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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韩国本土涌现了多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影片，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这类影片意在揭露国家政治中的“暗箱操作”，让民众正视过往的黑暗历史，在反思中纠正错误，从而完善国家法律体系。本文将以韩国影片《辩护人》为例，从叙事模式、叙事符号以及叙事视角等方面，浅析该片的叙事方式及文化内涵。
关键词：真实事件 改编 社会问题 叙事模式 叙事符号 叙事视角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7-0157-03
影片《辩护人》于2013年12月在韩国本土上映，取得了十分强烈的反响，总观影人次超过1137万，连续29天占领票房榜首。导演兼编剧杨佑硕在采访中表示：虽然该片是根据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真实事例改编而来，但初衷并不是一部人物传记电影。该片只是在依托原版故事题材的基础上，讲述了韩国20世纪末军事独裁时期的社会转型缩影。
一般来说，像《辩护人》这样充满话题性的政治题材电影，在大多数国家均有一套严格的监管体系进行限制，而韩国的分级制及相关的电影审查体系为韩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创作土壤”，不仅在涉及政治题材的影片上大胆露骨，还在其他诸如《素媛》《熔炉》《孩子们》《那家伙的声音》《东京审判》等涉及敏感题材的影片中真实再现了那些“血淋淋的历史”。
《辩护人》以1981年韩国金斗焕独裁统治时期的“釜林事件”为蓝本，以已故前总统卢武铉曾在担任律师时，为该事件受害学生辩护一事为原型。讲述了一名无背景、无学历、无权利、无钱财的普通税务律师宋佑硕，凭借对曾恩惠于己的汤泡饭店老板娘的报答之情和对正义的渴望挺身而出，为被当局政府挂上“赤化”罪名的无辜学生们辩护，最终转变成一名向专制政权抗争、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权律师的故事。该片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还原度较高的情节、视听语言的巧妙运用、追求正义与民主的主题、人物关系建构的认同感之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编剧杨佑硕在叙事结构上的精心设计。下面，笔者将围绕影片《辩护人》，重点从其叙事模式、叙事符号以及叙事视角这三个层面，试谈该片的叙事方式及影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一、叙事模式：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韩国Faction电影
韩国Faction电影是指fact（纪实）与fiction（虚构的文学作品或事件）相结合的影片，即依托真实事件或以现实人物为原型而改编的电影。此类影片在韩国本土电影市场上占据相当量的比重，在真实还原事件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化和影像化的处理，加入了大量的人物心理动机、行动线及事件所产生的后续影响，并与高质量的拍摄水准相结合，收获了来自不同国界、不同年龄的观影群。
影片《辩护人》将韩国20世纪末社会转型时期的状态，聚焦于一位主要人物和几位次要人物上，将这些人物浓缩为几组具体的叙事关系，是近10年来韩国Faction电影艺术创作中的新突破。通过展现前任总统的亲历视角，在表达社会底层被欺压的苦难之时，对该时期社会中存在的制度问题乃至道德问题进行关照与思考。由于截取小视角的体例问题，《辩护人》以具体的事件与人物关系的转变来体现由独裁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时代巨变，虽然对观众心理底线和公共良知存在较大的挑战，但相比宏大叙事的人物传记片，更便于引起观众的共鸣，且更容易建构影片的叙事体系与叙事节奏，使得观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观影后的思考与社会残留问题的疗救。
由于韩国Faction电影是以fact（真实事件）为蓝本，因而其影片反映出的影像风格多为强烈的纪实主义，但并没有在刻画人物形象上有所懈怠，而是通过平实温暖的细节展现或真实不拘的内心独白而娓娓而谈。这类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韩国电影所独有的“苦难叙事类型”，即成为底层群众、边缘群体的发声载体。虽然影片揭露了政治家或犯罪者的恶行，但鞭挞的并不止于此，而是借此向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指责，展现不同阶层民众生活间的差异，从而唤醒一个民族的意识觉醒与制度改变。
