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已拉响“埃博拉警报”，全球各地纷纷担忧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可能从非洲扩散出来。埃博拉病毒潜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致命病毒的因素，1976年在埃博拉河地区发现了埃博拉病毒，40年后医学研究人员仍然没有找到能预防埃博拉病毒的方法，它们是自然界中最完美的杀人机器。
　　疾病瘟疫始终与人类相伴，中外历史中，疾病与瘟疫源源不断地改变着历史面貌，与战争、贸易、移民等诸多活动一起，深刻影响历史进程。
　　明末清初瘟疫在中国的横行就深刻改变中国历史。内外交困的大明王朝可谓气数已尽，明末气候刚好遇上小冰期，天象异常，陕北地区连年大旱，赤地千里，蝗灾和瘟疫趁势而起，席卷整个帝国。大疫之年，饥荒和流民撼动了明朝根基，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明清易代之时，游牧民族出身的满人南下之后无法适应农耕民族居住密集的环境，不少八旗士兵染上了天花。为躲避天花，清代皇帝在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康熙皇帝因幼年在天花大疫中幸存而登上皇位。
　　蒙古骑兵征服亚欧大陆，让欧洲人产生了“黄祸”的恐惧。一望无际的草原作为大陆通道，使世界第一次实现了“全球化”，沿着这条通道，疫情的传播与蒙古大军的西征同步进行，蒙古大军将鼠疫带到了欧洲，军队的密集共处常让沿途或驻扎处成为鼠疫流行的起点。这次鼠疫给欧洲造成了灭顶之灾，之后黑死病又肆虐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三百多年，黑死病成为欧洲挥之不去的梦魇。瘟疫过后，欧洲十室九空，赤地千里。劳动力相对于土地变得稀缺，土地变得剩余，因此地租下降、实际工资上涨。与同时期的中国因人口增长抵消财富增长的内卷化发展模式不同，东西方出现了在国民财富方面的“大分流”：农民对地主的议价能力提高，这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帶来了契机。
　　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不仅传播了欧洲霸权，也编制了一张全球瘟疫传播网络，首当其冲的是新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两个文明板块的碰撞，既可以擦出进步的火花，也可能是海啸地震的灭顶之灾。欧洲人征服美洲不仅靠钢铁和枪炮，还有一种生化武器——病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拥有庞大人口和先进文明的印加帝国在一小撮西班牙殖民入侵中迅速崩溃，而且印第安人死亡率惊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不是入侵者，而是抵抗者，西班牙殖民者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是因为白人已经适应病菌，但对特定病菌缺乏免疫力的美洲印第安人却是致命的。正是借助病菌，西班牙人在美洲实现了殖民扩张。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从天花到麻疹，从伤寒到流感……在瘟疫的帮助下，西班牙人驯服了印第安人，强迫他们在矿山上劳作。正是印第安人容易感染疾病，在种植园和矿山纷纷病倒。西班牙人从非洲运来了体格健壮的黑人，黑人从此跌入了在新大陆被奴役的深渊。
　　历史是公平的，新大陆回敬白人的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毒——梅毒。梅毒的大流行更深刻改变了欧洲历史，梅毒在欧洲的传播史内嵌于资本主义、文艺复兴之中。
　　在盘尼西林发明前，梅毒被视为不可治愈的病，人们将其视为来自原罪的惩罚，梅毒的流行为禁欲思想盛行提供了心理基础。在欧洲，梅毒的流行导致了两种后果：技术进步和宗教狂热。
　　瘟疫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悲情与无奈。直到今日，人类也不能完全战胜瘟疫，正如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所说，“什么时候人类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最基础的决定因素。”