记载。
关键词：宋代;培植花木;社会习俗;笔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02
0 引言
植花文化在两宋迅速发展，并迅速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宋代人的笔记文学材料为主，将社会生活分为市井生活、皇家生活和文人生活3个方面，进一步探析两宋植花赏花文化与社会习俗之间的联系。
1 大众市井生活
1.1 城市设置
植花文化对社会生活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城市的绿化设置上。在宋代，许多城市都有专门培育奇花异草的区域，在较为繁华的城市中园圃的数量极多，甚至达到了“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的程度。其中许多园圃甚至成了当地著名的游赏景点。例如南宋时钱塘门外有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奇花巧果，多为龙蟠凤舞之状”。后人记载，当时“花药皆出东西马塍”，花木中又以秋茶为最佳，吴自牧评价其为“色品颇盛”。且由于西马塍为白石归葬所在，此地成为南宋人早春出城游兴的必经之处。
得益于花卉培育水平的逐渐提高，许多城市有了当地的特色花种;将花卉种植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两宋所开先例，但此传统在这一时期颇为兴盛，例如洛阳以牡丹闻名、扬州以芍药为冠。在这些城市中每逢花朝、佛诞日等重大节日，会举行盛大的集会。
“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1]，描绘出洛阳牡丹集会的盛大。这种文化偏好并不受地域和经济的限制，四川洪雅这样的小县城也常有赏花活动。洪雅所产海棠甚好，沈立在洪雅担任地方官时，便在春季举行过赏花活动，“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为东道主”。
宋朝花卉文化的盛行实际上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四川气候适宜海棠生长，加上当地人的培育和种植，才逐渐形成了赏花活动，并使海棠花与四川联系在一起，成为地域的特色标志之一。洛阳、扬州亦然。
1.2 起居生活
宋人的生活中不乏花的身影，植花和赏花成了他们起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的植花文化不同于前代，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玩物，更成为平民阶层可模仿的一种习俗，“即便不能拥有财富和安稳生活，坚持理想支柱便依旧可以获得纯真的幸福”[2]。
宋朝花卉的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私人在家培育花木，另一种是市场售花。而售花又可分为沿街叫卖和市场售卖两类，前者随时令而变化，后者则是常设的行当。叫卖花卉的情形常常出现在春季，如孟元老所记：“是月季春，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叫卖花朵的人常以马头篮铺开鲜花，在清晨的街道开始叫卖，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指的便是此种情形。除各类花朵本身的美丽外，卖花人清新奇妙的叫卖声同样受人喜爱，宋人称赞其叫卖声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的意境。与叫卖的时令花卉相比，市售的花卉一般是专供插花的材料或姿态各异的奇花异草。用以插瓶的花木四时不同且种类繁多，“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羅汉叶”，在品类方面可以称得上面面俱到。培育的奇花异草每日被运送至市集，《梦粱录》曰此类花木“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因此“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两宋花市之热闹足以见当时的人对花卉的喜爱和追求。“世俗的柴米油盐中，并不是清贫度日，而是享受精神上的快乐。”[2]这样的喜好不受社会地位和经济贫富的限制，一般平民虽无力承担，但仍热衷于培花、植花，花匠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私人培植奇花异草一般是文人或者簪缨世家的休闲活动。当时官员修筑苑囿，种植各类花卉并辅以合适的山石点缀，成为京城中著名的景色。这些苑囿在制式上与后代园林类似，但不同于后世园林完全封闭只供一家之赏，宋人会在特定的时令将苑囿开放，供众人游赏春意，且设置各类买卖，一时之间“数亩之地，观者如市”。