除了韩国Faction电影的类型叙事外，《辩护人》的故事还具备了“时代限制与地域限制”这两大独特性。也就是说，该故事在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时间均不适用，只能在20世纪末的韩国才可以成立。具体折射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影片中——20世纪末的“釜林事件”前后，韩国在金斗焕政府军事独裁的专制统治下，以防止國家被“赤化”为由，抓捕了大量的所谓“带有赤化思想”的学生，公务人员无视法律的制约，对无辜的大学生们进行无休止的迫害。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与美国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在媒体、法制建设方面更为明显。反映在影片中则是，虽然韩国政府处于军事独裁专制时期，但在抓捕“带有赤化思想”学生的同时，也要在形式上走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辩护人》中，对终辩起到制约作用的是外国媒体对审判法庭的旁听与报道，这对当时可以操控法庭审判的韩国政府有一定的扼制作用。
二、叙事符号：出现7次的“汤泡饭”
宋佑硕在汤泡饭店用餐过后，一位眼神清澈的少年（老板娘的儿子镇宇）告诉他：“即使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终会碎成细沙，而鸡蛋终究会孵化越过岩石”。这句话不仅成为宋佑硕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并且其进行对话的场所——汤泡饭店，也成为《辩护人》中的重要叙事符号。
汤泡饭店在全片共出现了7次，分别是2次概要场景和5次重要场景，几乎串联起了整部影片的情节脉络，同时也是主人公宋佑硕在人生跌宕起伏的各个时期的反映，见证了他从考取律师资格证时的贫穷潦倒到事业的如火如荼，从自大与骄傲到民主、自由意识的彻底觉醒。在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中，把《辩护人》的这种叙事方式称为“单一叙事”及“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情”。也就是说，虽然都是在同样的场所，但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主人公的身份与经历也在不断的变化。 宋佑硕多次到汤泡饭店吃饭，但每次发生的情节却不同：1971年，穷困潦倒的宋佑硕吃完汤泡饭后，趁着老板娘不注意便溜走;1978年，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宋佑硕在经济景气之时回到汤泡饭店吃饭，并将7年前欠下的饭钱还上;1981年，财大气粗的宋佑硕在汤泡饭店醉酒后出言不逊，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生意越做越大的宋佑硕打算重新装修事务所;为老板娘儿子辩护失败后，宋佑硕在汤泡饭店得知了最后的审判结果。由此可见，虽然都是宋佑硕到汤泡饭店吃饭，但每次用餐后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这便是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的“频率单元”所讲的“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情”。
此外，2次概要事件都发生在宋佑硕的事业如日中天的阶段，与其相衔接的镜头均是律师事务所内络绎不绝的画面。即便如此，宋佑硕仍然每天都去汤泡饭店吃饭，照顾老板娘的生意。即使事务长已经吃腻了汤泡饭，宋佑硕仍然没有改变就餐习惯。几组简单的镜头与内容，便塑造了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物形象——不管再怎么富有，始终不会忘记在自己落魄之时吃的那顿“霸王餐”，也不会忘记善良宽容的老板娘。所以才有后来的宋佑硕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不惜得罪无数高官，也要坚定的为老板娘的儿子出庭辩护一事。
把2次概要事件和5次重要事件都放在同一个地点发生，并且安排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便很容易让观众看出其中的对比。汤泡饭店中在影片中不只是一个场景，汤泡饭也不只是一种食物，更是作为了一种叙事符号，通过事件的差异和情节的演变带来叙事上的戏剧张力。因而，观众便可以通过生活化的场景与表演，自然带入到剧情之中，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价、揣测人物。
三、叙事视角：内认知聚焦与观众认知聚焦
如若身处一个专制强权的政治统治之下，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与之抗衡的，大多的结果只有无力的服从与牺牲，这就好比“蝼蚁”与“大象”的关系。面对这一问题，在《辩护人》中，创作者巧妙地运用主人公的个人视角（内认知聚焦）以及观众的观者视角（观众认知聚焦）来表现宋佑硕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与独裁的国家政府相抗争、周旋的。
