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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处于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交界地带，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地震。其中，20世纪20年代给东京等地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关东大地震至今还常常被人们提及。
巨大的天灾
关东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58分～12点03分。震中位于东京附近的相模湾内，震级为里氏7.9级。大震后，不断有余震发生，由地震引发的火灾、海啸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接踵而至。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静冈、山梨、茨城等1府6县受灾。其中，作为日本都城的东京受灾严重。
在这次地震中，日本死亡、失踪人数在10万人以上，房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包括损毁或部分损毁后被烧掉的），受灾人数达300多万人，经济损失推定达55亿日元（1922年度日本政府制定的普通预算为17亿7000万日元）。
地震所引发的火灾破坏力巨大。地震时正值午饭时间，很多人家在生火做饭，突如其来的地震引发了多处起火点。再加上地震袭来的同时，台风在能登半岛登陆，受台风残余的影响，关东地区刮起了大风，火借着风势，使东京和横滨成为一片火海。大火燃烧了近两天时间，到9月3日才被扑灭。大火使得东京气温持续增高。地震发生后，位于东京的日本中央气象台还在继续观测，据该气象台的记载，到9月2日的黎明时分，该地气温高达46.4度。后来随着火势蔓延，该气象台也被烧毁。大火使东京约7成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包括作为政府机构的大藏省、内务省、外务省、警视厅等官厅建筑，东京的日本桥区、浅草区、下町地区被烧成一片废墟。
有日本学者分析，造成大火未能及时扑救的原因，主要是当时铺设地下水管道开始迅速普及，人们相信这些水管能够给消防工作提供水源，但在大地震发生时，埋设在地下的水管爆裂，失去了消防能力，再加上房屋非常密集，在强风的煽动下，火势越来越猛，难以控制。
地震所引起的海啸也袭击了相模湾沿岸和房总半岛沿岸等地，据当时的记录显示，有的地方海啸浪高达10米。在神奈川县的一些山区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一些村庄瞬间被泥石流吞噬。
流言引起的混乱
前所未有的天灾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恐慌。地震使交通和通讯断绝，当时东京除报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新闻幸存外，有13家报社被烧毁，已基本失去报道功能。通讯和交通的断绝，使灾区的情况很难立刻被外界了解，当时甚至出现了“政府首脑全部死亡”等传言。在灾区由于信息闭塞、对天灾的恐慌，各种谣言更是四散。 地震发生后3个小时左右，在东京和横滨，“社会主义分子和朝鲜人放火”、“不法朝鲜人暴动”等谣言就开始在民众、警察和军队中流传。9月2日，日本政府发布戒严令，给军队维持社会治安的权限。9月7日，又发布了紧急敕令“治安维持法”，要严惩“散布流言煽动犯罪、扰乱安宁秩序者”。这两个法令虽然表面上都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颁布，但实际上部分军队和警察将在日朝鲜人、社会主义者等看作是这两个法令的适用对象，认为他们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而依据这些法令对他们加以镇压。在震灾中惊恐万状的民众也为谣言所惑，在警察的指导下，在东京都内组织了562个所谓“自警团”，整个关东地区共组织了3686个自警团，以自警为名残杀在日朝鲜人。一些无辜的在日中国人也在这一时期被害。到10月份，自警团才逐步被取缔。
另外，从9月3日开始，军队和宪兵队趁机清剿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领导者，发生了杀害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妇及其6岁小外甥的“甘粕事件”等恶性事件。
这些人祸并非单纯由天灾引起，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里面。一方面，日本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激起朝鲜人民的反抗，很多日本人视在日的朝鲜人为潜在的危险分子。另一方面，一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等影响，日本国内建立了大量工会组织，工人运动也掀起高潮。针对这种状况，日本政府多次对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进行过镇压。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地震发生后又人为制造了一系列惨剧。
震后日本政府的应对
大地震发生时，日本政坛正处于新旧内阁交替时期。1923年8月24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加藤友三郎在任上病逝。8月28日，天皇向山本权兵卫降下大命，令其组阁。由于在阁僚的选择上迟迟没有定下来，9月1日新内阁还没有正式成立。地震发生后，摄政宫裕仁任命原加藤内阁的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任临时首相，水野錬太郎为内务大臣，临时主持局面。水野錬太郎在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时期曾担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有镇压朝鲜民族运动的经验。大地震发生后，他依据朝鲜人要暴动的谣言，请求发布戒严令。到9月2日下午5点，山本内阁才仓促成立，当时人们称山本内阁为“地震内阁”。由于电力中断，新内阁的任命仪式都是在东宫御所提灯进行的。
