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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连续5年承办“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中国医药行业核心话语策源地”从这里走向春天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在努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距离党中央提出的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距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依然还有较大的差距。
2013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全国“两会”在今年进入了新的历史周期。
3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与会的来自医药行业的39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近一半都换成了新面孔，发言中不断听到他们几乎相似的开场白：“我是今年新当选的代表（委员）。”
据本刊不完全统计，相较于上一届，本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医药界代表委员人数有大幅增加，全国人大代表超过50人，政协委员超过20人。
尽管新面孔不少，但他们关心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医改。
医改关乎民生，关乎产业发展，经过三年多的探路，改革目标从破局转向攻坚，亦重新踏上新的起点。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说，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在努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距离党中央提出的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距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依然还有较大的差距。
忧虑一：二次议价
“医院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大，你要么失去价格底线，要么失去市场。"
招标是过去几年医药界代表委员座谈会引发讨论和争议的最高频词。到今年这个词仍在，但已经衍生出另一个新的话题焦点——二次议价。
“现在的药品招标问题从方向上就错了，错在究竟是以政府为导向，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现在的情况是以政府为导向，招标成了市场的二次准入，但是政府又不完全说了算，因为二次准入之后又面临着二次议价，所以情况越整越复杂。”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关彦斌说。
对关彦斌的看法，显然不少代表委员都有共鸣。据会议现场记录，会上代表委员们反复提到“二次议价”达25次之多。
二次议价实质上是医院在药品采购时，对已经中标药品的价格在中标价基础上再次提出砍价、议价要求。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中提出“各地可在探索省级集中采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能够有效保障药品及耗材供应及时、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采购供应办法。”这被认为是对医疗机构二次议价的变相鼓励。2012年11月初，江苏省常熟市率先开始了二次议价试点，之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网上刚（登）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看到愣了一下，这样的政策就敢出台？”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相当震惊，这或将导致医院二次议价的情况愈演愈烈，对企业的打击也将越来越大。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集团总裁赵超进一步阐释了二次议价对制药企业的“打击”何在：“医院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大，要么你就失去价格底线，要么失去市场，两种选择是企业都不想看到的。”
“二次议价对老百姓的用药安全也是极大的威胁。为了降低药品价格，进入医院，一些不法医药企业偷工减料，甚至去搞劣药、假药。这根本不能解决医改中的问题，反而诱发更多问题的发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看来，这种影响势必不会止步于制药企业，最悲剧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向下传导，最终波及民众用药安全。
“二次议价之所以形成，我认为还是政府在整个医改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除了代表自身之外，又代表出钱方，又代表消费者，有时候甚至又代表医院。政府代表了这几方，但唯一不代表医药生产企业。”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对此表示无奈，“政府哪怕算一个裁判也是好的。”
“这个问题必须全行业联合起来坚决予以制止，否则的话全行业正常的秩序都会被打乱。”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如是建议，事实上这也是与会代表委员普遍的共识，甚至包括跨国药企。
会上，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提供给代表委员参考的建议素材上，亦直陈放行医院二次议价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RDPAC指出，只有在未来实现医药分开的既定目标后，医院进行价格谈判才能准许放行，且须严格限制在15%的幅度以内。
忧虑二：创新环境
“目前我国医药产业在研发、产业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四个功能板块间的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这需要国家在顶层设计基础上进行整体规划。”
众所周知，从制药大国迈向制药强国，创新是驱动力。本刊在今年座谈会上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加大创新药研发的投入力度”成为大部分药企的共同选择。创新正在从共识向行动转化，甚为可喜。问题是，创新本身极其需要相关政策和服务及时跟上，这是本次座谈会上另一个热议的话题。
“现在，全国制药企业在开发新产品、创新药方面的热情异常高涨。但要将这种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除了企业和政府的投入以外，政府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创新审评和审批办法和机制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董事长李秀林全场第一个发言，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晨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振新将这一矛盾描述得更为具体：“大家都知道药品审批这几年都是很慢的，主要原因是审评人员太少，这使得想快都快不了。”