最初，“聚焦”被定义为叙述者与他所叙述的人物之间的一种认知关系。而后，热奈特提出使用“聚焦”来表达叙述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再后来，学者们根据认知聚焦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再次分类。其中，对“内认知聚焦”进行定义，即叙事局限在剧中人物所知道的范围内，观众会站在该人物的立场上来观看事态的发展过程。但是，利用“内认知聚焦”叙事的剧中人物对于事情的感知存在着自己的主观判断与主观意愿，有着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发现，《辩护人》的前半部分几乎是以宋佑硕的视点在讲故事，大多数场景都是他在场所经历的，而作为观众能够知晓的内容与主人公相差不多。在交代宋佑碩的人设后，跟随他的视点，我们能够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正处于政治与经济的转型期。经济上，购买公寓商品房的人数激增，这也是宋佑硕开始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的由头所在。与此同时，在政治上，韩国民众被专制强权所压制，“釜山读书联合会”一事将影片推向高潮。也正是这一事故的产生，我们开始看到了在宋佑硕认知范围以外的事情。至此，观众认知聚焦的信息量渐渐大于内认知聚焦。
观众认知聚焦是创作者设计出的能够比剧中人物得到更多认知的一种叙事方式。具体来说，警察车多英的出现是观众认知与剧中人物认识的信息量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场景的变化，车多英从出场接受授勋到后来与检察官的单独对话，是宋佑硕所不清楚的，这就完成了宋佑硕“不在场”的叙事任务。他不会知道车东英之所以痛恨“赤色分子”是由于其父亲在“6·25”事件中去世，因为这一切是从另外一个宋佑硕“不在场”的视角来讲述的，但是观众却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
其次，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得知，车多英并非不知道被捕学生们不是“赤色分子”，但他一味的认为这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定”，所以不惜利用错误的评判标准对他人施以暴行。车多英愚昧的忠诚与“病态的”国家体制密不可分，当宋佑硕在拘留所第一次与车多英发生正面冲突，听到国歌后的车多英立马停下拳脚，站起身子立正敬礼。而只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宋佑硕并不了解车东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从车多英出场开始，观众的注意力便不再是宋佑硕的蜕变史，而是车东英及他背后整个政治体系与宋律师之间的斗争。
此外，在汤泡饭店闹的不欢而散的聚餐中，宋佑硕已成为自立门户开律师事务所的成功商人，对国家形势发生的变化浑然不知，自认“一切安好”，但作为记者的同窗润泽却当面和他发生了冲突。作为记者的润泽，看着电视上、报纸上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新闻时，感到莫大的无助。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国家言论被政府所控的情况，但眼看着努力追寻事情真相的同事们都被清退，只能与“不得已而为之”“想要保住饭碗”的无名之辈们在岗位上“苟延残喘”。当身为学生的朴镇宇都意识到社会中出现的恶劣问题，想要与同学们共同探寻救国之路时，忙于事务所业务的宋佑硕对此却是毫不知情，因此，他与观众的视野出现了极大差别。
四、结语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并不少见，但在历史素材和依据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无疑增强了《辩护人》的深度和广度。再加上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完整而又有新意，为影片赋予了更强的感染力。
《辩护人》在上映后不久，“釜林事件”中原本被判有罪的无辜青年们都得到了平反，因此说这是一部改变了国家的影片。虽然在最终辩护中以失败告终，但是给世人留下的真相可以说是“最辉煌的胜利”。在影片结尾，宋佑硕因带头呼吁“民主主义”而被拘留。在审判法庭上，釜山142名律师中有99名成了他的辩护人。坐在被告席的宋佑硕，身后不断有律师为他起立，原本眉头紧锁的宋佑硕逐渐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也是《辩护人》所想传达的最深层次的内涵——当你为维护他人权益站在最前面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为你的维权而站出来发声。
参考文献：
[1]林怡山.韩国电影《辩护人》的叙事学探析[J].美与时代（下），2016，（06）.
[2]金舒.韩国电影《辩护人》的叙事策略研究[J].电影文学，2017，（11）.
[3]李显杰.电影叙事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4]韩梦薇.韩国Faction电影相关特色浅谈——以2013年票房前十名中的《素媛》、《回家的路》、《辩护人》为例[J].东南传播，2015，（01）.
[5]马庆云.《辩护人》：浓缩的韩国转型期故事[J].商周刊，2014，（09）.