新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应对震灾，决定设置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发布戒严令和紧急征集令。9月2日，日本政府宣布在东京市内外实施戒严令，后来，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政府同时还决定支出备用金950万日元用于救灾。
以当时东京的条件，要为数以百万计的受灾民众提供避难场所是非常困难的。在地震和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人纷纷逃到空旷地带避难，上野公园、宫城前广场、日比谷公园等地聚集了数十万避难的民众。度过了最初两天的混乱之后，在政府组织下，救灾工作逐步展开。
9月2日，东京市开始了收容遇难者遗体的工作；4日开始修复道路桥梁；5日开始修复上水道；到7日左右，一些没有被烧毁的地区开始恢复供水。在横滨，相应的工作也陆续展开。
在物资供应方面，9月5日，政府决定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在东京，救援物资的配给开始进行，军队将配给的物资搬运到各地的公所内，再由町内会负责调查町内受灾人口，进行搬运和配给。6日，东京一些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米店也开始营业。
除政府的救援外，受灾地民众也展开了自救活动，居民中的志愿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全国各县纷纷向受灾严重的东京、横滨等地派出了救援队，并输送救援物资。9月3日以后，从其他地方来的救援物资陆续抵达灾区。
在各方的努力下，震后1周至10天左右，灾区形势大致稳定下来，东京、横滨等地开始建造收容难民的简易房。到15日，救援工作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传染病预防方面。同时，铁路等系统的运营也开始慢慢恢复。
灾后重建
大地震使东京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人们曾热议是否迁都，最后政府决定进行重建。9月12日，日本发布了“复兴帝都诏书”；之后设立了以首相山本权兵卫为总裁的“帝都复兴审议会”作为审议机关；又设置了内务省直辖的帝都复兴院作为执行机关，由内务大臣后藤新平任总裁。
后藤新平主持制定了大规模的复兴计划，其内容包括由国家买下全部受灾地；预见汽车时代即将来临，建议建设宽达100米的道路；在地下建设共同沟、容纳水管等公共设施等。最初该提案预算高达30亿日元，后来考虑到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再加上担心议会中政党的反对，在提交议会审议时，提出的预算是6年间共支出5亿9700万日元。尽管复兴计划预算遭到大幅削减，但还是部分得以实施，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帝都复兴院主要承担东京市和横滨市的重建任务，其他地区由府县政府负责。对东京的复兴计划主要包括重新整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重建确保民众生活的住宅项目、复兴经济及产业等几大块。
巨大的天灾
关东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58分～12点03分。震中位于东京附近的相模湾内，震级为里氏7.9级。大震后，不断有余震发生，由地震引发的火灾、海啸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接踵而至。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静冈、山梨、茨城等1府6县受灾。其中，作为日本都城的东京受灾严重。
在这次地震中，日本死亡、失踪人数在10万人以上，房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包括损毁或部分损毁后被烧掉的），受灾人数达300多万人，经济损失推定达55亿日元（1922年度日本政府制定的普通预算为17亿7000万日元）。
地震所引发的火灾破坏力巨大。地震时正值午饭时间，很多人家在生火做饭，突如其来的地震引发了多处起火点。再加上地震袭来的同时，台风在能登半岛登陆，受台风残余的影响，关东地区刮起了大风，火借着风势，使东京和横滨成为一片火海。大火燃烧了近两天时间，到9月3日才被扑灭。大火使得东京气温持续增高。地震发生后，位于东京的日本中央气象台还在继续观测，据该气象台的记载，到9月2日的黎明时分，该地气温高达46.4度。后来随着火势蔓延，该气象台也被烧毁。大火使东京约7成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包括作为政府机构的大藏省、内务省、外务省、警视厅等官厅建筑，东京的日本桥区、浅草区、下町地区被烧成一片废墟。
有日本学者分析，造成大火未能及时扑救的原因，主要是当时铺设地下水管道开始迅速普及，人们相信这些水管能够给消防工作提供水源，但在大地震发生时，埋设在地下的水管爆裂，失去了消防能力，再加上房屋非常密集，在强风的煽动下，火势越来越猛，难以控制。
地震所引起的海啸也袭击了相模湾沿岸和房总半岛沿岸等地，据当时的记录显示，有的地方海啸浪高达10米。在神奈川县的一些山区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一些村庄瞬间被泥石流吞噬。
流言引起的混乱