宋人不仅欣赏花卉，还有戴花、食花之习俗。两宋簪花习俗最早来源于皇室赐花，《宋史·礼制》中就已明确提及“赐花”和“簪花”的礼仪，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植花艺术的沿革“是产品再生产的过程”[3]。据吴自牧所言，皇室赐花使用的往往并非真花，而是用通草木和丝绸做的假花，花型多选牡丹一类大花。这一礼俗向下影响至民间，渐渐演变为佩戴各类真花，原因有二，其一是真花种植较多，价格较为低廉;其二是方便根据时令和节日更换佩戴的花。两宋社会经济文化上下层差异较大，植花文化无疑为平民阶层在日常辛苦劳作外“能得到治愈”[4]提供了可能性。
关于食用花卉的详细记载，除林洪在《山家清供》中有做法记载外，两宋的笔记中提及并不多，且林洪所记的许多花卉菜肴做法简单、口味清淡，与宋代民间口味有差距，推断其应是当时文人为追求风雅所研制的菜肴。林洪使用的花卉食材多是临安一代种植的花木品种，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饮食受到植花文化影响的一种体现。
1.3 时令活动
受到两宋的植花传统与城市设置的影响，“人类从自然中脱生，自然也带有人化的痕迹”[5]。因此除了为人熟知的清明节气以外，两宋还有许多与花卉有关的节令活动。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早在元宵结束，百花初绽，民间就已开始开展赏花活动。与后代有差异的是，民众“探春”的活动范围不仅包括山野、寺庙等寻常之处，更包含许多设置精巧、遍植花木的园林和宅邸。其中“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形象地描写出汴京城中的花木繁盛，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时人对于种植花木的热情和讲究。
待南渡临安，在江浙民间风俗的影响下，宋代人的赏花活动更加丰富，《梦粱录》中便有对于民间欢度花朝节的记载：“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临安地处南方，气候温暖，适宜培植花木，因此专门培植花木的会社应运而生，其中较著名者如“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每逢特定时日便会举行赏花、售花等活动，特别为富裕之家“所一致推崇”[6]。 2 皇室生活
民间对于植花文化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皇室。
两宋皇帝的御驾临幸的苑囿中，大多都种植着奇花异草和珍稀品种，如汴京的琼林苑内除了有古老遒劲的松柏以外，还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之类从闽、广、二浙进贡的南方花卉。
每到重阳等节日，皇室会举行盛大的赏花活动，“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在皇室活动的影响下，植花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情感，被广大人民认同”[7]。
3 文人生活
植花文化“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8]，即便在同是文人的情况下也有极大的差别，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代文人的心灵生活，成为放松内心的寄托”[9]。
3.1 交际应酬
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赏花集会成为宋朝士大夫休闲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任职的官员往往会兴办各类赏花活动。《墨庄漫录》曰：“扬州产芍药……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这一举动被后来任职扬州的苏轼禁止。花会禁止之后，“人皆鼓舞欢悦”。举办花会为当地官员提供了结交其他官员的机会，但实际上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是两宋植花赏花文化中的弊端。
除了政治方面，赏花活动还是文人交游集会、讨论学术政治的契机。《墨庄漫录》曾记录富弼留守西京时，由于府邸中种植的牡丹盛开而请来邵雍、司马光等人一同赏花。邵雍与司马光在会上研讨《易经》，前者以园中牡丹的凋谢时间为例进行推算，后来结果应验，因此“洛中愈伏先生之言”。
