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上小学时，成天背着书包，书包里总是那几篇干巴巴的课文，图书室的门永远锁着，那些花花绿绿的课外书可望而不可即。
　　不难想象，没有《格林童话》的陪伴，不知道阿里巴巴的故事，只能托着下巴在窗前发呆的童年，是多么的苍白和乏味。
　　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无意中在同学家的书柜上看见一摞《红蕾》和《少年文艺》，我如获至宝，借回去如饥似渴地看起来。整整一个下午，我坐在桌前一动不动。至今仍记得那个温暖的午后，明媚的阳光照在我兴奋的脸上，我沉浸在《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里，像一尾在水中快活游弋的鱼。
　　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直至今日，再也没有那样畅快淋漓地读过书。
　　升入中学后，老师们“专制”起来。规定不许谈恋爱，不许看任何课外读物。班主任说“读书改变命运”，但只许读教科书，读其它书是不务正业，不思进取。
　　中学时代的我，分外乖巧，一心只读“圣贤书”，课本以外的知识近乎一无所知。现在想来，这的确是教育的悲哀。烂漫无瑕的年华，为了高考，青少年像秀才做八股一样，死读书，读死书，无意中沦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升入大学的第二天，在图书馆里，面对一排排如整装待发士兵的书籍，我咬着牙没让眼泪涌出。
　　左边是书，右边是书，没有朋友也不孤独。在外求学的四年，远离家乡，但有了书籍的陪伴，我鲜有乡愁。《昆虫记》《忏悔录》《复活》《西方的没落》《约翰·克里斯多夫》《(论语)别裁》《柳如是别传》《美学散步》《万历十五年》……在这一串无限延长的书单里，大师们的思想就像高悬的明灯，照亮了我年轻跃动的心灵。
　　大学毕业时，除了一纸毕业文凭，我积累了十几本读书笔记和一大捆沉甸甸的文稿。离开校园的时候，特意在图书馆前照了张相，我知道自己不虚此行。
　　参加工作后，我更是嗜书如命。阳光温和的下午，我会在阳台上捧着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寥寥几笔，民国学者们的音容跃然纸上。秋雨缠绵的夜晚，翻一翻周作人的《雨天的书》，闲适之外又品出一番苦寂的滋味。
　　周末无事去逛街，总是不经意间逛到新华书店。看到专柜上一套三联版的《陈寅恪集》，我咬咬牙，决定买下来。工作人员找了个纸箱，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本本装进去。她一边装一边说：“这套书大概从零一年就摆在这儿，那年我刚上班呢。七八年了，没有一个人问过它。看来你和它还挺有缘分。”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涌起一股淡淡的感动。白纸黑字，墨香绵长，抚摸着暗黄色的书脊，大师的气息扑面而来。
　　老先生云，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此言不虚。如若衣食无忧，另有好书相伴，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