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社会，好像每个人都在焦虑，尽管“焦虑的心情人人相似，焦虑的原因各有不同”。
　　以我个人的体会，中国人之所以特别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充满种种不确定性。我第一次产生这种焦虑感是在大学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哲学系老师告诉我说：上帝死了，一切坚硬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我们要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尼采的话，但当时这句话却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如果上帝死了，那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考进大学又有什么意义。
　　为了排除这种焦虑，我大学四年差不多都泡在图书馆里，希望能从书里找到答案。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记者，这时已是1990年代，金钱开始成为了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国家有没有进步，衡量的标准就是GDP（国民生产总值），而个人呢，就是看你有多少钱。那时全中国所有的马路上都贴着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
　　有一次我去一个著名的“造假村”做调研，他们用面粉和糖来做一些板蓝根之类的假药，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结果脱贫致富了。调研结束后村长指着身后崭新的砖瓦房，底气十足地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让全村人都富起来了。”此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接受这样一种“现实”：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进步，都不是黑白分明的，大量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灰色的地带。这也成为我后来写作的一个主要立场和观点。
　　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在面对“义利取舍”时会产生很强的焦虑感。好在我很早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没有过多受之困扰。
　　记得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记者考察团，我们筹了5000块钱从上海出发，用5个月的时间把整个南中国逛了一圈。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城市，从没有接触过农村，而那5个月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们曾到过湖南的一个县，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去看了当地最穷的一个家庭。那户人家在一座山上，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女人带着她的三个女儿过活，当我们到的时候，只有她和两个女儿在门口迎接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三个女儿只有两条裤子，一个女儿只好躺在床上。打开她们的锅盖，里面全是番薯，墙上挂的是干的辣椒和干的玉米，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门前空地上走来走去的两只土鸡。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给那位母亲留了五十块钱，结果就看到她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像着魔了一样。同村的人说，她知道这是一张很大的钱，但她不知道到底有多大。
　　从那以后，我变得不再愤怒。我想，一个人能在年轻的时候做一次长途旅行，亲自用脚丈量过这个国家，亲眼看看这片土地上“生之多艰”的人们，那么对自己的成长都有很大的益处。也因为这件事，我清楚知道财富的价值和用处，我觉得当一个有钱人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过一句话：合格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抵抗住来自各种各样组织的诱惑，才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
　　孔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叫颜回，一个叫子贡。颜回是一个非常安贫乐道的人，但二十九岁的时候就满头白发了，四十岁就挂掉了，而子贡正好相反，他学问不错，也很富有，一直活到七十岁才去世。孔子周游列国，都是靠他去资助和打点。他生意做得很大，在列国之间非常有影响力，以至于他每到一个诸侯国，诸侯国的国君都要跟他平等地行使礼节，这是很让后人心折的一种人生状态。所以，我宁愿做子贡，而不是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