[6]文烨.电影化叙事：视觉聚焦和认知聚焦[J].当代电影，2013，（12）.
[7][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关键词：真实事件 改编 社会问题 叙事模式 叙事符号 叙事视角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07-0157-03
影片《辩护人》于2013年12月在韩国本土上映，取得了十分强烈的反响，总观影人次超过1137万，连续29天占领票房榜首。导演兼编剧杨佑硕在采访中表示：虽然该片是根据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真实事例改编而来，但初衷并不是一部人物传记电影。该片只是在依托原版故事题材的基础上，讲述了韩国20世纪末军事独裁时期的社会转型缩影。
一般来说，像《辩护人》这样充满话题性的政治题材电影，在大多数国家均有一套严格的监管体系进行限制，而韩国的分级制及相关的电影审查体系为韩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创作土壤”，不仅在涉及政治题材的影片上大胆露骨，还在其他诸如《素媛》《熔炉》《孩子们》《那家伙的声音》《东京审判》等涉及敏感题材的影片中真实再现了那些“血淋淋的历史”。
《辩护人》以1981年韩国金斗焕独裁统治时期的“釜林事件”为蓝本，以已故前总统卢武铉曾在担任律师时，为该事件受害学生辩护一事为原型。讲述了一名无背景、无学历、无权利、无钱财的普通税务律师宋佑硕，凭借对曾恩惠于己的汤泡饭店老板娘的报答之情和对正义的渴望挺身而出，为被当局政府挂上“赤化”罪名的无辜学生们辩护，最终转变成一名向专制政权抗争、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权律师的故事。该片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还原度较高的情节、视听语言的巧妙运用、追求正义与民主的主题、人物关系建构的认同感之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编剧杨佑硕在叙事结构上的精心设计。下面，笔者将围绕影片《辩护人》，重点从其叙事模式、叙事符号以及叙事视角这三个层面，试谈该片的叙事方式及影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一、叙事模式：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韩国Faction电影
韩国Faction电影是指fact（纪实）与fiction（虚构的文学作品或事件）相结合的影片，即依托真实事件或以现实人物为原型而改编的电影。此类影片在韩国本土电影市场上占据相当量的比重，在真实还原事件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化和影像化的处理，加入了大量的人物心理动机、行动线及事件所产生的后续影响，并与高质量的拍摄水准相结合，收获了来自不同国界、不同年龄的观影群。
影片《辩护人》将韩国20世纪末社会转型时期的状态，聚焦于一位主要人物和几位次要人物上，将这些人物浓缩为几组具体的叙事关系，是近10年来韩国Faction电影艺术创作中的新突破。通过展现前任总统的亲历视角，在表达社会底层被欺压的苦难之时，对该时期社会中存在的制度问题乃至道德问题进行关照与思考。由于截取小视角的体例问题，《辩护人》以具体的事件与人物关系的转变来体现由独裁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时代巨变，虽然对观众心理底线和公共良知存在较大的挑战，但相比宏大叙事的人物传记片，更便于引起观众的共鸣，且更容易建构影片的叙事体系与叙事节奏，使得观者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观影后的思考与社会残留问题的疗救。
由于韩国Faction电影是以fact（真实事件）为蓝本，因而其影片反映出的影像风格多为强烈的纪实主义，但并没有在刻画人物形象上有所懈怠，而是通过平实温暖的细节展现或真实不拘的内心独白而娓娓而谈。这类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韩国电影所独有的“苦难叙事类型”，即成为底层群众、边缘群体的发声载体。虽然影片揭露了政治家或犯罪者的恶行，但鞭挞的并不止于此，而是借此向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指责，展现不同阶层民众生活间的差异，从而唤醒一个民族的意识觉醒与制度改变。