从此处不难看出，牡丹虽然作为线索贯穿事件始末，但最终的结果是突出邵雍的学问高深，使他的声名愈发显赫。因此宋人的植花、赏花集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文人清谈辩论提供合适的场所和聚集的理由，而花也成了宋代文人喜爱的意象。文人借由花的体裁互相考验文采、辩驳观点，成为两宋时期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同时，植花求花也是两宋文人之间互相交际和加深感情的机会。元献年间，时为宰相的晏殊新修宅邸，向当时留守西京的钱惟演求赠名贵的牡丹花种。钱惟演后以一首绝句并牡丹一齐寄予晏殊，其绝句后一句为“华馆落成和气动，便随桃花共芳菲”，在赠送牡丹的同时对晏殊的新宅落成表达了赞赏和祝贺之意。种植名贵花木成为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风尚，对于文人之间的沟通起桥梁作用，对于维系、巩固士大夫间的关系起积极作用。
3.2 闲暇情趣
培植花卉的文化渗入两宋文人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人的审美偏好。除了交游应酬的需要，宋代文人对于培植、鉴赏花木同样情有独钟，并撰写花谱以评论花木的颜品种高下，如放翁的《天彭牡丹谱》等;对于珍奇品种的花木，文人往往为其取名以表示喜爱，如《可书》中记载文彦博为一种洒金正红牡丹取名“涧仙红”等，在此文人借由为花取名“释放真实的人性”[10]并“展现自己的人格”[11]，从而“呈现出双重的美感与诗韵”[12]。
在宋代后期的一些文学创作中，植花文化与花本身实际上成为一种类似于典故文学的存在，“典故传承了某种传统，也把创作者的新理解融入其中，一代代创作者运用典故，灌注新的思维”[13]，使文学与植花文化一齐在两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植花的技艺也受到文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种植花卉的品种和处所的选用方面，“真实展现了对视觉欣赏上的追求”[14]，例如宋人赵希元受到苏轼诗句“亭下殿余春”的影响，将芍药种于亭下，意图体现出文人“与自然真挚对话”[15]的情趣。
不僅植花要与诗意暗合，宋人赏花同样讲求意境和情趣。《王直方诗话》中记载有张埙与文彦博赏兰花一事，二人坐于被兰花围绕的亭中，“既见，不交一谈，对坐几时。公方曰：‘香来也。’叔和以为平生所未闻。潞公云：‘凡香嗅之则不佳，须待其因风自至。’”，赏花的环境和时机都影响着人的感官，进而影响赏花的效果。赏花本身并无定规，此处宋代文人对于赏花的讲究，实际上是宋人“执着于美的表达”[16]的体现。
4 结语
两宋植花文化实际上是社会风尚的产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皇室的宣传和推动，植花文化与社会习俗进一步互相影响，深刻地融入广大民众的生活，同时成为文人笔记创作的重要资料来源，成为他们描写人物、抒发感情、记录事迹的重要材料。
参考文献：
[1] 周勋初.宋人轶事汇编（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643.
[2] 张驰.《锁窗寒.玉兰》的时空结构和典故运用[J].汉字文化，2020（2）：71-72，75.
[3] 陈思璐.浅析《浮生六记》中生活之“乐”[J].汉字文化，2019（10）：30-31.
[4] 顾诗怡.浅谈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细节处理[J].汉字文化，2020（10）：126-127.
[5] 严彤.浅析《小偷家族》的家庭关系[J].汉字文化，2019（10）：45-46.
[6] 刘新元.浅谈电影《小森林》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J].戏剧之家，2019（25）：97-98.
[7] 范瑞懿.《儒林外史》中杜慎卿人物形象探究[J].大众文艺，2019（11）：52-53.
[8] 赵璐.浅析英国茶文化及其文学价值[J].汉字文化，2020（3）：173-174，194.
[9] 赵紫薇.浅析电影《赎罪》中的爱情与人性[J].汉字文化，2019（11）：127-128.
[10] 胡铭.从电影《小森林（夏秋篇）》看日本小清新电影的成功之道[J].汉字文化，2019（12）：82-83.
[11] 侍渝杰.《推拿》：模糊与清晰[J].戏剧之家，2019（19）：100，102.
[12] 张小琦.论《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体制化”与现实的联系[J].汉字文化，2019（12）：176-177.
[13] 余晓晓.浅析《月亮与六便士》思特里克兰德死亡的魅力[J].汉字文化，2019（18）：92-93.
[14] 范瑞懿.汉乐府民歌音乐性探微[J].黄河之声，2019（19）：6-7.
[15] 范瑞懿.从《月夜》看杜甫对宫体诗笔法的吸收与升华[J].戏剧之家，2019（20）：215-216.
[16] 张媛媛.浅论李商隐诗歌的美学意蕴与经济价值[J].汉字文化，2020（22）：26-27，50.