“现在我们国家药品审批中心、药品审批专家只有120人，而美国药品审评专家有3600人，日本、欧盟各国都在500多人。我们国家有4000多家药厂，就是一般的药厂一年仿制一个产品，一年也有2000多个药品。就是这120个人，24个小时转，也才相当于360A，与我们国家制药产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全国人大代表、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董事长任武贤说。 前不久，SFDA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药品审评报告》也显示，鼓励药物创新的审评策略初见成效：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的审评等待时间基本维持在4个月左右；上市后补充申请的等待时间由5个月降为3个月；但仿制药的审评等待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延后。这样的审评速度距离业界的要求显然仍有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华海药业董事长陈保华显然有切身感受。互联网上曾经流传：华海的一款仿制药已在美国上市两年了，但在国内仍处于等待审批状态。陈保华带着商榷的口气说，对在美国进行商业化、大规模上市的这一类的药，在药监审批里面能否简化，甚至设立一些单独的通道。
在这个问题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建议：一要给药品审评的相关部门增加人员编制；二要增加药品审评的门槛，把资源放在优化配置上。
不光行政资源现状已经远不能适应中国药物创新的需求，在鼓励创新的配套政策上更是亟待突破。例如在我国，新药要想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面临众多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医保受限，即新药上市后无法立即进入医保目录。
“一个创新的药品从研发一直到获得生产许可证，大约有7年的时间，再进入医保大约再有5年的时间。即使进入医保，也须等待各地招标开始。”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给了一个听起来夸张又很现实的形容，“各种等待，使那些没死在研发初期的企业，却有可能死在了路上。”
即便像浙江贝达药业，其被原卫生部部长陈竺誉为民生领域“两弹一星”的1.1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从申报到批准一路绿灯，前后仅用了11个月，但其董事长丁列明告诉《E药经理人》，上市一年多，凯美纳也只进入了浙江本省的医保目录，而这已经算是一个特例了。正因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今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建议之一就是：推动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让病人能最广泛地用上他们需要的有效药物，以满足临床需求，加速产业化，鼓励创新……
“医药产业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全国人大代表、科伦集团董事长刘革新视角很高，他给出的观点是，目前我国医药产业在研发、产业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四个功能板块间的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这需要国家在顶层设计基础上进行整体规划，建立切实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相关医改政策应该具备协同效应保证民族医药产业各环节的均衡发展，从而稳步提升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实现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的转变。
忧虑三：体制机制
“自‘十七大’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医改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
当下，医改进入新的阶段，一些此前还在探讨、争议的问题逐渐厘清了思路，是时候对医改核心问题给出切实的解决路径。可以说，目前医改中出现的种种纠缠难解的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即早先医改指导文件中确定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原则。
会上，24家医药行业协（学）会在广泛听取并收集代表委员建议的同时，结合行业发展现实，起草了一份《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
这份建议提出，应尽快落实“十七大”报告中对医改提出的“四个分开”和“十八大”提出的基本精神，重点要改革体制、机制——
第一，落实管办分开就是两权分开。
尊重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就是医疗机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卫生体制和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推动建立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择优机制，自主经营，自主管理。仅仅增加投入还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全部问题，增加政府投入与改革体制机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二，落实医药分开不是收费平移。
目前实行的取消药品加成和收取医事服务费的“收费平移”等措施，不是解决医药分开的科学途径，也很难切断“以药补医”利益链。毕竟国家财政能力是有限的，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是无限的，仅仅靠“收费平移”可能会使财政不堪重负。所以推动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开的新体制和竞争择优的新机制至关重要。
建议加快医药分业，通过多种途径剥离医院门诊药房，首先在条件成熟地区，推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站）不新设门诊药房和公立医院剥离原有门诊药房的试点，利用社会药店满足供应。推进医生和药剂师的自由执业制度，加快全科医生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家庭责任医师制度。应该取消药品差价率管制，政府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通过改革医保付费方式，强化制约与监督，堵死医生收红包、拿提成的“管涌”。
第三，消除社会资本准入医疗领域的“玻璃门”障碍。
改变“政策好但落实难”的现状，以实际行动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充分公开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环境，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尽快制定‘公立医院资产评估实施细则”，推动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保证医改健康、可持续推进。
