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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歌乐山下,有两处非常有名的景区,曾被后人戏称为“两口活棺材”,它们分别是近代有名的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当人们沉浸在无比的喜悦兴奋之中时,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三天,国民党特务在溃逃前夕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中,血色弥漫。上百名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最后仅15人脱险。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红岩英烈们在歌乐山下渣滓洞监狱里,用生命写下豪迈诗篇。他们为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目标,面对敌人疯狂的屠刀,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世代楷模。
“此人可靠”
渣滓洞监狱并不大,如今格局依旧,置身其中,给人以穿越感。
走进大门,一条柏油路围绕着渣滓洞监狱。道路两旁生长着许多郁郁葱葱的大树,大路上每隔十来米就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哨岗。
房顶现为青瓦房,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布满了铁栅栏。围墙外的山坡上,也布置了5个岗哨,岗哨的开口正对着院子,院内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岗哨的严密监控之下。
渣滓洞原为商人程尔昌名下的煤窑,开办于1920年,三面环山,一面临沟,但出煤一直很少,渣又多,程尔昌因此背负了不少债务。1931年8月,程尔昌到自贡找好友借钱应对经济萧条,却因喉癌晚期,一个月以后死于自贡。煤窑就交给了当时的托管委员会处理,并承包给一名矿主。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寻觅新址关押白公馆所关的“犯人”。国民党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亲自开着车到处察看,最终因地形隐蔽看上了渣滓洞。于是,国民党军统局强征渣滓洞改为监狱,象征性地用“白菜价”买下了这座煤窑。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望龙门监狱撤销,在押人员合并到渣滓洞。看守所分为内外两院,外院为刑讯室和特务办公室所组成;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2间平房为女牢。
内院墙上写“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忧”等标语。
1947年2月,《新华日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山城重庆“黑云压城城欲摧”,由中共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后来,《挺进报》改变了发行策略,由对内改为对敌攻心,报纸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挺进报》甚至被放上国民党高官的办公桌,引发盛怒。
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包括在该事件中被捕同志在内的革命志士都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
罗广斌起初没有想到,会在狱中再次见到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能取得难友们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同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被推进了渣滓洞监狱的铁门。他就是后来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刚刚入党,在党组织中还没有承担核心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起初不知道,出卖他的,正是他的入党批准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叛徒冉益智。
刚入狱的罗广斌,被怀疑、警惕的目光包围着,他还被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那些目光来自一样被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
罗广斌被入狱的地下党怀疑,并非毫无缘由。他被捕入狱时,狱中的地下党员们还没有搞清楚党组织被破坏的过程,而罗广斌公开的特殊身份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同父异母的弟弟。
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当时就驻扎在四川,罗广文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敬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按照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的说法,虽然当时还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但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当得知冉益智叛变后,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罗广斌起初没有想到,会在狱中再次见到对自己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共产党人。他之所以能取得难友们的信任,也正是因为这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此人可靠。”因為江姐传来的这句话,“狱友”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而江姐,正是罗广斌在《红岩》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