除了韩国Faction电影的类型叙事外，《辩护人》的故事还具备了“时代限制与地域限制”这两大独特性。也就是说，该故事在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时间均不适用，只能在20世纪末的韩国才可以成立。具体折射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影片中——20世纪末的“釜林事件”前后，韩国在金斗焕政府军事独裁的专制统治下，以防止國家被“赤化”为由，抓捕了大量的所谓“带有赤化思想”的学生，公务人员无视法律的制约，对无辜的大学生们进行无休止的迫害。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与美国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在媒体、法制建设方面更为明显。反映在影片中则是，虽然韩国政府处于军事独裁专制时期，但在抓捕“带有赤化思想”学生的同时，也要在形式上走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辩护人》中，对终辩起到制约作用的是外国媒体对审判法庭的旁听与报道，这对当时可以操控法庭审判的韩国政府有一定的扼制作用。
二、叙事符号：出现7次的“汤泡饭”
宋佑硕在汤泡饭店用餐过后，一位眼神清澈的少年（老板娘的儿子镇宇）告诉他：“即使岩石再坚硬也是死的，鸡蛋再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终会碎成细沙，而鸡蛋终究会孵化越过岩石”。这句话不仅成为宋佑硕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并且其进行对话的场所——汤泡饭店，也成为《辩护人》中的重要叙事符号。
汤泡饭店在全片共出现了7次，分别是2次概要场景和5次重要场景，几乎串联起了整部影片的情节脉络，同时也是主人公宋佑硕在人生跌宕起伏的各个时期的反映，见证了他从考取律师资格证时的贫穷潦倒到事业的如火如荼，从自大与骄傲到民主、自由意识的彻底觉醒。在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中，把《辩护人》的这种叙事方式称为“单一叙事”及“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情”。也就是说，虽然都是在同样的场所，但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主人公的身份与经历也在不断的变化。 宋佑硕多次到汤泡饭店吃饭，但每次发生的情节却不同：1971年，穷困潦倒的宋佑硕吃完汤泡饭后，趁着老板娘不注意便溜走;1978年，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宋佑硕在经济景气之时回到汤泡饭店吃饭，并将7年前欠下的饭钱还上;1981年，财大气粗的宋佑硕在汤泡饭店醉酒后出言不逊，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生意越做越大的宋佑硕打算重新装修事务所;为老板娘儿子辩护失败后，宋佑硕在汤泡饭店得知了最后的审判结果。由此可见，虽然都是宋佑硕到汤泡饭店吃饭，但每次用餐后的结局却迥然不同，这便是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的“频率单元”所讲的“若干次发生过若干次的事情”。
此外，2次概要事件都发生在宋佑硕的事业如日中天的阶段，与其相衔接的镜头均是律师事务所内络绎不绝的画面。即便如此，宋佑硕仍然每天都去汤泡饭店吃饭，照顾老板娘的生意。即使事务长已经吃腻了汤泡饭，宋佑硕仍然没有改变就餐习惯。几组简单的镜头与内容，便塑造了一个重情重义的人物形象——不管再怎么富有，始终不会忘记在自己落魄之时吃的那顿“霸王餐”，也不会忘记善良宽容的老板娘。所以才有后来的宋佑硕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不惜得罪无数高官，也要坚定的为老板娘的儿子出庭辩护一事。
把2次概要事件和5次重要事件都放在同一个地点发生，并且安排主人公做同样的事情，便很容易让观众看出其中的对比。汤泡饭店中在影片中不只是一个场景，汤泡饭也不只是一种食物，更是作为了一种叙事符号，通过事件的差异和情节的演变带来叙事上的戏剧张力。因而，观众便可以通过生活化的场景与表演，自然带入到剧情之中，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价、揣测人物。
三、叙事视角：内认知聚焦与观众认知聚焦
如若身处一个专制强权的政治统治之下，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与之抗衡的，大多的结果只有无力的服从与牺牲，这就好比“蝼蚁”与“大象”的关系。面对这一问题，在《辩护人》中，创作者巧妙地运用主人公的个人视角（内认知聚焦）以及观众的观者视角（观众认知聚焦）来表现宋佑硕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与独裁的国家政府相抗争、周旋的。