最终，这份建议获得了与会代表委员的联署，被提交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天圣制药集团董事长刘群说：“在改革上，国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最关键的是要把它兑现。只有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功，才能真正让药品企业轻松起来。”
2013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全国“两会”在今年进入了新的历史周期。
3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与会的来自医药行业的39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近一半都换成了新面孔，发言中不断听到他们几乎相似的开场白：“我是今年新当选的代表（委员）。”
据本刊不完全统计，相较于上一届，本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医药界代表委员人数有大幅增加，全国人大代表超过50人，政协委员超过20人。
尽管新面孔不少，但他们关心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医改。
医改关乎民生，关乎产业发展，经过三年多的探路，改革目标从破局转向攻坚，亦重新踏上新的起点。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说，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在努力营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距离党中央提出的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距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依然还有较大的差距。
忧虑一：二次议价
“医院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大，你要么失去价格底线，要么失去市场。"
招标是过去几年医药界代表委员座谈会引发讨论和争议的最高频词。到今年这个词仍在，但已经衍生出另一个新的话题焦点——二次议价。
“现在的药品招标问题从方向上就错了，错在究竟是以政府为导向，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现在的情况是以政府为导向，招标成了市场的二次准入，但是政府又不完全说了算，因为二次准入之后又面临着二次议价，所以情况越整越复杂。”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关彦斌说。
对关彦斌的看法，显然不少代表委员都有共鸣。据会议现场记录，会上代表委员们反复提到“二次议价”达25次之多。
二次议价实质上是医院在药品采购时，对已经中标药品的价格在中标价基础上再次提出砍价、议价要求。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中提出“各地可在探索省级集中采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能够有效保障药品及耗材供应及时、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采购供应办法。”这被认为是对医疗机构二次议价的变相鼓励。2012年11月初，江苏省常熟市率先开始了二次议价试点，之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网上刚（登）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看到愣了一下，这样的政策就敢出台？”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相当震惊，这或将导致医院二次议价的情况愈演愈烈，对企业的打击也将越来越大。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集团总裁赵超进一步阐释了二次议价对制药企业的“打击”何在：“医院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大，要么你就失去价格底线，要么失去市场，两种选择是企业都不想看到的。”
“二次议价对老百姓的用药安全也是极大的威胁。为了降低药品价格，进入医院，一些不法医药企业偷工减料，甚至去搞劣药、假药。这根本不能解决医改中的问题，反而诱发更多问题的发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看来，这种影响势必不会止步于制药企业，最悲剧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向下传导，最终波及民众用药安全。
“二次议价之所以形成，我认为还是政府在整个医改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除了代表自身之外，又代表出钱方，又代表消费者，有时候甚至又代表医院。政府代表了这几方，但唯一不代表医药生产企业。”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对此表示无奈，“政府哪怕算一个裁判也是好的。”
“这个问题必须全行业联合起来坚决予以制止，否则的话全行业正常的秩序都会被打乱。”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如是建议，事实上这也是与会代表委员普遍的共识，甚至包括跨国药企。
会上，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与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提供给代表委员参考的建议素材上，亦直陈放行医院二次议价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RDPAC指出，只有在未来实现医药分开的既定目标后，医院进行价格谈判才能准许放行，且须严格限制在15%的幅度以内。
忧虑二：创新环境
“目前我国医药产业在研发、产业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四个功能板块间的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这需要国家在顶层设计基础上进行整体规划。”
众所周知，从制药大国迈向制药强国，创新是驱动力。本刊在今年座谈会上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加大创新药研发的投入力度”成为大部分药企的共同选择。创新正在从共识向行动转化，甚为可喜。问题是，创新本身极其需要相关政策和服务及时跟上，这是本次座谈会上另一个热议的话题。
“现在，全国制药企业在开发新产品、创新药方面的热情异常高涨。但要将这种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除了企业和政府的投入以外，政府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创新审评和审批办法和机制很重要。”全国人大代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董事长李秀林全场第一个发言，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晨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振新将这一矛盾描述得更为具体：“大家都知道药品审批这几年都是很慢的，主要原因是审评人员太少，这使得想快都快不了。”