作者简介：夏雨婕（2000—），女，江苏溧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指导老师：郑仁霞
关键词：宋代;培植花木;社会习俗;笔记文学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02
0 引言
植花文化在两宋迅速发展，并迅速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宋代人的笔记文学材料为主，将社会生活分为市井生活、皇家生活和文人生活3个方面，进一步探析两宋植花赏花文化与社会习俗之间的联系。
1 大众市井生活
1.1 城市设置
植花文化对社会生活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城市的绿化设置上。在宋代，许多城市都有专门培育奇花异草的区域，在较为繁华的城市中园圃的数量极多，甚至达到了“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的程度。其中许多园圃甚至成了当地著名的游赏景点。例如南宋时钱塘门外有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奇花巧果，多为龙蟠凤舞之状”。后人记载，当时“花药皆出东西马塍”，花木中又以秋茶为最佳，吴自牧评价其为“色品颇盛”。且由于西马塍为白石归葬所在，此地成为南宋人早春出城游兴的必经之处。
得益于花卉培育水平的逐渐提高，许多城市有了当地的特色花种;将花卉种植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两宋所开先例，但此传统在这一时期颇为兴盛，例如洛阳以牡丹闻名、扬州以芍药为冠。在这些城市中每逢花朝、佛诞日等重大节日，会举行盛大的集会。
“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1]，描绘出洛阳牡丹集会的盛大。这种文化偏好并不受地域和经济的限制，四川洪雅这样的小县城也常有赏花活动。洪雅所产海棠甚好，沈立在洪雅担任地方官时，便在春季举行过赏花活动，“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为东道主”。
宋朝花卉文化的盛行实际上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四川气候适宜海棠生长，加上当地人的培育和种植，才逐渐形成了赏花活动，并使海棠花与四川联系在一起，成为地域的特色标志之一。洛阳、扬州亦然。
1.2 起居生活
宋人的生活中不乏花的身影，植花和赏花成了他们起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的植花文化不同于前代，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玩物，更成为平民阶层可模仿的一种习俗，“即便不能拥有财富和安稳生活，坚持理想支柱便依旧可以获得纯真的幸福”[2]。
宋朝花卉的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私人在家培育花木，另一种是市场售花。而售花又可分为沿街叫卖和市场售卖两类，前者随时令而变化，后者则是常设的行当。叫卖花卉的情形常常出现在春季，如孟元老所记：“是月季春，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叫卖花朵的人常以马头篮铺开鲜花，在清晨的街道开始叫卖，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指的便是此种情形。除各类花朵本身的美丽外，卖花人清新奇妙的叫卖声同样受人喜爱，宋人称赞其叫卖声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的意境。与叫卖的时令花卉相比，市售的花卉一般是专供插花的材料或姿态各异的奇花异草。用以插瓶的花木四时不同且种类繁多，“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羅汉叶”，在品类方面可以称得上面面俱到。培育的奇花异草每日被运送至市集，《梦粱录》曰此类花木“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因此“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两宋花市之热闹足以见当时的人对花卉的喜爱和追求。“世俗的柴米油盐中，并不是清贫度日，而是享受精神上的快乐。”[2]这样的喜好不受社会地位和经济贫富的限制，一般平民虽无力承担，但仍热衷于培花、植花，花匠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私人培植奇花异草一般是文人或者簪缨世家的休闲活动。当时官员修筑苑囿，种植各类花卉并辅以合适的山石点缀，成为京城中著名的景色。这些苑囿在制式上与后代园林类似，但不同于后世园林完全封闭只供一家之赏，宋人会在特定的时令将苑囿开放，供众人游赏春意，且设置各类买卖，一时之间“数亩之地，观者如市”。