最初，“聚焦”被定义为叙述者与他所叙述的人物之间的一种认知关系。而后，热奈特提出使用“聚焦”来表达叙述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再后来，学者们根据认知聚焦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再次分类。其中，对“内认知聚焦”进行定义，即叙事局限在剧中人物所知道的范围内，观众会站在该人物的立场上来观看事态的发展过程。但是，利用“内认知聚焦”叙事的剧中人物对于事情的感知存在着自己的主观判断与主观意愿，有着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发现，《辩护人》的前半部分几乎是以宋佑硕的视点在讲故事，大多数场景都是他在场所经历的，而作为观众能够知晓的内容与主人公相差不多。在交代宋佑碩的人设后，跟随他的视点，我们能够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正处于政治与经济的转型期。经济上，购买公寓商品房的人数激增，这也是宋佑硕开始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的由头所在。与此同时，在政治上，韩国民众被专制强权所压制，“釜山读书联合会”一事将影片推向高潮。也正是这一事故的产生，我们开始看到了在宋佑硕认知范围以外的事情。至此，观众认知聚焦的信息量渐渐大于内认知聚焦。
观众认知聚焦是创作者设计出的能够比剧中人物得到更多认知的一种叙事方式。具体来说，警察车多英的出现是观众认知与剧中人物认识的信息量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场景的变化，车多英从出场接受授勋到后来与检察官的单独对话，是宋佑硕所不清楚的，这就完成了宋佑硕“不在场”的叙事任务。他不会知道车东英之所以痛恨“赤色分子”是由于其父亲在“6·25”事件中去世，因为这一切是从另外一个宋佑硕“不在场”的视角来讲述的，但是观众却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
其次，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得知，车多英并非不知道被捕学生们不是“赤色分子”，但他一味的认为这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定”，所以不惜利用错误的评判标准对他人施以暴行。车多英愚昧的忠诚与“病态的”国家体制密不可分，当宋佑硕在拘留所第一次与车多英发生正面冲突，听到国歌后的车多英立马停下拳脚，站起身子立正敬礼。而只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宋佑硕并不了解车东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从车多英出场开始，观众的注意力便不再是宋佑硕的蜕变史，而是车东英及他背后整个政治体系与宋律师之间的斗争。
此外，在汤泡饭店闹的不欢而散的聚餐中，宋佑硕已成为自立门户开律师事务所的成功商人，对国家形势发生的变化浑然不知，自认“一切安好”，但作为记者的同窗润泽却当面和他发生了冲突。作为记者的润泽，看着电视上、报纸上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新闻时，感到莫大的无助。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国家言论被政府所控的情况，但眼看着努力追寻事情真相的同事们都被清退，只能与“不得已而为之”“想要保住饭碗”的无名之辈们在岗位上“苟延残喘”。当身为学生的朴镇宇都意识到社会中出现的恶劣问题，想要与同学们共同探寻救国之路时，忙于事务所业务的宋佑硕对此却是毫不知情，因此，他与观众的视野出现了极大差别。
四、结语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并不少见，但在历史素材和依据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无疑增强了《辩护人》的深度和广度。再加上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完整而又有新意，为影片赋予了更强的感染力。
《辩护人》在上映后不久，“釜林事件”中原本被判有罪的无辜青年们都得到了平反，因此说这是一部改变了国家的影片。虽然在最终辩护中以失败告终，但是给世人留下的真相可以说是“最辉煌的胜利”。在影片结尾，宋佑硕因带头呼吁“民主主义”而被拘留。在审判法庭上，釜山142名律师中有99名成了他的辩护人。坐在被告席的宋佑硕，身后不断有律师为他起立，原本眉头紧锁的宋佑硕逐渐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也是《辩护人》所想传达的最深层次的内涵——当你为维护他人权益站在最前面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为你的维权而站出来发声。
参考文献：
[1]林怡山.韩国电影《辩护人》的叙事学探析[J].美与时代（下），2016，（06）.
[2]金舒.韩国电影《辩护人》的叙事策略研究[J].电影文学，2017，（11）.
[3]李显杰.电影叙事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4]韩梦薇.韩国Faction电影相关特色浅谈——以2013年票房前十名中的《素媛》、《回家的路》、《辩护人》为例[J].东南传播，2015，（01）.
[5]马庆云.《辩护人》：浓缩的韩国转型期故事[J].商周刊，2014，（09）.
[6]文烨.电影化叙事：视觉聚焦和认知聚焦[J].当代电影，2013，（12）.
[7][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