前所未有的天灾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恐慌。地震使交通和通讯断绝，当时东京除报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新闻幸存外，有13家报社被烧毁，已基本失去报道功能。通讯和交通的断绝，使灾区的情况很难立刻被外界了解，当时甚至出现了“政府首脑全部死亡”等传言。在灾区由于信息闭塞、对天灾的恐慌，各种谣言更是四散。 地震发生后3个小时左右，在东京和横滨，“社会主义分子和朝鲜人放火”、“不法朝鲜人暴动”等谣言就开始在民众、警察和军队中流传。9月2日，日本政府发布戒严令，给军队维持社会治安的权限。9月7日，又发布了紧急敕令“治安维持法”，要严惩“散布流言煽动犯罪、扰乱安宁秩序者”。这两个法令虽然表面上都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颁布，但实际上部分军队和警察将在日朝鲜人、社会主义者等看作是这两个法令的适用对象，认为他们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而依据这些法令对他们加以镇压。在震灾中惊恐万状的民众也为谣言所惑，在警察的指导下，在东京都内组织了562个所谓“自警团”，整个关东地区共组织了3686个自警团，以自警为名残杀在日朝鲜人。一些无辜的在日中国人也在这一时期被害。到10月份，自警团才逐步被取缔。
另外，从9月3日开始，军队和宪兵队趁机清剿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领导者，发生了杀害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妇及其6岁小外甥的“甘粕事件”等恶性事件。
这些人祸并非单纯由天灾引起，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里面。一方面，日本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激起朝鲜人民的反抗，很多日本人视在日的朝鲜人为潜在的危险分子。另一方面，一战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等影响，日本国内建立了大量工会组织，工人运动也掀起高潮。针对这种状况，日本政府多次对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进行过镇压。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地震发生后又人为制造了一系列惨剧。
震后日本政府的应对
大地震发生时，日本政坛正处于新旧内阁交替时期。1923年8月24日，时任日本首相的加藤友三郎在任上病逝。8月28日，天皇向山本权兵卫降下大命，令其组阁。由于在阁僚的选择上迟迟没有定下来，9月1日新内阁还没有正式成立。地震发生后，摄政宫裕仁任命原加藤内阁的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任临时首相，水野錬太郎为内务大臣，临时主持局面。水野錬太郎在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时期曾担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有镇压朝鲜民族运动的经验。大地震发生后，他依据朝鲜人要暴动的谣言，请求发布戒严令。到9月2日下午5点，山本内阁才仓促成立，当时人们称山本内阁为“地震内阁”。由于电力中断，新内阁的任命仪式都是在东宫御所提灯进行的。
新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应对震灾，决定设置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发布戒严令和紧急征集令。9月2日，日本政府宣布在东京市内外实施戒严令，后来，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政府同时还决定支出备用金950万日元用于救灾。
以当时东京的条件，要为数以百万计的受灾民众提供避难场所是非常困难的。在地震和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人纷纷逃到空旷地带避难，上野公园、宫城前广场、日比谷公园等地聚集了数十万避难的民众。度过了最初两天的混乱之后，在政府组织下，救灾工作逐步展开。
9月2日，东京市开始了收容遇难者遗体的工作；4日开始修复道路桥梁；5日开始修复上水道；到7日左右，一些没有被烧毁的地区开始恢复供水。在横滨，相应的工作也陆续展开。
在物资供应方面，9月5日，政府决定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在东京，救援物资的配给开始进行，军队将配给的物资搬运到各地的公所内，再由町内会负责调查町内受灾人口，进行搬运和配给。6日，东京一些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米店也开始营业。
除政府的救援外，受灾地民众也展开了自救活动，居民中的志愿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全国各县纷纷向受灾严重的东京、横滨等地派出了救援队，并输送救援物资。9月3日以后，从其他地方来的救援物资陆续抵达灾区。
在各方的努力下，震后1周至10天左右，灾区形势大致稳定下来，东京、横滨等地开始建造收容难民的简易房。到15日，救援工作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传染病预防方面。同时，铁路等系统的运营也开始慢慢恢复。
灾后重建
大地震使东京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人们曾热议是否迁都，最后政府决定进行重建。9月12日，日本发布了“复兴帝都诏书”；之后设立了以首相山本权兵卫为总裁的“帝都复兴审议会”作为审议机关；又设置了内务省直辖的帝都复兴院作为执行机关，由内务大臣后藤新平任总裁。
后藤新平主持制定了大规模的复兴计划，其内容包括由国家买下全部受灾地；预见汽车时代即将来临，建议建设宽达100米的道路；在地下建设共同沟、容纳水管等公共设施等。最初该提案预算高达30亿日元，后来考虑到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再加上担心议会中政党的反对，在提交议会审议时，提出的预算是6年间共支出5亿9700万日元。尽管复兴计划预算遭到大幅削减，但还是部分得以实施，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帝都复兴院主要承担东京市和横滨市的重建任务，其他地区由府县政府负责。对东京的复兴计划主要包括重新整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重建确保民众生活的住宅项目、复兴经济及产业等几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