宋人不仅欣赏花卉，还有戴花、食花之习俗。两宋簪花习俗最早来源于皇室赐花，《宋史·礼制》中就已明确提及“赐花”和“簪花”的礼仪，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植花艺术的沿革“是产品再生产的过程”[3]。据吴自牧所言，皇室赐花使用的往往并非真花，而是用通草木和丝绸做的假花，花型多选牡丹一类大花。这一礼俗向下影响至民间，渐渐演变为佩戴各类真花，原因有二，其一是真花种植较多，价格较为低廉;其二是方便根据时令和节日更换佩戴的花。两宋社会经济文化上下层差异较大，植花文化无疑为平民阶层在日常辛苦劳作外“能得到治愈”[4]提供了可能性。
关于食用花卉的详细记载，除林洪在《山家清供》中有做法记载外，两宋的笔记中提及并不多，且林洪所记的许多花卉菜肴做法简单、口味清淡，与宋代民间口味有差距，推断其应是当时文人为追求风雅所研制的菜肴。林洪使用的花卉食材多是临安一代种植的花木品种，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饮食受到植花文化影响的一种体现。
1.3 时令活动
受到两宋的植花传统与城市设置的影响，“人类从自然中脱生，自然也带有人化的痕迹”[5]。因此除了为人熟知的清明节气以外，两宋还有许多与花卉有关的节令活动。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早在元宵结束，百花初绽，民间就已开始开展赏花活动。与后代有差异的是，民众“探春”的活动范围不仅包括山野、寺庙等寻常之处，更包含许多设置精巧、遍植花木的园林和宅邸。其中“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形象地描写出汴京城中的花木繁盛，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时人对于种植花木的热情和讲究。
待南渡临安，在江浙民间风俗的影响下，宋代人的赏花活动更加丰富，《梦粱录》中便有对于民间欢度花朝节的记载：“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临安地处南方，气候温暖，适宜培植花木，因此专门培植花木的会社应运而生，其中较著名者如“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每逢特定时日便会举行赏花、售花等活动，特别为富裕之家“所一致推崇”[6]。 2 皇室生活
民间对于植花文化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皇室。
两宋皇帝的御驾临幸的苑囿中，大多都种植着奇花异草和珍稀品种，如汴京的琼林苑内除了有古老遒劲的松柏以外，还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之类从闽、广、二浙进贡的南方花卉。
每到重阳等节日，皇室会举行盛大的赏花活动，“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在皇室活动的影响下，植花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情感，被广大人民认同”[7]。
3 文人生活
植花文化“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8]，即便在同是文人的情况下也有极大的差别，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代文人的心灵生活，成为放松内心的寄托”[9]。
3.1 交际应酬
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赏花集会成为宋朝士大夫休闲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任职的官员往往会兴办各类赏花活动。《墨庄漫录》曰：“扬州产芍药……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这一举动被后来任职扬州的苏轼禁止。花会禁止之后，“人皆鼓舞欢悦”。举办花会为当地官员提供了结交其他官员的机会，但实际上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是两宋植花赏花文化中的弊端。
除了政治方面，赏花活动还是文人交游集会、讨论学术政治的契机。《墨庄漫录》曾记录富弼留守西京时，由于府邸中种植的牡丹盛开而请来邵雍、司马光等人一同赏花。邵雍与司马光在会上研讨《易经》，前者以园中牡丹的凋谢时间为例进行推算，后来结果应验，因此“洛中愈伏先生之言”。