“现在我们国家药品审批中心、药品审批专家只有120人，而美国药品审评专家有3600人，日本、欧盟各国都在500多人。我们国家有4000多家药厂，就是一般的药厂一年仿制一个产品，一年也有2000多个药品。就是这120个人，24个小时转，也才相当于360A，与我们国家制药产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全国人大代表、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董事长任武贤说。 前不久，SFDA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药品审评报告》也显示，鼓励药物创新的审评策略初见成效：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的审评等待时间基本维持在4个月左右；上市后补充申请的等待时间由5个月降为3个月；但仿制药的审评等待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延后。这样的审评速度距离业界的要求显然仍有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华海药业董事长陈保华显然有切身感受。互联网上曾经流传：华海的一款仿制药已在美国上市两年了，但在国内仍处于等待审批状态。陈保华带着商榷的口气说，对在美国进行商业化、大规模上市的这一类的药，在药监审批里面能否简化，甚至设立一些单独的通道。
在这个问题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建议：一要给药品审评的相关部门增加人员编制；二要增加药品审评的门槛，把资源放在优化配置上。
不光行政资源现状已经远不能适应中国药物创新的需求，在鼓励创新的配套政策上更是亟待突破。例如在我国，新药要想获得合理的市场回报面临众多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医保受限，即新药上市后无法立即进入医保目录。
“一个创新的药品从研发一直到获得生产许可证，大约有7年的时间，再进入医保大约再有5年的时间。即使进入医保，也须等待各地招标开始。”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给了一个听起来夸张又很现实的形容，“各种等待，使那些没死在研发初期的企业，却有可能死在了路上。”
即便像浙江贝达药业，其被原卫生部部长陈竺誉为民生领域“两弹一星”的1.1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从申报到批准一路绿灯，前后仅用了11个月，但其董事长丁列明告诉《E药经理人》，上市一年多，凯美纳也只进入了浙江本省的医保目录，而这已经算是一个特例了。正因此，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今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建议之一就是：推动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让病人能最广泛地用上他们需要的有效药物，以满足临床需求，加速产业化，鼓励创新……
“医药产业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全国人大代表、科伦集团董事长刘革新视角很高，他给出的观点是，目前我国医药产业在研发、产业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四个功能板块间的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这需要国家在顶层设计基础上进行整体规划，建立切实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相关医改政策应该具备协同效应保证民族医药产业各环节的均衡发展，从而稳步提升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实现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的转变。
忧虑三：体制机制
“自‘十七大’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医改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
当下，医改进入新的阶段，一些此前还在探讨、争议的问题逐渐厘清了思路，是时候对医改核心问题给出切实的解决路径。可以说，目前医改中出现的种种纠缠难解的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即早先医改指导文件中确定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原则。
会上，24家医药行业协（学）会在广泛听取并收集代表委员建议的同时，结合行业发展现实，起草了一份《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
这份建议提出，应尽快落实“十七大”报告中对医改提出的“四个分开”和“十八大”提出的基本精神，重点要改革体制、机制——
第一，落实管办分开就是两权分开。
尊重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就是医疗机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卫生体制和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推动建立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择优机制，自主经营，自主管理。仅仅增加投入还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全部问题，增加政府投入与改革体制机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二，落实医药分开不是收费平移。
目前实行的取消药品加成和收取医事服务费的“收费平移”等措施，不是解决医药分开的科学途径，也很难切断“以药补医”利益链。毕竟国家财政能力是有限的，而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是无限的，仅仅靠“收费平移”可能会使财政不堪重负。所以推动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开的新体制和竞争择优的新机制至关重要。
建议加快医药分业，通过多种途径剥离医院门诊药房，首先在条件成熟地区，推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站）不新设门诊药房和公立医院剥离原有门诊药房的试点，利用社会药店满足供应。推进医生和药剂师的自由执业制度，加快全科医生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家庭责任医师制度。应该取消药品差价率管制，政府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通过改革医保付费方式，强化制约与监督，堵死医生收红包、拿提成的“管涌”。
第三，消除社会资本准入医疗领域的“玻璃门”障碍。
改变“政策好但落实难”的现状，以实际行动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充分公开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环境，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尽快制定‘公立医院资产评估实施细则”，推动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保证医改健康、可持续推进。
最终，这份建议获得了与会代表委员的联署，被提交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天圣制药集团董事长刘群说：“在改革上，国家已经提出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最关键的是要把它兑现。只有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功，才能真正让药品企业轻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