从此处不难看出，牡丹虽然作为线索贯穿事件始末，但最终的结果是突出邵雍的学问高深，使他的声名愈发显赫。因此宋人的植花、赏花集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文人清谈辩论提供合适的场所和聚集的理由，而花也成了宋代文人喜爱的意象。文人借由花的体裁互相考验文采、辩驳观点，成为两宋时期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同时，植花求花也是两宋文人之间互相交际和加深感情的机会。元献年间，时为宰相的晏殊新修宅邸，向当时留守西京的钱惟演求赠名贵的牡丹花种。钱惟演后以一首绝句并牡丹一齐寄予晏殊，其绝句后一句为“华馆落成和气动，便随桃花共芳菲”，在赠送牡丹的同时对晏殊的新宅落成表达了赞赏和祝贺之意。种植名贵花木成为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风尚，对于文人之间的沟通起桥梁作用，对于维系、巩固士大夫间的关系起积极作用。
3.2 闲暇情趣
培植花卉的文化渗入两宋文人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人的审美偏好。除了交游应酬的需要，宋代文人对于培植、鉴赏花木同样情有独钟，并撰写花谱以评论花木的颜品种高下，如放翁的《天彭牡丹谱》等;对于珍奇品种的花木，文人往往为其取名以表示喜爱，如《可书》中记载文彦博为一种洒金正红牡丹取名“涧仙红”等，在此文人借由为花取名“释放真实的人性”[10]并“展现自己的人格”[11]，从而“呈现出双重的美感与诗韵”[12]。
在宋代后期的一些文学创作中，植花文化与花本身实际上成为一种类似于典故文学的存在，“典故传承了某种传统，也把创作者的新理解融入其中，一代代创作者运用典故，灌注新的思维”[13]，使文学与植花文化一齐在两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植花的技艺也受到文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种植花卉的品种和处所的选用方面，“真实展现了对视觉欣赏上的追求”[14]，例如宋人赵希元受到苏轼诗句“亭下殿余春”的影响，将芍药种于亭下，意图体现出文人“与自然真挚对话”[15]的情趣。
不僅植花要与诗意暗合，宋人赏花同样讲求意境和情趣。《王直方诗话》中记载有张埙与文彦博赏兰花一事，二人坐于被兰花围绕的亭中，“既见，不交一谈，对坐几时。公方曰：‘香来也。’叔和以为平生所未闻。潞公云：‘凡香嗅之则不佳，须待其因风自至。’”，赏花的环境和时机都影响着人的感官，进而影响赏花的效果。赏花本身并无定规，此处宋代文人对于赏花的讲究，实际上是宋人“执着于美的表达”[16]的体现。
4 结语
两宋植花文化实际上是社会风尚的产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皇室的宣传和推动，植花文化与社会习俗进一步互相影响，深刻地融入广大民众的生活，同时成为文人笔记创作的重要资料来源，成为他们描写人物、抒发感情、记录事迹的重要材料。
参考文献：
[1] 周勋初.宋人轶事汇编（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643.
[2] 张驰.《锁窗寒.玉兰》的时空结构和典故运用[J].汉字文化，2020（2）：71-72，75.
[3] 陈思璐.浅析《浮生六记》中生活之“乐”[J].汉字文化，2019（10）：30-31.
[4] 顾诗怡.浅谈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细节处理[J].汉字文化，2020（10）：126-127.
[5] 严彤.浅析《小偷家族》的家庭关系[J].汉字文化，2019（10）：45-46.
[6] 刘新元.浅谈电影《小森林》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J].戏剧之家，2019（25）：97-98.
[7] 范瑞懿.《儒林外史》中杜慎卿人物形象探究[J].大众文艺，2019（11）：52-53.
[8] 赵璐.浅析英国茶文化及其文学价值[J].汉字文化，2020（3）：173-174，194.
[9] 赵紫薇.浅析电影《赎罪》中的爱情与人性[J].汉字文化，2019（11）：127-128.
[10] 胡铭.从电影《小森林（夏秋篇）》看日本小清新电影的成功之道[J].汉字文化，2019（12）：82-83.
[11] 侍渝杰.《推拿》：模糊与清晰[J].戏剧之家，2019（19）：100，102.
[12] 张小琦.论《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体制化”与现实的联系[J].汉字文化，2019（12）：176-177.
[13] 余晓晓.浅析《月亮与六便士》思特里克兰德死亡的魅力[J].汉字文化，2019（18）：92-93.
[14] 范瑞懿.汉乐府民歌音乐性探微[J].黄河之声，2019（19）：6-7.
[15] 范瑞懿.从《月夜》看杜甫对宫体诗笔法的吸收与升华[J].戏剧之家，2019（20）：215-216.
[16] 张媛媛.浅论李商隐诗歌的美学意蕴与经济价值[J].汉字文化，2020（22）：26-27，50.
作者简介：夏雨婕（2000—），女，江苏溧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指导老师：郑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